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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曾给过最温暖的收留

日期:2015/9/9 作者: 应琛 阅读 ( 18020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渡重洋来到上海,总人数几乎达到3万。除了其中有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
记者|应 琛
 
        一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正在席卷欧洲大陆,愈演愈烈。
  越来越多的难民蜂拥而至,难民意外死亡的悲剧频频传来,这些都让欧洲各国措手不及,坐立不安。
  而就在七八十年前,同样有大批欧洲难民逃至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当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对遭受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是中国人民和上海这个城市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对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为救助他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
  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渡重洋来到上海,总人数几乎达到3万。除了其中有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
  上海,无疑成了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正如一句犹太谚语所说那样,“谁拯救了一个人的灵魂,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直到今天,“Hongkew Ghetto(虹口犹太人居住区)”这个名词,在犹太史书里,依然有着不一样的温暖意义。
 
这里的黎明并不静悄悄
 
  “那一夜,漫长得盼不到黎明……”
  时间回到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在德国纳粹的怂恿和操纵下,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在德国全境内,他们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的打、砸、抢、烧。
  许多犹太平民民房窗户,在这一夜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照射下,如水晶般发光。随之而来的是,许多犹太人原本平静的生活支离破碎。
  11月9日这一夜,由此被称为“水晶之夜(Kristallnaht)”。离境变得刻不容缓。
  事实上,希特勒上台后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犹运动,从1933年4月颁布第一个反犹法令开始,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步加深。1938年开始,纳粹德国先后吞并、侵占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荷兰、比利时、希腊、法国等国,反犹运动也随之扩展。1938年-1941年间,纳粹开始对犹太人实行驱赶和隔离相结合的方针。波兰几百万犹太人全部被集中到特定隔离区内生活;华沙的50多万犹太人被赶入仅2.71平方公里的隔离区内。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由于遍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各国都在严格限制移民入境,欧洲的犹太难民越来越难以找到逃生之处。英国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联合阿拉伯国家对付德意法西斯向中东的进逼,于1939年5月发表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的进入作出各种令人难以理解的限制,只有极少数有钱的犹太人才能获得去美国的签证。
  最具有讽刺性的是,在1938年召开的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会议上,所有参加国都对犹太人的处境表示同情,但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接收多少犹太难民。
  但这时,一个遥远的、不设防的东方城市——上海,向犹太难民们敞开了怀抱。
  尤其是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部分地区及其周围地区,使上海的公共租界成了一个“孤岛”,只能通过海路与外部世界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而且不需要经济担保等其他文件,这对于许多被关过集中营,而又身无分文的欧洲犹太难民来说尤为重要。
  只有获得某国发放的签证,犹太难民才能被允许离开纳粹占领区域。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拒绝向犹太难民发放签证的情况下,当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犹太人发送了数千张签证。这些签证被称作“救命签证”。
  一个前犹太难民老人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家人从集中营里放出来,明天要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听说只有一个地方还能去,就是上海。他们拿着地图找,上海在哪里都没概念,地图就是一个小黑点。大家商量要带什么走,父亲果断决定除了现金什么都不要带,延误一些时间说不定又将被抓进集中营,一家人当晚就出发逃离了奥地利,家里所有的现金就够买几张船票。
  1939年,通过一家意大利公司的邮轮,许多犹太难民来到了上海。
 
那段艰难而温暖的岁月
 
  在《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一书中,最年长的雅各布·罗森菲尔德(Jacob Rosenfeld)出生于1903年,1939年8月来到上海避难,1941年3月加入新四军,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又随军转战东北,成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医务职务最高的外国友人。
  而最年轻的是萨拉·伊玛斯(Sara Imas),萨拉·伊玛斯是目前所知唯一还留在上海生活的犹太难民后裔。她的父亲于1940年从德国来上海避难,母亲是中国人,新中国建立后,萨拉·伊玛斯一直生活在上海。
  那段时期的犹太难民之所以能免于饥寒,除了犹太商业三巨头中的嘉道理和沙逊家族的救济外,虹口地区的中国居民也伸出了援手。
  从教会犹太人使用老虎灶开始,本地人帮着犹太人租赁房屋、照看孩子、提供工作……约2.7万犹太人和10多万中国人混居于此,两个同样重视伦理、教育和家庭的民族,有着相似的价值观。犹太人惊喜地发现,在上海,连最普通的市民,都向来此避难的他们敞开了胸襟。
  据如今还聚在唐山路一带的老人回忆,当时与隔离区犹太人杂居的上海下层民众友好而善良,他们让出房间安置犹太难民居住,帮助他们寻找临时工作,借给他们一些生活用具,霍山路小学接收犹太难民儿童进校读书等。
  除了保持中欧犹太饮食习惯外,犹太难民们也尝试学习中国式烹调。
  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陈列着一幅名为《除夕夜》的油画。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犹太难民的真实回忆,一户中国人家在传统的除夕之夜,把犹太难民家庭邀请到家里吃年夜饭:“饭桌上的酒菜不多,但大家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细心的中国主妇,提前帮他们准备好刀叉;看到犹太人不习惯和他人在一个盘子里进食,主人连忙把食物分到每个人面前的盘子里。”
  该纪念馆便是在当年摩西会堂(现长阳路62号,原华德路62号)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据了解,摩西会堂旧址是上海仅存的两座犹太会堂旧址之一,1928年由俄罗斯犹太人修建,二战期间是在沪犹太难民们经常聚会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2007年的时候,政府对其进行了全面修缮,如今的摩西会堂旧址现已恢复为1928年作为犹太会堂时的建筑风貌。
  近日,经过短暂的闭馆修缮,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重新对外开放。作为上海抗战纪念的地标式建筑,犹太难民纪念馆目前已拥有史料500余份,再现了二战时期在沪犹太人的避难史。
  走进展馆,一面长34米的铜板墙厚重而醒目,墙上镌刻的是一万多名原上海犹太难民的姓名。旅美艺术家何宁参与设计的这块铜板墙被称为“上海名单”,与一般纪念墙不同,这是一面“活人墙”,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在上海躲过大屠杀、活下来的幸存者名单。
  经过重新布展,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分为“逃亡上海”、“重获自由”、“隔都岁月”、“邻里情深”、“迎来和平”五个主题板块面向公众展出。
  工作人员说,现在犹太人来参观摩西会堂,一般会在门口的捐款箱放些钱,还会对中国人说很多“谢谢”。
 
东方小维也纳
 
  通过“犹太国际委员会”、“联合国难民救济所”等各种救济社团的协助与安置,犹太难民们在虹口有了栖身之地,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学校、饭店、宗教场所和商业活动。
  这些犹太人大多有一技之长,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各种手艺师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充分显示了犹太民族“适者生存”的优点。他们开设的小型服装、面包、冷饮、旧货业等商店,经营得还不错,迅速融入异国的生活。
  上海作家陈丹燕曾这样描述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像水银从温度表的密封玻璃里逃出来一样奇迹,像水银落地一样迅速逃匿,像水银即使被碎成粉末,也会很快再汇集成完整而晶亮的一大滴一样的顽强。”
  如今,若要是找个宁静的午后,背上相机、漫步虹口区的舟山路一带,就能轻而易取地在上海感受到异域风情。因为那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犹太风格的建筑。
  尽管,这些红砖尖顶的狭窄房子在今天属于上海的贫民窟,但唐山路——舟山路——霍山路——长治路这一圈近0.98平方公里的区域,却是当年犹太难民隔离区最繁华的街道。
  “犹太人喜欢开酒吧,场地老小,老简单格。交关犹太人经常坐在弄堂口的露天座位,一个人一杯茶,没事体就闲坐在那里,可以从早到晚这样坐着。在每张台子上头撑顶遮阳伞,旁边还摆几盆花,看上去也蛮像样子。”你可以从现在仍住在这里的老人们那儿听到许多类似的故事。
  确实,流离使犹太人更渴望平静。对于崇尚生活质量的他们来说,生活可以“没有面包也没有黄油”,但不能少了情趣。
  渐渐地,在“隔离区”相对平静状态中,他们的生活迎来了短暂的繁荣:他们养起了狗;在午后休闲的时光中,啜着咖啡;他们努力地去营造一些娱乐场所,尽可能去获取精神层面的放松,以抚慰惊恐的神经。
  “他们在流亡中也不让自己丰富的文化遗产丢失”。此外,崇尚文化的他们办起了电台,出版了报纸和刊物,组织起剧团和乐队,尽量在艰苦中寻找一些乐趣:或光顾餐厅、咖啡馆和剧院,或到霍山公园散步聊天。
  当时,一家叫“屋顶花园”的露天餐厅,成为犹太音乐家相聚、表演的场所。当悠扬的音乐声响起,如同有了魔法,那些曾流离失所的犹太难民,脸上的愁容好像全都不见了。
  因犹太难民的集中经商和居住,提篮桥地区出现了商业茂盛的局面,舟山路、霍山路一带则成为充满异国情调的商业中心。这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尤其在黑色的夜幕下,舟山路附近舞厅、酒吧鳞次栉比,灯火璀璨,成为“东方的小维也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那么犹太难民在希特勒的盟友日本法西斯控制下的上海幸存下来,这到底是上海保护了犹太难民还是日本保护了犹太难民?经常有人会问到这一问题。
  日本之所以没有执行“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计划是出于政治考量:苏联在苏德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当时日本高层仍然希望保持与苏联的非战关系,而如果屠杀上海犹太人涉及俄罗斯犹太人,会对日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德国学者海因茨·埃伯哈德·毛尔曾发表学术论文分析了日本态度转变的过程:1942年夏,德国在苏德战场上似乎要取胜,因此日本开始考虑德国方面提出的消灭上海犹太人的计划,但当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大败后,日本的态度随即发生变化;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一个月,日本决定对犹太人采取“隔离方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3日,虹口犹太人隔离区正式撤消。对于上海犹太难民而言,战争终于结束了。翻开历史的书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而在上海的犹太人除了病老死亡外,都生存了下来。
  斗转星移,70多年来,无数散居在各国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犹太人重访上海,来到虹口,寻找当年的生活踪迹。对他们来说,上海的虹口犹太人居住区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链接:中国大规模接收难民的历史
 
1、 二战时,近三万犹太人曾避难上海滩
  1937年到1939年8月,是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高峰期,他们被安排居住在上海虹口区提篮桥一带。但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将犹太难民赶进虹口的难民隔离区,2万多犹太难民和原先就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挤在一块不到1平方英里的狭小空间里。
  幸运的是,当希特勒把600万犹太人抓进集中营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时,近3万犹太难民却在上海存活下来,并开创了新的生活。
 
2、20世纪70年代,内地和香港各接收二十多万越南难民
  1949年后,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接收国际难民,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越南船民潮、“排华”潮和中越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奉行的“为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越南难民提供永久性难民庇护”的承诺,在联合国救助难民史上绝无仅有。据统计,到1978年底,中国共接收越南难民26.5万,其中不少为中国侨民。这些难民、归侨经甄别后被后送到广西、广东、云南、福建、江西5省263个国营农场。
  香港处理越南“船民潮”的案例堪称遵循“不推回”和“各国互助分担”国际原则的样板。越南战争结束后,1975年5月,首批越南难民3743人全数获得香港收容,至此,弹丸之地的香港爆发了越南船民潮。香港遵循“不推回”原则,顶住巨大经济、社会压力,收容了超过20万名逃港越南人。最终经联合国难民署协调,根据“互助分摊”原则转移到第三国安置、定居的就多达14万余名,远超过事后遣返原籍的6.7万多名。
 
3、直至今天,中国仍在接收难民
  1979年末,苏联侵略阿富汗,大批阿难民南逃巴阿边境被阻,滞留中阿边境,中国开放边境,暂时接收了6万多名阿富汗难民。
  1980年至1988年,在联合国难民署争取下,在欧美国家财政支持下,中国作为南亚难民中转国,接收了2万多印度锡克族难民和斯里兰卡泰米尔族难民。这批难民后来绝大部分转往美国、加拿大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一小部分换发无国籍护照,留在中国,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和昆明三地。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中国不但向约旦的难民营提供援助,也作为中转国接受了一些伊拉克移民。
  2009年,缅甸北掸邦第一特区(俗称果敢特区)自治武装发生内战,近万名(一说数万名)果敢难民涌入中国南伞等口岸,进入中国国境避难,中方确保了难民基本生活保障。事后中国在得到“确保难民安全”的承诺后进行了遣返说服工作,短时间内将大部分难民遣返回国。
  据相关媒体2014年报道,经由联合国难民署批准生活在中国的难民有138人,此外还有410人已提交寻求庇护申请,其中大部分是非洲人,成为难民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和冲突。(资料来源:《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看天下》、《晚霞》、《凤凰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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