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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决定谁来演

日期:2026-11-17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
阅读提示:选角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拍板,而是经纪公司、选角团队、导演、制片体系与市场偏好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时代的审美趣味,正悄悄地、深刻地改变着“被选中的那张脸”。
记者|金 姬


  当冯远征担忧“招不到黄胖子”时,人们开始关注:在今天的镜头里和舞台上,究竟是谁在决定谁能演?

  带着这样的疑问,《新民周刊》采访了四位身处选角链条不同环节的人:当了12年话剧导演的阿索,从演员转行、做了近十年幕后工作的影视剧选角导演小佳,经营商业音乐剧的制作人小花,以及做过商业片与文艺片的电影制片人易菲。

  把他们的讲述放在一起,一条从院校招生延伸到影视市场的隐形决策链逐渐显影:选角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拍板,而是经纪公司、选角团队、导演、制片体系与市场偏好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时代的审美趣味,正悄悄地、深刻地改变着“被选中的那张脸”。


话语权的五方博弈



上图:横店影视城古装短剧拍摄现场。 


  “在一个选角流程里,有话语权的人至少有五方。”电影制片人易菲对《新民周刊》开门见山地拆解这套决策结构。

  排在第一关的,是选角导演。“除了最头部的演员,剩下很多角色没那么重的演员,选角导演就是第一道筛选的闸门。”易菲把这个过程比作招聘时的HR筛简历。

  选角导演小佳对此有切身体会,他告诉《新民周刊》:“每天发完组讯(剧组发布的招募通知),光朋友圈和演员社群里就会涌进一两千条信息,他和团队要一条条看完。形象符合的,就先给一次线上试戏的机会。”

  但闸门不等于终点。“导演是艺术上的核心决策者,尤其是电影,最关键的气质和质量还是取决于导演。”易菲说,国内很多电影项目仍是“导演中心制”,导演判断演员“符不符合这个人物感觉”。只是导演话语权虽大,也不代表“拥有最终拍板话语权”。

  掌握预算的制片人是第三方,“他要控制钱怎么花,演员的风险度、市场性、合作友好度都在他的考量里”。

  第四方是出钱的投资方、出品方和发行方,“他们主要从市场角度,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取得好票房”。

  第五方常常被忽略——演员团队本身。“观众和市场都非常认可的演员,自己也有话语权,甚至会跟项目方博弈:这个角色我想演,但哪一部分要加重、哪一部分要淡化。”

  五方权重随项目类型起伏。易菲解释道,电影和电视剧最大的不同在于,“现在的年轻人主要通过网络观看电视剧,几大网络平台在选角上话语权非常大,但在电影上就是另一种景象”;在艺术片里,导演拥有绝对话语权,甚至可以启用素人;而成本高昂的商业片,则是“各方商讨、博弈,最终得到一个从风险度、市场度到观众友好度的综合最优选”。


“烫卡”与带票


  而当资金的话语权压过艺术的话语权,一套新的逻辑开始流行。

  话剧导演阿索向《新民周刊》反复提到一个他刚学会的新词——“烫卡”,这原来是音乐剧圈里对流量演员的称呼,“他只要过来演,就有粉丝来买单”。这种演员可以“空降”进剧组,排几天就上台,“可能没有什么演技,从专业角度讲不被认可”。可一旦这种现象成为常态,“年轻人就会觉得,好好学习是没有用的,认真打磨专业是没有用的,只要有流量、出圈了,就能有角色,制作人也买单”。

  带票正在成为一道硬指标。做商业音乐剧的小花把它量化得很直白:“我们通常会计算一个演员身上能带几张票。”一部三四个演员的小剧场戏,“可能要开30张票才能保证当场运营成本,如果卖到20张我也会开,但如果只卖出个位数的票可能就得取消这一场”。他直言这是一个残酷的悖论:音乐剧圈子以年轻女性观众为主,所以“男卡卖得好,大家都在抢男卡”,可男演员“只要脸还成就能卖票,业务能力普遍要弱一些;女演员业务能力普遍好很多,却因为粉丝不消费,长得一般可能就卖不动票”。如果音乐剧女演员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积累起固定的粉丝消费,就会出现卖不动票,排期越来越少的情况。同时,很多戏没有设定女性角色,较少的工作选择也导致女性角色的竞争很激烈。

  阿索把这种失衡称为一场“恶性循环”:“现在很多演员都去开个人账号营销自己,极大地消耗了演员的个人能量。演员本该安静地积累生活素材、感受生活,可这个时代逼着你,不营销,制作人就看不到你的粉丝群。”在他看来,当一切都“只用数据说话”时,人就变成了数据的奴隶,越营销越失去主体性。

  话语权的天平因此倾斜。阿索说得很坦白:“最后定角色的是制作人,资方裹挟着导演,他们一定要逼导演认。”他形容,一个不愿投钱的导演,“位置有时候只是傀儡”,“只有一种独立导演——自己投钱的——才可以说了算”。经纪人也在链条上博弈:“我跟一个演员聊好了,第二天他经纪人却跟我说他没档期,事后我才知道,是经纪人要推自家另一个演员。”


被筛选的脸


  “谁在决定谁来演”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更隐秘的问题:什么样的脸,配得上“被看见”。

  阿索把变化的根源追溯到内容本身:“以前的剧本更多反映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回忆,那个年代,戏里的人本来就长相各异,《渴望》《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里,有漂亮的主角,也有“灵活的胖子”。“可现在没有这么多反映人民生活的戏了,都是偶像剧、古装剧,完全吃颜值。当表达的内容单一了,角色需求也就不像以前那么丰富”,而新一代年轻人在这样的屏幕里长大,没见过“长得不那么好看的人也能当演员”,这种情况就又被放大了。

  审美的收窄,从选角一路倒逼到招生。阿索说,从前艺术院校老师招生时“已经想好毕业大戏要排什么”,照着角色招进来、花四年去培养;如今招生“搞得像公务员考试一样严格”,一场三试九十九个老师打分,去掉最高最低取平均,然而——“招人的和教的人不是同一拨”。更关键的是,“现在初试全是视频,几千个考生,老师从早上8点看到晚上6点,形象不够的,划过去就没了。”他感叹,“搁在以前,你形象不好,一进来一个灵活的胖子几句话把老师逗乐,觉得这孩子很有意思,就留下了。”如今,这样的“有意思”很难挤过第一道视频关。

  小佳从剧组角度印证了同样的趋势:“现代青春戏,肯定形象好、高大帅的有优势;漂亮女孩、有气质的有优势。但特别路人长相的那种,除非演技特别好,否则很难出来。”他并不讳言偶像剧、古偶剧“就是要形象好、帅的,数据好、粉丝量高的”,只是他也强调,质感电影、刑侦戏“要的是路人长相,但戏要好”。本来两类需求并存,却在流量至上的天平上,被压向了同一端。

  不过,市场里也有人把审美重新拉回“角色”本身。小花对《新民周刊》表示,商业音乐剧选角“要求真的很全面”——脸、眼缘、形体、唱功一项都缺不得,团队会尽量综合评估,避免“一言堂”,让优秀的年轻演员也能有机会被观众认识。

  易菲则给出一个冷静的判断:“主要还是跟着角色走。”她提醒说,今天的演员本身已高度专业,院校选拔早已不只看“好看”,还要“有记忆度和辨识度”——独立女性感、甜美型、温婉型各取所需,“因为一部电影就100分钟,你必须在形象和气质上跟角色贴合,观众才能迅速接受”。她认为通路并未被堵死,“导演永远想要新鲜面孔”,比如《给阿嬷的情书》,因为方言的因素,就能让剧组把选角范围锁定到一个地方。


看不见的四道信息差


  在易菲看来,比审美更决定命运的,是一道道“看不见的信息差”。她把它分成四层——

  第一层是需求信息差。演员试戏往往只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他只能去揣测导演“以往喜欢什么类型”。“就像看招聘广告,上面写着‘有组织能力、有抗压能力',你只能从字面理解,那些隐性偏好你根本掌握不了。”

  第二层是机会渠道的信息差。“演员这个圈子神秘而又封闭,很多角色并不公开招聘。”热门角色常常在内推和口头传播中就被消化,“等你在网上看到组讯时,最核心的名单已经锁定得差不多了”。至于成熟热门项目,“导演心里早有人选,不太需要大规模试戏”。

  第三层是决策链的信息差。被拒绝的演员,大多处在一种“静默淘汰”里。“剧组不会通知你,很多人没选上,还反省是不是自己状态不好、没发挥好。”可真实原因常常无法启齿——也许他演得很好,只是“没有另一个演员粉丝多、商务代言更被认可”;也许是“片酬超出了预算”,也许只是“对手戏的另一位搭档觉得跟他没火花”。这些,演员很难完整知晓。

  第四层是自我定位的信息差。“一个演员演活了某个悍匪,之后就会不断有同类角色找上门,虽然他想拓宽戏路,但过往履历已经固化。”易菲说,演员自我认知与大众印象之间的落差,本身就会让寻角之路变得磕绊。

  四重信息差叠加,勾勒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决定谁能演的,往往不是“演得好不好”,而是“你能不能被看见、被想起、被算进那笔账里”。


谁在定义“流行脸”



上图:AI短剧制作流程虚拟图。


  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流行脸”,环肥燕瘦,可甜可盐——到底是谁在定义这些流行脸呢?答案很可能是经济和流行文化的双重影响。

  回望1979年,演员唐国强因为电影《小花》里白净俊朗的形象,被冠上了一个“奶油小生”的标签,这个词在当时可不是什么褒义词——彼时全民追捧的是高仓健式的锋利下颌线,是沉默坚韧的硬汉,而一张过于精致的男性面孔,往往意味着“靠脸吃饭”,隐隐然有些不可靠的意思。

  如今40多年过去,“奶油小生”早已不在贬义词范围里,大分类下更是演化出了盐系、草食男、淡颜系等数十个细分标签——男女演员的审美标准,40年多来都起码迭代了五六轮。

  审美潮流看似飘忽,背后却有经济结构与文化产业的双重塑造——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硬汉审美,对应着重工业、集体主义精神,观众需要的是能扛起家庭与时代责任的“劳动者”形象,演员的脸通常是代表身份的符号,而不是大众消费的对象。所以影视剧里流行的女性形象也大都朴实可亲,充满力量感。

  90年代后,市场化改革启动,港台娱乐工业传入,明星的“脸”才第一次变成了可售卖的商品:唱片公司和影视公司发现——海报、广告代言的变现效率,远高于打磨影视角色——而最能快速撬动粉丝经济的,就是一张没有攻击性、符合大众幻想的漂亮面孔,于是花美男和美少女这样的形象大量诞生。男女都一样,可以用“花样”来形容。2003年《当代歌坛》读者票选“最想交往的男明星”,前10里有7位是“娃娃脸”艺人。

  到2010年后,互联网平台崛起,审美进一步细分:“盐系脸”适配的是日杂风生活场景,“草食男”对应的是低欲望社会的情绪需求,而“病娇感”也有自己的市场——每一张流行面孔背后,都精准匹配着一条消费赛道。

  比经济影响更隐蔽的,还有性别话语权的转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演员的形象都要符合“男性凝视”需求,比如“贤妻良母”,或是“芊芊弱质”。而当女性成为影视付费市场的主力——数据显示,国内剧集付费用户中,女性占比已超65%——审美话语权自然发生了倾斜:更多女演员的流行脸都是女性审美的产物——不再是范冰冰式的妩媚浓颜,而是张子枫式的“淡颜故事脸”。

  所以说,屏幕上受欢迎的脸不代表最美的脸,而是最适配时代情绪、最符合观众心理需求的脸。记者|金 姬(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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