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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 “我已经同音乐结婚”

日期:2017/11/23 作者: 何映宇 阅读 ( 1896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即使在重病之际,他仍不忘叮嘱前来探病的人回学校去时,记得把钢琴课室朝外的门缝用硬纸条塞紧,以防吹进冷风,冻坏学生的手指。这是萧友梅临终前最后的遗言。
 
记者|何映宇
  
  20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萧友梅是奠基人之一。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在他的奔走下,政府通过了萧友梅提出的创立国立音乐院的计划。萧友梅作为“音乐院筹备员”,制订了极为详尽的办学计划。
  10月26日,国立音乐院登报招生,院址设在上海陶尔斐斯路56号。专门学习音乐的院校登报招生,这在当可属于新鲜事。人们囿于封建传统观念,不免对此持观望徘徊态度。即使是在当时善领风气之先的上海,情况也是这样。再加上正常开学是9月,而国立音乐院开学时已错过了开学季,因此报名人数极少,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院长”的广告感召下,才勉强招了二十余人。
  11月27日正式开学(以后即以这一天为校庆日)。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后来,因蔡元培公务繁忙,12月3日任命萧友梅为国立音乐院代院长,草创之初的国立音乐院,在萧友梅的领导下,开始了它的音乐征程。
 
非好的不请,凡不合格的决不滥用
  
  “五四”以前,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只限在文人的自娱音乐,例如弹古琴,只是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手段。从事表演的活动,是由社会底层的“戏子”们担任的,至于京剧的“票友”是后来的事。这些活动与“国民音乐教育”并不是一回事。萧友梅1901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与声乐,并在帝国大学学习教育。1912年又到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和莱比锡大学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20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任教,并担任领导工作。在蔡元培的支持下,1927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院,这是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院,为音乐教育事业与培养专业音乐人才奠定了基础。
  萧友梅是个事业心与责任心极强,但又淡泊名利不谋仕途的人。学校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了人才的质量。
  1929年,南京政府修正大学组织法,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都应改为专科学校,并公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国立音乐院也于此时更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任校长。他将当时在上海甚至全国各地能够找得到的著名中外音乐家,或高薪聘请或苦言相劝,网罗在自己的麾下。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建设名牌学校的生命线。萧友梅把罗致合格的师资列为头等大事。他的主张是教师非好的不请,凡不合格的决不滥用。他先后聘请了一批水平很高的外籍音乐家到音专任教。其中有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和大提琴家佘甫嗟夫。苏联籍声乐家苏石林也由萧友梅请到音专任教。1929年,世界著名钢琴家、俄罗斯的查哈罗夫旅居上海。为请其任教于国立音专,萧多次登门拜访,并将月薪提至400元(普通教授为200元)。
  这些曾被著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称为“世界第一流的教授”,为音专的高质量教学水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萧友梅还聘请了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一批优秀的中国音乐家任教,如周淑安(声乐、合唱指挥)、应尚能(声乐、合唱指挥)、赵梅伯(声乐)、李惟宁(理论作曲)等,尤其黄自从美国回国后,萧友梅于1929年10月聘他为音专兼职教员,翌年聘为专职教员兼教务主任,担任了几乎所有理论作曲课程的教学,对学校的教学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27—1937年10年中,教师总数曾达41人,其中外籍教师28人,中国教师13人。这样一种集中国内外一流师资队伍进行办学的思路和模式,为萧友梅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成功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就连国文、英文等共同课,他也是请水平最高的人来教。如易韦斋、龙沐勋(时为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曾任这所学校国文课的教师。
  这使得国立音专成为音乐家成长的摇篮。萧友梅担任国立音乐院和国立音专校长的10余年间,培养的中国著名音乐家以数十计。理论作曲有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钢琴有李翠贞、李献敏、丁善德;声乐有喻宜萱、周小燕、斯义桂等人,这些曾经在国立音乐院和音专学习或毕业的音乐人才,多数成为我国近现代音乐界支柱式人物。
  著名音乐家丁善德就是在1928年以自学的一点琵琶知识从昆山前来报考的,萧友梅慧眼识英才,将其招入学校悉心培养,日后果成大器。1928年冼星海由北平来上海考入国立音乐院,因家贫无以维系,萧友梅为他安排了文字抄写工作以半工半读。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萧友梅一生从事音乐教育,40多岁了,还过着独身生活,朋友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已经同音乐结婚了。”直到1932年,才同沪江大学毕业生戚粹真女士结婚,做媒的是周淑安。
  他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办学的:经费严重短缺,而且常常不能按时发放,学校的财政经常处于十分艰难的状况,甚至难以交纳房租。校址又经常搬迁。据统计,开院后的头一个十年中竟九迁校址。萧友梅曾苦笑着对师生说:“搬场是我们学校的家常便饭。”有的时候,比较大的房间全都用作教室,校长室就在阳台上,在栏杆上面装上一排玻璃,挡风遮雨,因陋就简。
  他在日军侵略中国的民族危亡时刻,始终保持着崇高民族气节。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萧友梅蓄须明志,留起了“纪念胡”。国立音专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办学。
  音专倾注了萧友梅整整13年的心血(含2年“音乐院”时期)。在这13年间,萧友梅艰苦创业,勤俭办学;从严治校,秉公处事;严于律己,不徇私情;事必躬亲,任劳任怨;待人慈和,帮困扶贫;淡泊名利,急公好义;谦虚谨慎,务实求新;不知疲倦,积劳成疾……即使在重病之际,他仍不忘叮嘱前来探病的人回学校去时,记得把钢琴课室朝外的门缝用硬纸条塞紧,以防吹进冷风,冻坏学生的手指。这是萧友梅临终前最后的遗言。(资料来源于上海音乐学院校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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