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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军机弹射逃生系统

日期:2016/11/17 作者: 姜浩峰 阅读 ( 4537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高性能战斗机飞行是高风险职业,各国都一样。某种程度上说,海空军走向成熟,牺牲是难以避免的。此言很残酷,然而很真实。
记者|姜浩峰
 
        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开始,飞行事故就从未中断过。莱特兄弟命大,尽管也经历过这样那样的飞行事故,但哥俩最终都没有遭遇空难。中国第一位飞机制造者冯如就没这么幸运了,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的一场飞行表演中不幸失事牺牲。
  在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女飞行员余旭牺牲后,有人质疑中国的三代机水平,特别是三代机的弹射救生装置。而根据目前披露的公开资料,余旭牺牲,是因为弹射出舱后撞上了僚机副翼。两架歼-10飞机高速低空做横滚动作时,两架飞机“亲密接触”,距离太近,而余旭撞上了副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几率着实不大。
  亦有评论认为,随着中国空军训练课目的难度加大,出现坠机事故应属正常,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大空中力量,哪一个不是“摔”出来的?要成为真正强大的空军,中国飞行员的心理、技术,飞机的性能、结构等都要过这一道道的坎。
 
歼-10安全记录优秀
 
  “从统计数据分析,飞行表演3至5年会出一次事故。中国现在事故的间隔时间大约是5至10年。”面对余旭牺牲的状况,国际试飞员徐勇凌如此分析,“歼-10战机的弹射系统目前未发生机理性失败案例,其配备的座椅属于第三代,安全记录是三代战机中最优秀的之一。歼-10战机操控协调跟随性好,适合做表演机;中国表演机未拆除任何战斗部件,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斗表演机;八一飞行表演队的女飞行员飞歼-10的时间都已经在300小时以上。”换言之,歼-10战机仍属于一款适合做表演机的三代战机。
  对于余旭弹射撞到僚机副翼,《战争史研究》主编阎京生评论道:“喷气机时代弹射后撞上僚机机翼,属于小概率事件,在飞行表演密集编队时才有可能发生。”
  公开资料显示,歼-10飞机定型后,采用的是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的HTY-5型火箭弹射座椅。这一座椅使用的是穿盖式弹射,换言之,在弹射时无需打开座舱盖,即可直接弹射出去。
  回看中国战机的弹射救生系统,起步于抗美援朝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中国在引进当时较为先进的“米格”飞机的同时,引进了与之配装的弹射座椅,这一时期基本按苏联设计图纸和技术条件进行生产,并经过分析消化,逐步实现了国产化。尽管苏制弹射器给新中国空军带来了弹射救生概念,但此款最初用于米格-21飞机的弹射座椅也给中国飞行员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比如座椅是按照苏联人的坐高设计的,在应急弹射离机过程中,座舱盖与座椅扣合时,给飞行员带来危险。
  1960年代,空军组织相关部门首先对歼-6飞机弹射装置进行改型。此款脱胎于苏联米格-19的战斗机,添加了中国元素——在原弹射座椅骨架的基础上,加装火箭包、稳定伞及稳定伞伞射枪、人椅快速分离器、低空零秒自动开救生伞装置等部件,使歼-6飞机的弹道式弹射座椅升级为第二代火箭弹射座椅,并在1973年初进行了我国首次真人弹射实验。此款火箭弹射座椅仍采用座式救生伞包,必须在人椅分离后才能打开救生伞,从而延误了宝贵的救生时间,降低了救生成功率。为了克服这一缺点,空军在对歼-7、歼-8飞机的弹射座椅进行改进时,在加装火箭包的同时,还采取伞射枪射出救生伞的技术,并把最大速度扩大到每小时1000千米。由此极大地提高了救生安全性。
  1980年代,我国开始了第三代弹射座椅的研制工作。先后研制成功了能够感受速度和高度的电子式程控器、机械式程控器、限臂器、肩带惯性锁、椅背火箭、新式稳定装置、新型救生伞、破枪和穿盖器等先进部件,使我国弹射救生技术跃上了一个的台阶,达到了每小时1100千米,提高了不利态条件下的救生成功率,与国外现役弹射座椅的水平大体相当,使我国成为继英、美、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之后,第四个能独立研制、生产和试验弹射救生装备的国家。
  歼-10的弹射装置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
  1992年3月,歼-10飞机弹射座椅完成方案论证转入初样设计阶段。1995年3月,正式进入试样研制阶段。1998年3月,随歼-10飞机首飞成功。2000年11月至2001年6月,歼-10的火箭弹射座椅进行了火箭弹射座椅空中弹射试验。试验在平飞、俯冲、横滚、下沉、倒飞、平飞大速度等六种机动飞行状态下进行,这是中国救生系统型号研制史中最恶劣的救生状态试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2002年3月,成功完成了座椅海上自动开包试验。同年11月,进入设计定型,试样研制前后历经7年半时间。2003年12月,歼-10飞机火箭弹射座椅(即HTY-5型座椅)正式通过设计定型审查。
  此款弹射装置可以达到——飞行员弹射后,弹射座椅携飞行员穿过破碎的舱盖离开飞机,由于此时速度很快,为防止飞行员剧烈翻滚和进一步缩短开伞时间,弹射座椅会先打开稳定减速伞,一边降低速度一边保证弹射座椅的姿态。随后稳定减速伞、弹射座椅与飞行员三者分离,同时自动打开飞行员的主降落伞,飞行员即可安全落地。
  余旭之牺牲,很有可能是两架飞机距离过近,减速伞都没来得及打开,弹射装置和飞行员已经撞上了僚机副翼。
  总体来看,歼-10战机不同于以往中国空军脱胎于苏、俄制战机的各类型飞机,其设计之初遵循的是几个主要国家军用标准系列,比如GJB67-85、776-89、775-89,它们全部是美国空军标准的引进版本;分别对应Mil-A-8860A、83444和MIL-STD-1530。通过高性能计算机进行飞机设计,断裂力学、有限元分析、传统设计经验的三者结合,使飞机结构设计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从F-16开始的西方战斗机都遵循这一系列的标准规范。它所带来的《耐久性设计手册》,甚至为后来的法国达索CATIA等航空航天专业设计软件提供了基础。换言之,歼-10战机的安全性可以达到同类三代机的水平。
 
特殊职业特殊风险
  
  其实,今年牺牲的中国空军飞行员非余旭一人。
  今年4月27日,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级飞行员张超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因飞机突发电传故障,不幸以身殉职,年仅29岁。张超是为我国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的第一位英烈。
  当时,飞机突然发生电流故障,张超从推杆确认飞机彻底失控,到启动弹射手柄飞机抛掉座舱盖,再到座椅弹出,一共花费了4.4秒的时间。然而,非常遗憾——飞机向后翻滚的速度太快。张超弹射出舱的时刻,机身已经与地面几乎垂直。
  失控的飞机向前翻滚,变为火球。向后弹射的张超,呈抛物线砸在了跑道边的草地上,降落伞已经拉出,但是没能打开。海军某舰载机部队参谋长张叶和舰载航空兵部队长戴明盟第一时间跑到了张超身边。张超被送往医院后,因为身体严重内伤而去世。
  张超牺牲之前,早在2013年,“辽宁”号航空母舰系统主任设计师、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第七零一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治国在接受采访时披露——我军航母建设过程中,15个月完成30月的工作量,1个部门有15人在岗位上牺牲。尽管这些航母建设者大多并非飞行员,但他们同样为中国海空军的强大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除了海军航空兵、八一飞行表演队以外,也有其他空军部队发生事故,比如2014年12月22日,一架空军歼轰-7战机在陕西坠毁,两位飞行员遇难。2014年6月5日,一架歼轰-7战机在进行夜间训练时坠毁于浙江义乌南部山区。2011年11月7日,浙江丽水,一架飞豹战机坠毁于缙云县独山农场的壶镇前路乡南弄村附近,两名飞行员牺牲。2011年10月14日上午,陕西蒲城,2011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试飞院814号歼轰7A原型机在飞行表演时坠毁。两名飞行员仅有后舱飞行员在触地前一刻弹射救生成功,前舱飞行员余锦旺未弹射牺牲。
  过去,还出现过停机坪上飞机出故障导致人员牺牲的案例。比如2013年1月10日,空军某部士官、机载设备技师曹冷在做飞行前的检查工作,准备迎接飞行员接收飞机的时候,飞机座椅弹射系统意外工作,他连同座椅被弹出舱外摔落,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那么,是否我国战机坠毁比率较西方空军更多呢?显然不是。今年美军两支飞行表演队同一天先后发生事故,6月2日15时,一架美海军蓝天使表演队F-18战机在训练中坠毁,飞行员丧生。一小时后,一架美空军雷鸟表演队F-16战机也在训练中坠毁,飞行员跳伞生还。
  10月21日消息,美国一架F/A-18战斗机在英国坠毁,飞行员死亡。2014年10月下旬,美国一架F/A-18战斗机从英国拉肯希思基地起飞,当时其已完成在中东的任务,准备与其他战斗机共同返回美国,然而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在附近农田。2012年9月6日,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说,俄空军一架米格-29战斗机当天坠毁,飞行员丧生。2011年7月5日,日本防卫省确认,航空自卫队一架F-15战机当天上午在冲绳海域飞行训练期间坠毁,经调查发现,原因是飞行员川久保裕二因飞机过载过大,受到强烈的重力加速度后失去意识而导致飞机坠毁。
  高性能战斗机飞行是高风险职业,各国都一样。某种程度上说,海空军走向成熟,牺牲是难以避免的。此言很残酷,然而很真实。
   
 
  链接: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追授舰载机飞行员张超荣誉称号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追授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级飞行员张超“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
       命令指出,张超同志矢志强军报国,倾力精武强能,勇于攻坚克难,坚守高尚品德,在每个岗位都拔尖过硬,先后数十次参加和完成战备巡逻、海上维权等重大任务。2015年3月,加入舰载机飞行员行列后,坚持以只争朝夕的劲头苦练精飞,取得优异成绩。2016年4月27日,张超在驾驶歼-15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时,飞机突发电传故障,不幸壮烈牺牲。张超同志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征程上涌现的先进典型,是忠诚践行强军目标的时代楷模,是“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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