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编辑推荐  >   陈佩秋:山高水长,美意延年

陈佩秋:山高水长,美意延年

日期:2016/11/24 作者: 王悦阳 阅读 ( 24342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我经常拿着自制的毛笔、墨水瓶,带着一卷小纸,到处去画画、写生,感到乐趣无穷。”
记者|王悦阳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幽雅清静的龙华古刹方丈室内,洋溢着一片融融美意,伏在案前,挥舞着如椽之笔的,是已经95岁高龄的海派丹青一代大师陈佩秋先生。尽管已年过耄耋,老人看上去却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和往常一样,她正沉浸在笔墨飘香的世界里。在陈佩秋7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绘画可以说是永远不变的人生主题。随侍在侧的,则是龙华寺方丈,大德高僧照诚法师。这几天,这对忘年交的书画艺术展,正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
  熟悉陈佩秋先生的人都知道,在当今画坛,她可谓是硕果仅存的领军人物。无论是她的山水还是花鸟,包括她的书法,都拥有众多的“粉丝”。她的花鸟取法两宋,用工笔双钩,赋以重彩,把中国绘画传统技法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这种传统技巧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色。她的山水常用墨彩写意的笔调,绘出淡雅简远的意境来。数十年来,她细心钻研国画的笔墨元素,并结合西方绘画的色彩运用,为传统国画在现代艺术发展的道路上做出了独到的诠释与定位,创出了一片新天地。尽管年逾九旬,去年还生了一场大病,但恢复之后,陈先生的创作激情澎湃依然。她专为本次展览创作了多幅青绿山水、花鸟和书法作品,充分展现陈派书画艺术的深厚涵养,令人钦赞。而照诚法师在弘法利生之余,酷爱中国传统文化,情殷翰墨丹青。此次展出的书画作品,着墨拙朴,笔力苍雄,机趣空灵,简而益远。
  诗心文胆,禅趣天机。书画双绝,美意延年。本次展出的百余件书画作品,不仅体现了两位作者高超的艺术造诣,更传递出他们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意韵。秉承传统文化、坚守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字里画间,跃动着他们的执着与炽热。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此次书画展荟萃的精品力作,正是从造化而来,由“心源”而出,通过禅心,再现为“心画”。令人们在山高水长之中,体味禅意中之翰墨,翰墨外之无尽机趣,发人深省,启人智慧。
  就在展览开幕之际,《新民周刊》记者走访了95岁高龄的陈佩秋先生,说平生,谈艺术,论古今,用心聆听耄耋老人的智慧之言。
  
从临摹到写生
 
  《新民周刊》:陈老,在您整个一生的艺术生涯中,始终都贯穿着“执着”二字,令人钦佩。1923年,您出生于河南南阳,却在昆明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儿时的生活,带给您怎样的记忆与影响?
  陈佩秋:我的父亲、祖父都是河南南阳人,可是后来他们从南阳到了昆明。我父亲是学军事的,是清代讲武堂出身,跟朱德他们都是同学。当时唯一的军校就是讲武堂,黄埔军校是后来办的。我想,父辈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一个军人的刚毅、坚强与果断吧!我这一生,认定了绘画艺术作为终身的职业,就一辈子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孜孜以求,从无二心。
  《新民周刊》:的确,在您年幼时就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天赋,但是高中毕业那年,抗战的烽火遍地燃起,出于“科技救国”的目的,在家人的建议下,您考入了西南联大,学的是理工科。
  陈佩秋:对,经济系。我本来很喜欢理工科的,我在学校里物理、化学、数学都很好的。所以我本来是想读理工科,但家里人却说,一个女孩子读什么理工?学学会计就好了,到将来工作就是做会计,不挺好的嘛?但其实我并不愿意这样,于是就没有念西南联大,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新民周刊》:性格上坚强、果断的一面此刻发挥了作用,无法忘怀心爱的绘画艺术的您在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后竟毅然辍学,出走重庆,考进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又随校到了杭州西子湖畔,苦读7年,师从黄宾虹、黄君璧、潘天寿等前辈大家,真正走上了漫漫丹青之路。
  陈佩秋:当时在昆明,国立艺专好多先生、教授去开展览,我看着那些画,觉得很好,非常喜欢。黄君璧先生见我如此热爱绘画,就建议我去重庆考国立艺专。结果我就这样考进去了,那时战局混乱,人心惶惶,教师都常常不能保证教学,何况学生?局面真是乱得很,但我不管,还是天天坚持在学校里画画,其他什么都不管,从抗战时的重庆读到抗战胜利后搬回杭州,一直到迎接解放,整整7年。 
  《新民周刊》:在求学期间,同学们都临摹老师的画稿或者明清以来的写意画,但您却特立独行,被老师视作是匠人画的五代绘画作品《江行初雪图》,在您看来却是内容丰富,值得临摹。因此花了大力气,临摹了好几遍,为此甚至还“得罪”了黄宾虹老师,是么?
  陈佩秋:我临画,起初是从临清代的山水,从四王、吴、恽开始,这是郑午昌先生指点的,他说清六家还是吴(吴历)、恽(恽寿平)最好,我觉得有道理,他就借给我许多吴、恽作品的照片,我就开始临摹。随后再往上推,学元四家,特别是王蒙和倪瓒的作品,随后继续往上,看到了宋、五代作品,我越来越感到精彩!于是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学习、临摹。有一次在学校图书馆里,我看到赵干的《江行初雪图》,我一看画得很好啊,特别是水纹、渔网和芦苇,画得那么精细准确!于是我就决定临摹,前前后后画过两幅,一幅全的,带颜色,一幅局部,水墨。后来这画给黄宾虹老师看到了,他说这个是匠人画的,你不能临这个东西,我一下子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我又去问郑午昌先生,郑午昌先生说,赵干《江行初雪图》很好,你学这个东西有用场,人家从前都是写生的,这都是从写生里来的,绝不随便。我就问郑先生,怎么宾老说这是匠人临的呢?郑先生笑笑不响了。
  《新民周刊》:您曾说过,选择谁作为学习榜样很重要,难学不易画、易画不难学。纵观您的学习经历,从下而上、由易到难地钻研历代大师的艺术,近乎疯狂地从中吮吸滋养,的确丰富了笔墨修养。但应该说,您是学古而不泥古,在掌握了传统笔法之后,更多地则是积极出外写生,是么?
  陈佩秋:在临摹的过程中,我由衷地体会到,宋画那么精彩,其实都是从写生、从生活里来的。因此我要走出学校,走进生活。以前我们学校在重庆的时候,附近都是山,花草树木很多,都可以自己去写生。到了杭州,更加美丽了,四周的风景、花鸟,画不完,画不够,我经常拿着自制的毛笔、墨水瓶,带着一卷小纸,到处去画画、写生,感到乐趣无穷。
  我的花卉几乎全是写生而来的,山水也是。当时,关良先生也在学校里任教,我有时候就跟着关先生一道外出,看他在写生,我也写生。
  
从传统到创新
 
  《新民周刊》:建国后,美专毕业的您来到了上海市文管会工作?
  陈佩秋:解放后,我毕业了。我是愿意选择留在杭州的,想在浙江博物馆做研究。当时接管学校的是从延安来的几位鲁迅艺术学院的老师,江丰、莫朴等。那时候很民主的,问我们学校里的毕业生,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要自己报。我说第一是杭州,第二是上海,第三是北京,主要是因为我在南方住惯了嘛。后来江丰先生对我说,博物馆有什么好去的?全是跟死人打交道,跟我去北京!因为当时他到北京去接管美协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事,需要青年人帮助他,于是叫我跟着他一起到北京去。我跟着他坐火车,结果到了上海,我打听到上海文管会也需要人,于是我说我不去北京了,就什么也不管,拿了行李从火车站下车,留在上海了。哈哈!我不去北京,主要是怕北京的天气。我觉得上海也挺好的,于是就留下了,待了一辈子。
  《新民周刊》:有了临摹的经验,再回到生活中写生,这就既有传统的渊源,又有生活的依据,同时又不失个性创造。1956年,您以一幅工笔画《天目山杜鹃》参加上海青年美展,获得一等奖,后来又参加全国青年展,抱了个二等奖回来。不久上海美术家协会成立,上海中国画院也组建起来了,年仅33岁的您有幸跻身其中,成为专业画家。在这一阶段,您从古画中学来的技巧,与从生活里得到的形象,完美地结合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工笔画,并以年画的方式大量出版,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陈佩秋:和文管会比,当然画院里好,画院里可以学画画,文管会就是办行政工作,可是看画那是很好的机会。我以前在学校里,临画临了7年,同学们都骂我说,一辈子没出息,只晓得临画。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就是想一家一家地研究透了,先慢慢地学会了,再去创作,就是这样。
  所以我后来在画院的时候画了不少工笔画,都是从写生中来的,又给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成年画、宣传画。比如那幅《天目山杜鹃》,那个是山杜鹃,完全是我写生来的,山上的杜鹃,不是自己种的家里的杜鹃花,山杜鹃是很大的,非常漂亮。这幅画得奖后出版成了年画,挺受欢迎的。类似这样的画还有好几幅,都是用传统工笔画的笔法,但形象都是来自生活,写生而来的。
  《新民周刊》:研究您上世纪70、80年代的绘画风格,可以看出既吸收了八大那种笔墨简练、章法奇特、静穆清华的墨韵,又有着强烈的宋人工笔写实的风格,粗犷与细致,奔放与含蓄,形成了典雅脱俗、特殊秀美的格调。而众芳苑里,兰花又是您最爱画、也最擅长的品种。不仅画得最多,还会在画上署名“健碧”,这其中有什么寓意么?
  陈佩秋:我画兰花,其实都是自己家里种的品种,再有一些苗圃写生而来。那时,我家里有个阳台,很多朋友都送兰花来给我们种。我就开始观察,兰花是开一朵的,蕙花是开好多朵的。蕙花也香的,但没有兰花那么香,它一朵一朵慢慢开,由下往上,你摆在房间里,整个房间都是香的,所以古人叫它“香祖”。在春秋战国时候就有“纫秋兰以为佩”一说,我取画室名为“高花阁”,又在画上落款“健碧”,是取自杨万里的诗句,也就是“高花枝头晚始开”的意思,我愿意做一片叶子,衬托红花,虽不美丽,却能郁郁葱葱,长长久久。
  那时,每一年我都会去龙华苗圃,就是现在的植物园生活、写生三个月。因为我们画院要求画师下生活,老的去不了,就是我跟程十发两个人是三十几岁的,人家都是六七十、七八十岁,去不了。程十发选择到云南西双版纳画少数民族,我在花鸟组,于是就去龙华苗圃里写生。其实苗圃里不止兰花,小盆景、仙人球什么,我全画的,有什么我就画什么,积累了不少画稿呢。“文革”结束,曾经有出版社想出版我这几十本写生册,我也同意了,但谢稚柳却提醒我,这里的画稿,你最后画出来的不足十分之一,还有那么多没画过,全部都拿出来出版,岂不可惜?我想想也对,光松树的写生,从树干到树枝、松针、松子……我就有好几本,哪里来得及都画出来?老头的话有道理。
  《新民周刊》: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年近六旬的您有机会走出国门,大量接触了西方艺术,特别是印象派的绘画,莫奈、马奈、德加、梵高等人作品中鲜艳明亮的色彩、简练准确的结构、强烈的明暗对比,引起了您浓厚的兴趣。于是您不断尝试,借助工具材料等,采用中西合璧的创作手法,开创了彩墨结合的新画风。特别是在色彩上,不断尝试着捕捉光和色的变化,呈现新的色彩缤纷的世界,最终迎来了艺术创作全盛时期的高峰。
  陈佩秋:我在美国的时候,好多时候就在研究西画的色彩,那是真好!我发现,这与环境有关。你到大自然里去,看到的色彩,那么丰富多变!我住在洛杉矶,春天房屋两边的花树,各式各样颜色都有,目不暇接。四季的花在洛杉矶是什么颜色都有,五颜六色。所以我回来才会画那么多的颜色,因为那花树给我的印象真是漂亮啊!
  此外,摄影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摄影比绘画的色彩要丰富,非常值得参考。摄影可以最快速度记录下自然光影的变幻,画画往往会来不及捕捉,拍下来作为参考,就是很好的办法。我记得那阵李可染先生就是这样,拿个老照相机,常常拎着,到处拍照。我就问,李先生你这是干嘛?他告诉我,我这是在摄影、写生。所以你看他的画,没有色彩的,全是黑白的,但有光影的感觉,就是借鉴了摄影的。
 
从质疑到鉴定
 
  《新民周刊》:如今,您功成名就,年已耄耋,艺术作品价格更是在市场上长期居高不下,还照样供不应求,尽管如此,您却从来不看重这些,反而花了很大的力气,孜孜不倦地执着于中国古代书画巨作的重新审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您曾直率地说:“我既不想抢别人的饭碗,更不想当不赚钱的‘傻帽’。只是当前鉴定界随意之风蔓延,学术水平日下,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对艺术的不负责,对后人的不负责。我要尽己所能,还书画历史以本来面目。”
  陈佩秋:我为什么做这个研究呢?这是有原因的。一开始我也看不懂古画。尽管以前在文管会工作,看过很多东西,但其实真伪那个时候哪里能够搞得清楚?1950年的时候,我临过《柳鸦芦雁》,后来才知道那不是宋徽宗的画,当时又不懂的。我是从80年代以后,开始对古画进行研究的。因为当时张大千先生带了个口信,他说,那一批董源,就是辽宁博物馆的,还有北京故宫的那几幅,他说那个东西不好。其实有些东西还是他卖出来的。但他还是说这些画是有问题的。谢稚柳听了就说,大千现在老糊涂了,并不相信。
  我就奇怪了,大千先生怎么会这样讲呢?于是我就花了力气去研究。最终我发现,《潇湘图》其实是临摹《夏景山口待渡图》里的一小段,但画得蹩脚得很,只要两幅图一对就晓得。《夏景山口待渡图》和《夏山图》其实是赵孟画的,董其昌把款裁掉,就变成董源的了!一般来说,赵孟的款都是落在卷子的最后,这从他出版的全集里可以去看嘛,全是这样的落法,于是董其昌切掉款,这还不算,又造了一段《潇湘图》。他是晚明的,董源是五代宋初的,赵孟是元朝的。三者可以比对的,一对绢就对出来了。
  到后来,80年代以后,快要到90年代初,谢稚柳也开始相信张大千讲的是对的。特别是那个《潇湘图》,他摹的那一段并不好,笔触比《夏景山口待渡图》差远了。只要会画画的人,一看那个笔触就晓得。你不会画画,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你拿来给我看了,我会告诉你听,你就会相信,因为事实摆在那儿,他那个笔触是很差的,画的山坡、芦苇、人物等等,都不好。后来,晋唐宋元的画到上海来开展览,这张《潇湘图》也在里头,我特意跑去看,这个卷子怎么这么新?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了。其实你稍微留心比对一下绢底就能够发现不同的,这就是证据,你用放大镜看,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觉得,幸好张大千先生说了这句话,所以我才开始研究古画了。我想大千先生讲的总有道理,因为这些画都是他收藏过的。
  《新民周刊》:对于古画的正本清源,您有着义无反顾的勇气与过人的眼光。因此您才能不畏权威,频频对一些千古名画提出质疑,因为您始终坚持,鉴定的前提是必须看懂画作。特别是在今天,科技发达,手段丰富,更是去芜存菁、还原历史面貌的最佳时机。因此,多年来您一直呼吁有志之士能成立一个古画研究机构,您甚至愿意把鉴定技术全部传授给学生。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陈佩秋: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们的高校、美院培养出来这么许多的史论系的学生。三年毕业,只会写文章不会看画。我就直言,这个系办错了。应该是会画画的人去办这个系,再去到史论系去教书,这样才能读懂绘画史,两者结合起来,教出来的学生才有用,光是自己捧着那个书本读读没用的。他不理解那个画是什么东西,怎么画出来的,是不行的。我现在能够有一点说明这些问题的本事,其实都是大千先生的指引,他说这些画是错的,是假的,我去研究了,我才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去研究,我也不会来管这些事。所以我说,幸好张先生的一句话。这个也是教导啊!我得益于他的一句话,要不然我连这点建树都没有。现在我教我的孙辈们看画,但他们也不太肯学,都要搞经济,我说搞经济就是想钞票对不对?我又不想钞票,我就搞这个事。
  《新民周刊》:这太有趣了!您当年从经济系走进了绘画,如今孙辈们却又从绘画走回了经济。
  陈佩秋:哈哈哈!
 
精彩图文
热门文章  
网络订阅
  • 龙源期刊网
  • 中国知网
  • VIVA
  • 超星
俱乐部专区 / CLUB 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