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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与晚报: 飞入百姓家,与民同喜忧

日期:2019-09-05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赵超构说,社会的进步,一靠法官、法律,一靠新闻、舆论;“若我们都不为普通老百姓鼓与呼了,谁来?!”没有他的努力,就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没有他的坚持,就没有一座城市最接地气、最具温度的一层人文剖面。
作者|孔冰欣

  

  西京一览,临潼小驻,潼关巡礼;返华阴,渡渭河,至大荔、郃阳;再向韩城、黄龙山进发,黄河渡口,对着两岸吕梁山脉,畅想露宿一夜、烤吃野味痛饮汾酒的豪情;继续“行军”,老旧山西已展新颜,延安道上风尘扑面……啊,延安,牵动心弦的延安,75年前,一路揣测了半个多月的、笼罩着几分神秘色彩的城镇,终于映入了赵超构的眼帘。

  那是他一生漫长的新闻征程里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这位平易、朴素的新闻人,是中国新闻史上不可或缺的开拓者,是始终怀着“忧民之忧,喜民之喜”办报信念的总编辑——没有他的努力,就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没有他的坚持,就没有一座城市最接地气、最具温度的一层人文剖面。


《延安一月》,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


  191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青田山区的赵超构,少年时就爱跑书店,养成“乱读书,读杂书”的习惯。1931年,他考入上海吴淞由胡适担任校长的中国公学,被学校里的民主氛围深深影响。1934年,赵超构毕业,进入南京的《朝报》当了一名国际版编辑,“工作时间是夜里七点钟到次日凌晨三点”。国难使他有切肤之痛,百姓疾苦使他满腔怜惜,吏治腐败使他不吐不快。当时,老板王公弢天天“逼”赵超构交“言论”,如是这般,他倒是被“逼”得此后每日不写文章便“浑身难过”了。

  日寇嚣张,抗战打响,《朝报》停刊。1938年,赵超构流亡重庆,知人善任的《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慧眼识珠,聘用了他。从此,赵超构的命运,便和“新民”两个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那个时候,《新民报》是一份代表中下层人民呼声、扎根民间、不为权贵和党派利益代言的报纸,“倾向于为人民讲话,有许多调子跟共产党较接近”。而其采编团队里,就数赵超构观察最敏锐,笔触最尖利。他说,社会的进步,一靠法官、法律,一靠新闻、舆论;“若我们都不为普通老百姓鼓与呼了,谁来?!”

  赵超构的时评专栏,叫《今日论语》,他写农民、渔民、盐民,写城市工人、乞丐、小偷,他甚至关注囚犯的命运,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执著地反映底层的境况。他还积极宣传抗战、揭露黑暗,文笔幽默老辣……三十来岁的赵超构,评论颇短而视野宽阔,文字扼要而一针见血,成了《新民报》最年轻的主笔。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向蒋介石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作为对显已不耐烦的罗斯福的这位代表的让步,蒋勉强批准美国观察员小组赴延安。随即,中外记者也组成一个新闻代表团到访延安——《新民报》派出的记者,正是赵超构。选他是偶然的,但也别有用心,延安一直为当局封锁,新闻界很少有人涉足这块红色根据地,在访问延安的43天里,国民党设置重重限制,把记者团改名为“参观团”,明令“只参观不报道”。谁都料不到,赵超构一个耳朵几乎失聪,又操着难懂的温州官话,却偏偏在全面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后,写出了被周恩来誉为“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

  1944年7月30日至10月18日,《延安一月》在《新民报》上连载了81天,连载伊始,每天只有几百字,读者急不可耐,来信要求多登,于是,每天增加到两千字,轰动一时,可说“洛阳纸贵”。紧接着,单行本出版了,半年不到,三次重印;待抗战胜利,不仅上海重印,日本也出版了译本。

  《延安一月》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赵超构尊重客观印象,不做剪裁与矫饰,写得具体、细致且富有真情实感。翻阅此书,读者发现,毛泽东是“浓黑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丁玲是“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为了大家服务,应当放弃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写作’……当甜食上桌时,她拣了两样点心,郑重地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种种描写,见微知著,充分展现老记者的眼力与思辨。

  在与毛泽东几次深谈之后,赵超构感慨:毛泽东先生是一个最能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斯大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赵超构意味深长地写道:“在我们想象,边区一定是共产主义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经穿起了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其实,赵超构并不知道毛泽东在1938年就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但是,他却留意到在理论的庙堂里,“本土派”已战胜了那些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留苏派”。赵超构已然看到,延安的生活有民主的一面,也有管理上可以进一步提升的一面,而熟知中国近现代史的读者们,不由会心,能联想到万事开头难,新中国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的,是不懈奋斗换来的。

  张恨水曾为《延安一月》作序:“全篇的叙述或批评,都是很忠实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本杰作,依然觉其熠熠闪光。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这是一部典型的记者的作品,彰显了记者的良心和责任。赵超构一直追求、强调“站在一个国民的立场上,用国民的眼光观察社会,以国民的权利做自由表达”;作为“国民”的赵超构,认为众生既有吃饭生存的权利,也有知道的权利;延安有创造自己生活的权利,而重庆的老百姓也有了解延安的权利。

  自上世纪30年代进入新闻界,赵超构10年里写下了3000多篇时评,他所服务的《新民报》,则在抗战胜利后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在全国拥有五个社,八张日、晚刊,号称“五社八版”。其中,赵超构与陈铭德夫人邓季惺女士主持了于1946年创刊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工作,兼任总编辑。

  写下《延安一月》的赵超构,日后被毛泽东七次召见,成了主席的朋友;笔耕不辍、兢兢业业的赵超构,更将《新民报·晚刊》带入了新时代。


老将出马,“吃饱夜饭看夜报!”


  1947年5月,在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中,上海的《新民晚报》和《文汇报》《联合时报》同时被勒令停刊,罪名为“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第二年的7月,南京的《新民报》又被当局“永久停刊”。陈铭德、邓季惺被通缉,总主笔赵超构也上了黑名单,他们先后避走香港。

  曙光不远,壮志待酬。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赵超构就回到申城了。没多久,他北上参加新政协,见证了开国大业。欣喜之余,他也不是没有忧虑的,因为直接照搬过去做新闻的办法,显然不可行——彼时,私营报纸常无奈抄“日报”的大新闻,“没有自己的东西”,很快,全国只剩下“新民”一家晚报了。

  1952年,《新民晚报》的发行量惨跌到2700多份。1953年,《新民晚报》公私合营,与当时的《大报》《亦报》合并,尔后销量逐步上升到2万份。《大报》《亦报》过来了一批气味相投的老报人,这样一来,副刊“活”了——值得一提的是,《亦报》体育报道专版的做法,直到今天仍然是《新民晚报》卖座的重要因素之一。

  “老将”,是晚报同仁对赵超构的称谓。当年随《亦报》而来的吴崇文,晚年面对媒体的采访镜头时,发疏齿落,却始终喃喃重复着:“老将”是个好人,“老将”是个好人。《新民晚报》原副总编欧阳文彬则回忆,每天上班,赵超构总是来得很早,到了以后,看全国各地的报纸,看后得到灵感,就开始写作杂文,中午前,他的稿子就完成了。

  50年代《新民晚报》酝酿改版的时候,赵超构即提出了要做社会新闻。那会儿大伙更热衷于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国际新闻,一般以为“小市民阶层感兴趣的社会新闻甚是无聊”,但赵超构说,社会主义时期,我们还是需要社会新闻。他觉得登社会新闻有一条原则,所谓“移风易俗”也,而这“移风易俗”,实指向构建健康的市民文化——赵超构关注的,依旧是民生。他在报社里成立了一个机动组,调动了几位能力较强、写作功底较好的记者直接归总编领导,主攻社会新闻,有什么点子便行动,可不通过采访部。赵超构告诉编辑部同仁,社会新闻抑恶扬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里,这朵新闻之花不能没有。

  永远低调,谨慎“胆小”,安贫乐道,是赵超构身上非常可贵的品质,他一生所求,不过守住个人天地的自由,不过做好报人的本职工作。他就是想办一张老百姓喜欢看的报纸,有品位、有知识、有思想。这点,从其提出的“短、广、软”三字经中亦可见端倪:短些,短些,再短些——文字浓缩而又精确,报道典型人、典型事,短文章通俗易懂。广些,广些,再广些——扩大报道面,体裁多样,从言论批判到幽默漫画,从增产节约到家务事儿女情,从科学知识到衣食新闻,总之从各个侧面来反映人们生活。软些,软些,再软些——不要太“生硬”,灵活新颖,强调人情味和可读性,报纸贴近市民生活,使读者喜闻乐见。

  年近耄耋,赵超构身上的烟火气更足了。他依然欢喜在下午“孵茶馆”;人很随便,若今天家里小菜不错,便自个儿拿了牛奶盒买酒去;天气炎热,后门一开,拿张小板凳到弄堂口去“乘风凉”。他与街坊间关系融洽,常常摇着一把扇子,听周围邻居乃至路人说话……而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长者,出于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在1982年的元旦“老将”再出马,续写了“新民”的历史——停刊了16年的《新民晚报》,复刊了;这一年,赵超构73岁。

  他亲自执笔,写了《复刊的话》,说《新民晚报》要“做穿梭飞行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千言只作卑之论,力戒浮夸,少说大话,实事求是,不唱高调,发表一些常识的、切实的、平凡的报道和论说”“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而复刊前的两个月,在九江路临时社址的四楼编辑部中央,那个用夹板隔出来的、没有窗户的过道厅里,全体编辑记者,每人搬来椅子,听赵超构作了《我们怎样办晚报——兼谈新民晚报是怎样一张报纸》的报告。他逐条阐释了十六字方针“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其后他又寄语编辑部,要学会大知识分子给小老百姓写文章,议家常话,诉人间情。

  复刊后短短两三年里,《新民晚报》的发行量竟飙升至184万份,一度成为仅次于《人民日报》的中国第二大报。让晚报人自豪的是,千万老百姓舍得自掏腰包,宁可从每天的小菜钱里省下点铜钿,排队买一份《新民晚报》来读读。赵超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让广大读者真切觉得,每天晚上翻翻《新民晚报》,是轻松、愉快的精神食粮。《新民晚报》成了上海市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了抹不去的温暖印记。

  80年代起《新民晚报》的兴旺发达,也带动了中国晚报业的发展。思想解放,创作环境良好,赵超构欣然提笔,恢复了署名“林放”的《未晚谈》。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其杂文之功炉火纯青,攀至高峰顶点。分析社会现象、民生问题,他更多从国家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素养出发,丝丝入扣、深入浅出,好评如潮,雅俗共赏。

  八十又三高龄的赵超构,“手不停椽至去时”,最终在新闻岗位上倒下了。他是报人的楷模,是所有后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榜样。

  “新民夜报,夜饭吃饱,看好夜报,早点困觉。”

  晚报不“晚”,超构不老,春燕衔泥,民居筑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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