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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实的革命景象

日期:2015/4/9 阅读 ( 10095 )【 来源 : 新民周刊 】
撰稿|殷罗毕
 
  20世纪有一个神奇的国家——南斯拉夫,2003年之后,它就不存在了。在这样一个被临时组装起来(一战之后)、此后又消失的国家之中,个人对于国家事务定然有着一种更为独特的观看方式——我称之为从死亡的方向看过来的透视感。一切都不再是必然的和本质性的,而游戏感和荒诞感充斥了全部历史场景。契斯的小说恰恰在这种国家界限的不断跨越中,呈现出了20世纪的革命景象。我们从中可以窥见革命的精神秘密和命运。
  南斯拉夫在整个欧洲,无论对于西方还是前苏联东欧集团,都是一个边缘地带,而契斯在南斯拉夫国内,更是一个边缘人,因为他的犹太身份。
  他的短篇小说集《达维多维奇之墓》由七个作品组成,每篇作品都是一部传记,其中都有一个卷入政治漩涡的国际职业革命者的形象,最终的命运都是死于非命。
  在《红木柄小刀》中,米克夏被上级指派,去处死“基于许多理由,最适合被指控为叛徒”的波兰姑娘汉娜,因为革命组织近期发现了信息的泄露。事后,米克夏逃往苏联,但是当捷克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后,他又被交给捷克警方。
  国际主义战士爱尔兰人古尔德,在西班牙的一片废墟中参加保卫共和国之战,他在被轰炸的城市中仰望天空,那一架架法西斯的飞机如同黑色的十字架挂在天边。在一次对政委进行汇报时,古尔德因为自己的一句话白白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在一个晚上,古尔德被组织诱上一艘海船,那艘船是一座海上流动的监狱,它的目的地是苏联。(《吞吃猪崽的母猪》) 
  所有这些故事,都带有奇异的超现实效果。契斯故事的展开并不是典型的小说叙事,而是更接近于诗歌的散文体。人物的命运不是以环环相扣的情节展现,而是以一个接着一个奇特场面来串联。但真正带来超现实感的,是跨国界移动身份的某种视点错位带来的错觉和惊愕感。比如古尔德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对于革命的理解与真实国际角逐中权力关系的差异,比如国际左翼政党对于信仰和自由的尊崇与真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错位。契斯叙述中的悬念和张力,往往就来自一种边缘性视角带来的惊愕。
  《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是所有契斯作品中最有分量和道德紧张感的一篇。小说以浩如烟海档案中的某个文档的口吻开始,化名为诺夫斯基的主人公因为难以忍受东欧小城的沉闷而离家出走,少年时代走私、当店铺学徒,做码头工人组织罢工,此后在名师的指导下心有灵犀地掌握了自制炸弹的技术,专门从事密谋暗杀。此后,则是国际革命者的一贯浪漫主义道路:牢狱、流放、逃亡。“十月革命”后,他率领红军在伏尔加河河畔征粮并阻击邓尼金,在政府外交官的职位上以间谍罪被逮捕。至此为止,小说已经走完了半程,但真正核心情节尚未开始。在这前半程中,主人公的经历有着强烈的传奇故事色彩。比如,诺夫斯基的婚礼地点便是一艘炮舰,为了庆祝他的爱情,一瓶瓶香槟被开启,那砰砰声回响在天空下却令人以为是炮声。在无数酒瓶的滚动中,诺夫斯基起航了,开始他的婚姻与战斗。
  短篇集《达维多维奇之墓》是契斯作品中的重中之重,是一批革命主题的档案式写作,其中契斯所感受到的紧张和重压感都在人物命运的戏剧性急转中得到了聚集。它在档案式的转述上有着浓重的向博尔赫斯学习的痕迹,但契斯的意义在于,他将博尔赫斯水晶般简洁却又高密度的形而上智慧,铺展成了一种更为具体因此也更为荒诞的世俗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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