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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派”正名

日期:2017/3/15 阅读 ( 3615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如今海派文化不只和北京文化作对比,还拿来和广州、天津、武汉、重庆、南京、香港的城市文化进行比较,拿来和纽约文化、柏林文化、首尔文化进行比较。在法国学者白吉尔看来,海派文化“绝不是单纯模仿外来的生活方式,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是“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模式的双重背叛”。正因为此,海派文化即便褒贬不一,亦能脱颖而出,独立于世。
撰稿|郭 骥
 
       在上海大学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稗类钞》(戏剧卷),其中有这么一句话:“京伶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意思是北京的京剧表演者称呼北京以外的京剧演出为“海派”。根据我们的考证,这可能是目前所知“海派”一词最早见诸文字的记载。
  后来,“海派”一词逐渐专门指向了上海。
 
从“京海之争”诞生
 
  上海能够自成一派,无论是自称,还是别人授予的名号,都是很不容易的。天津想做“津派”,汉口想当“汉派”,广东自称“岭南派”,但都没有像上海的“海派”如此响亮,如此家喻户晓。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上海作为中西方交流的第一口岸,西方输入的工业文明首先改变了上海的生活方式,先进的机器设备为这里的文化向内地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开放的城市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青年才俊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和欧美留学,又回到这座城市参与改良文化、启蒙民众;嗅觉灵敏的商人找到机会,打造上海品牌,提供不同层次人群多元的消费需求。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当中国从一个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时候,是年轻的上海作为新兴城市的代表,她引领着时尚,引领着创新;这与深受传统文化浸淫、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北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终于出现所谓的“海派”和“京派”对立的原因。
  上海能够成为“海派”,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就有了所谓的“海式样”“上海派”等提法,不过“海派”一词的出现,是在大约1910年代的京剧领域。这时上海的南派京剧,在经过十多年的改良后,形成了不同于北京正统京剧的独立风格。从开始时被鄙夷,逐步得到曲艺界的认可,才真正成为了一“派”。人们往往以为“海派”向来是个贬义的词语,事实上这时已把京剧名角李春来、盖叫天、韩长宝等都称为了“海派”,1922年的天津《大公报》甚至刊文说“梅兰芳之古装,实系仿自外江(即海派),然梅乃不得外江之名,……实则真正外江,亦自不乏佳者”。
  大约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从江苏省划分出来,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城市经济发展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人多了,钱多了,风气却不好了。“海派”从专指京剧,变成了文化生活上的泛指。此时的上海,不同的政治派别斗角勾心,不同的文艺流派争鸣辩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称其“魔都”“冒险家的乐园”,有鄙其“只务外表之花团锦凑,不求基本的真才实能”,更有斥其“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社会舆论呈一边倒的态势,人人对“海派”避之若浼,不批评几句就不能显出自己的清白。我们今天对于“海派”的不佳印象,大致是缘于此。
  30年代文坛著名的“京海之争”,就出现于这一阶段。当时上海的文化人士,包括鲁迅、曹聚仁、阿英、胡风,都非常不满上海的邪风恶习,不过他们也清楚地看到“海派”与“京派”在本质上的区别。纵然“海派”近商,纵然上海也有藏污纳垢,但这片土地是中国最早尝试画报、电影、唱片、广播电台等新鲜事物的地方,是最早出现教科书、艺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城市,也是最早实践文化改良、酝酿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舞台。与其遮遮掩掩“把外衣加长,把尾巴盖住”自己的弊病,还不如坦然地“索性把尾巴拖出来”;与其“裹着小脚,躲在深闺”不思改变,还不如摩登地“穿高跟鞋”勇于创新。也正是这个原因,此时京剧名家周信芳并不讳言“海派”,画坛新秀潘天寿也能以传承“海派”为荣了。
  当经历了艰苦的抗战后,有人反思北京的知识分子由于“清高”差点误国,也有人发现“海派精神”若是纠正了弱点,是能“适应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新环境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整个50年代,对于“海派”是有着很多正面评价的。比如说“海派”有着“非常好的传统,这就是敢于创新、大胆革新的精神”,而勇于革新、富于创造、兼收并蓄、标新立异也被视为“海派”的特点。只可惜没过多久,十年动乱时期“海派”被诬为“修正主义的黑货”,成了批判的对象。
 
重新审视“海派”
 
  直至80年代,“海派”才得以被重新审视,不仅关注某种文艺流派,或是某个文化现象,上海的学术界开始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提出“海派文化”。
  近30年来,一大批涉及海派文化的论著相继问世,迄今约有三四百种图书和五千余篇论文,研究范围包括海派文化的源流和形成因素,形成轨迹和内容范围,性质特征和传承发展等等。相关的研究还涉及海派美术、文学、电影、音乐、戏剧、电视、广播、娱乐、文化教育,以及商业、中医、语言、建筑、设计、饮食、茶艺、园林、盆景、旅游、收藏等众多领域。目前已经出版的33种且还在陆续创作的“海派文化丛书”,不囿于文化领域的限制,不囿于时代的限制,开创出一种新的海派研究方法。
  此外,学术界还陆续举办了包括“‘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1985)、“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1998)、“海派文化与上海城市精神学术座谈会”(2004)、“中外人士论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2004)、“海派文化对长三角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研讨会”(2009)、“世博会与海派文化的张力研讨会”(2009)等等一系列会议,尤其是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自2002年起,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十五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
  海派文化受关注之广泛,研究之深入,论著之丰富,纵观整个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实属极为罕见。
  近现代的上海不只是一座城市,她是中国新兴城市、现代化城市的引领和代表;海派文化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一个区域的文化,她是中国近现代转型文化的代表。“海派文化以上海为中心向经济发达的区域扩散,是历史之必然”(沈渭滨语),如今海派文化不只和北京文化作对比,还拿来和广州、天津、武汉、重庆、南京、香港的城市文化进行比较,拿来和纽约文化、柏林文化、首尔文化进行比较。
  海派文化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她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海派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她植根于中国传统,同时汲取来自中西方的文化养料,培育出一种新生文化。在法国学者白吉尔看来,海派文化“绝不是单纯模仿外来的生活方式,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是“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模式的双重背叛”。正因为此,海派文化即便褒贬不一,亦能脱颖而出,独立于世。
  有人认为,“海派”在历史上曾是个不好的词语,所以不该以此命名文化。其实前人已经能够客观认识“海派有创造性,但是没有保守的能力,致流入取巧应付一途”,能够直言“海派”在“好的方面是气魄伟大,机动灵活,好客尚养和崇尚革新等等;坏的方面是夸大轻浮,奢侈浪费,恃强凌弱和标异狂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完美的文化,文化因其多元,所以美丽。
  有人说“海派无派”(程十发语),这是个边界不清、范围不明的名词;但也有人总结出“前海派” “后海派”“旧海派” “新海派” “准海派” “大海派” “外海派” “超海派”……正如埃德加·德加不承认自己是“印象派”,包天笑不承认自己是“鸳蝴派”,所谓的“海上画派” “海派文化”都是后人对前者的归纳和定义。民国时期那些拒绝“海派”身份的人,有的真正是“海派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值得尊重和研究。
  1917年《清稗类钞》最初刊行,到今年恰好是整一百周年。与其说为“海派”正名,不若是传承其精华,指出其不足。不虚美,不隐恶,这应是当代研究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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