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碍”边界变大，困住2000万A娃

　　网络大V罗永浩的“科技春晚”迟到事故，让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再次受到关注。ADHD被简称为“多动症”，当一个成年人说自己得了“多动症”，通常会被视为“笑话”，是给自己某些错误找的理由。

　　从儿童期被误解的“熊孩子”，到成人世界可能面临的“不靠谱”指责，ADHD个体面临的是一场贯穿终生的、自身特质与环境要求的磨合。

　　现实中的ADHD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老师们，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缺陷是个“笑话”。相反，他们挣扎在公众误解、教育评价标准单一、社会竞争激烈的真实环境中，备受煎熬。

　　中国估计有2000多万ADHD儿童和青少年，如果按照发病率6.4%左右计算，中小学每个班级几乎都有A娃（明确有ADHD症状的孩子）。

　　他们身上的特质有的轻有的重，但基本都会直接影响到学习成绩、社交和适应环境的能力。而学习成绩好不好、是不是遵守纪律以及好不好交流，是社会评价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指标。

　　社会压力重塑着“障碍”的边界，在一个高度依赖自律、规划和准时守约的现代社会，ADHD特质所面临的挑战被空前放大，使得更多人的“神经发育多样性”暴露在问题区域。

上图：他们挣扎在公众误解、教育评价标准单一、社会竞争激烈的真实环境中，备受煎熬。

当涣散的注意力

遇到脑力时代

　　2025年的暑假，叮当（化名）妈妈跑了上海几家儿科医院和专注力干预机构，经过专业医生的一系列测试和检查，叮当虽然还没有达到ADHD诊断标准，但已经接近临界点。更令叮当妈妈焦心的是，孩子已经呈现轻度焦虑和对抗情绪。于是她专门听了医生、心理专家、教育专家的课程，学习ADHD家庭养育知识，准备探索一条适合叮当的陪跑道路。

　　叮当今年读三年级，从小乖巧懂事，小时候妈妈并不觉得她有专注力问题。直到叮当二年级时，学习困难逐渐显现——语文的词语默写，无论如何熟读、抄写、背默，正确率还是难以提高；数学的计算题也很艰难，抄错、算错，怎么练都没有改善。“但她订正的时候就能做对。我意识到她并不是不懂学科知识，而是没办法抵达精准正确。”

　　三年级，学校课程进度加快，妈妈发现叮当更加艰难，完成作业的时间严重拉长。“我们学校的作业相比其他学校已经是相对较少了，但她还是要做很久，每天都要做到很晚。” 学校老师反映，孩子虽然上课很安静，但似乎总是在走神。叮当在学校不仅学业表现不佳，跟同学玩时也经常难以“同步”而产生摩擦，负面情绪越积越多。

　　叮当妈妈通过研究后很理智地接受了孩子存在注意力缺陷这个现实。“我首先停了她所有的课外班，先保证跟上学校的课业进度。”叮当妈妈向记者讲述时语调平静，但可以想象，接纳的过程一定充满挣扎。

　　叮当妈妈首先降低了自己对孩子的学业要求，拿出更多的耐心辅导作业，帮助孩子尽量和同龄人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她给叮当报了行为治疗课程，希望专业的专注力训练对改善注意力缺陷有所帮助。“这样的孩子，需要家长付出更多的耐心、时间和精力，考验着父母的情绪稳定和应对的能力。”她说，丈夫和其他家人目前还没有完全接受叮当存在学习困难的现实，有时候会责怪她不够努力，或者期待着哪天能突然“开窍”。

　　脑力时代，让ADHD患者的缺陷愈发突出。

　　ADH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的两大核心症状是注意力缺陷、多动和冲动。它和智力并不直接相关，有ADHD缺陷的成年人虽然存在工作上、社交上的困难，但因为社会给出了更多元的生活、工作选择，他们比孩子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

　　一些人可以像罗永浩一样有一番作为，他们靠自己摸索的各种方法去扬长避短，克服注意缺陷。还有少部分人依靠药物控制症状。

　　由此，矛盾和痛苦，集中在了特别需要注意力、守规矩的学习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身上。

家长的成绩“执念”

　　现实中，很多家长并不能像叮当妈妈一样正视孩子的缺陷、积极寻求改善的方法。

　　事实上，孩子的家庭环境与ADHD的发生也存在关联。首先，ADHD遗传概率高达70%，孩子的家长自己就可能有冲动特征，习惯于用责骂甚至体罚来教育——遗传加上不良教育方式，很可能加重孩子症状。还有不少出现ADHD严重症状的孩子，家庭存在种种问题，比如父母离异、父母经常争吵或者有家庭暴力的情况。这类家庭看待孩子的缺陷要么是冷漠对待，要么是不愿接受。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多年来接诊了大量的ADHD孩子。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儿童发育相关疾病，资深儿童发育行为专家章依文教授将镜头对准门诊中的自己，通过真实的诊治过程来向公众普及包括ADHD在内的发育行为障碍知识。

上图：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资深儿童发育行为专家章依文教授。

　　“这是心理问题还是生理问题？”在章依文医生的一条门诊视频里，刚刚确诊ADHD的小朋友的家长提问，章医生回答：“是生理的问题，大脑发育不成熟。”

　　“那长大会好一点吗？会成熟吗？”章医生耐心解释：“如果他自己和自己比较，会逐渐成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任务和要求会随之提高。要看孩子大脑的发育成熟和任务要求的匹配程度到底有多高，如果孩子的发育和任务要求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就是个问题。”

　　章医生发现，即便拿到明确的诊断，很多家长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怎样让孩子按时完成作业、学习成绩好一点。如果家长的关注点集中在成绩上，难免就会对学习能力弱的孩子施加压力甚至责骂，而ADHD孩子本身常见情绪问题，在家长的批评和责骂下，更容易被负面情绪影响而失去学习动力。

　　“如果孩子晚上做不完作业，你是要求她必须做完呢还是其他办法解决？”面对章依文医生的提问，一名家长回答：“我让她坚持做完。”对于家长的这种做法，章医生表示不赞同。拖长时间做作业不仅不能达到学习效果，影响睡眠也会加重ADHD症状。

　　面对每一个ADHD孩子，医生们首先要“治”的，其实是家长。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金星明教授，是国内最早关注ADHD并推动规范化诊疗的专家。十多年前，金星明教授就开始牵头制定ADHD诊疗指南，并在实践中摸索医教协同等方式帮助患儿和家长。上海市闸北第一中心小学心理老师王慧介绍，她作为学校老师多次参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为家长开设的家—校—医父母课堂，医生、老师和家长们一起讨论怎样给这些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

上图：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王慧老师在心理课堂上。

缺少善意的“微环境”

　　家长的另一个顾虑是，一旦被确认为A娃，其他家长会以破坏课堂纪律、伤害同学等理由，反对自己的孩子正常上学。

　　2025年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武汉一所小学五年级班级教室里只到了几名学生，其他学生的家长联名反映一名ADHD小孩严重影响课堂纪律。老师说，这个孩子学习自制力弱、没人陪读的时候一个人趴在地上玩、碰别人的脚。学校曾要求孩子家长陪读，但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无法陪读，家长这些年已经带孩子进行体育训练、接受医院治疗。

　　2025年9月11日，涉事班级相关老师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说，学校召开协调会，多方达成一致：该学生先行离校接受专业医疗干预，待行为稳定并经专家评估认可后，在家长陪同下逐步返校随班就读。

　　类似抵制“多动症”孩子上学的事件这些年时有发生，有的家长甚至建议A娃转到“特殊学校”。但事实上，大多数A娃并不符合“特殊学校”招生的标准，而且他们的症状多数会在成长过程中有所改善，进入“特殊学校”不仅家长不接受，也并不利于这些孩子的成长。

　　叮当妈妈说，叮当主要的问题是注意力缺陷，没有多动、冲动的症状，不会影响课堂纪律，没有这方面担忧。她现在对老师的期待，是希望老师多鼓励和理解叮当，让孩子每天在学校的这段时间得到更多肯定，保持一定的自信心。经过多次沟通，叮当班主任对待叮当的方式有所改变，但客观而言，在成绩“指挥棒”下，叮当在校园里找到自信的机会并不多。

　　经过多年科普，章依文医生发现这些年家长对于ADHD的理解有了改善，但不少老师还缺乏客观的认识。章医生总是提醒家长，一定要和老师好好沟通，争取得到老师的理解和支持，让老师对A娃放低要求，允许他们进步得比别的孩子慢一点。“如果他作业没完成，老师再罚抄，那不是更完不成么？学习挫败感不是更强么？”

上图：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户外活动。

学校的苦恼与努力

　　学龄孩子每天在学校里度过的时间，基本要超过8小时，应对课堂学习和集体生活，本身就是ADHD孩子的“弱项”，在学校中能够获得多少宽容和帮助，对于他们的成长显得尤为重要。

　　而对于教师而言，班级里的A娃必然会耗费教师更多的精力，他们也有自己的苦恼。

　　上海一所小学的陈老师，有二十多年的教学经验，过往她当班主任的班级里总有那么一个两个症状或轻或重的A娃。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对儿童心理健康非常重视，教师们接受了系统的培训，对于如何教育A娃有比较科学的方法。但几年前，陈老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她接手的一个班级里，好几个ADHD学生。

　　多数A娃有多动、冲动的症状，上课时交头接耳、突然起身走动是常有的现象，有的孩子还会和同学产生矛盾冲突。一个班如果有几个这样的孩子，场面可想而知。面对如此特殊的班级，陈老师和学校心理老师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与其他孩子的家长充分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另一方面与A娃的家长站在同一“战壕”里，一起通过医疗、行为干预，控制症状，帮助他们跟上学习节奏。

　　陈老师说，通过沟通，多数A娃家长非常配合，在规范用药、接受学校心理团队行为干预后，都可以正常上课，全班顺利完成学业毕业，有一两个孩子后来升入初中后成绩也还不错。但也有孩子因为没有坚持规范用药，后来症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学习成绩越来越差。“这个孩子挺可惜的。”

　　陈老师遇到的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但就算是一个班有一两名A娃，对于学校管理和教师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在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如何对待A娃在多年前就成为学校研究的课题。

　　王慧老师不仅是学校的心理老师，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很早就与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专家团队开展合作，推动医教结合的干预模式，来帮助ADHD孩子们顺利完成学校教育。

　　除了药物，运动和艺术活动被认为是改善ADHD患儿症状的一种有效手段，为了证实有效性并摸索学校内的行为干预模式，闸北第一中心小学在2015年与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合作开展研究，而这些参与研究项目的孩子后来真的从运动和艺术活动中获益。

　　研究以三年级学生为对象，通过专业医生的筛查和诊断，发现了15名ADHD学生，获得家长同意后，最终14名学生完成为期五个月的干预活动，其中男生10人女生4人（人群中ADHD男女比例为4:1）。

　　项目设计了每天的有氧运动和艺术活动，需要药物治疗的孩子还要接受药物治疗。室外运动以长跑、跳绳为主，室内活动主要以完成各项障碍越野挑战活动为主，每周3次，每次45分钟，通过专业的运动手环记录学生们每一次的运动数据。在每次体育训练之后，学生平均心率可达130次以上（每分钟），血氧率99%，里程2公里以上，步数在3000左右，消耗卡路里90左右。

　　艺术治疗活动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分为绘画、手工和展示三种类型，主要锻炼儿童的注意力、精细的手部操作能力，帮助儿童更好地宣泄情绪，树立自信。

　　王慧介绍，五个月后，经过医生科学的评估，接受干预后ADHD学生的注意力问题、多动问题以及对立违抗性行为均有显著的好转，家庭作业完成情况有了显著的提高。

　　众多研究证明规范的药物加上行为干预，能够有效改善ADHD患儿的症状，比单纯用药或者单纯的行为干预效果更好。但是，学校开展行为干预是一件成本高、对教师要求高的工作，大多数学校很难有能力或者意愿去做这件事。

　　近十多年，上海教育系统拿出针对学生身心健康的一套措施。比如要求中小学必须配备专职心理老师，千人以上学校配备两名。上海还多次发文要求学校保证学生在校内的户外运动时间，2025年3月10日开始实行的《上海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管理办法》中明确要求学校要统筹用好各类课程课时和课后服务时间，鼓励探索长短课结合等方式创造条件开展体育锻炼，以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

　　这些措施的落地，为A娃营造了更好的成长空间。

对药物的“恐惧”

　　根据相关指南，学龄前ADHD孩子以行为干预为主，学龄期ADHD除了轻度的可以用非药物方式，中重度需要药物结合其他干预方式。非药物方式指的是行为干预、家庭支持等。

　　一提到吃药，家长总是忧心忡忡。

　　章依文解释，规范使用药物旨在调节大脑内失衡的神经递质，帮助建立基本的行为控制“支点”。“好比为近视的人配副眼镜，目的是改善功能，减少继发性的挫败与伤害。”她坦言，最困难的是让家长理解，当疾病本身带来的学业失败、社交排斥、自卑抑郁等“次生灾害”远大于药物可控的副作用时，药物治疗本身就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

　　章医生还一再向家长强调，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按时复诊，规范治疗。大多数孩子并不需要终身服药，章医生诊治的一些孩子，后来症状得到很好的控制，上了大学，也有了很好的人生。

　　在医学领域，一些研究正在寻找差异化治疗新路径，ADHD的用药有望变得更精准。

　　2025年末，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吴丹教授团队联合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研究员、心理治疗师王广海教授团队，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Translational Psychiatry》上发表题为《基于半监督深度学习模型的青少年多动症脑影像分型》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对青少年ADHD患者的脑影像进行分型，揭示了不同亚型在家庭环境、认知表现及药物反应方面的显著差异。

上图：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研究员、心理治疗师王广海教授说：“神经发育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家长、学校和社会对孩子的期盼或要求却是单一的，这就带来了困扰。”

　　王广海教授介绍，神经发育障碍是一个科学上仍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目前所知与ADHD相关的是大脑前额叶发育的异常。这次的研究旨在对ADHD青少年进行更科学的大脑分型，帮助医生针对性地个体化用药。

　　王广海教授介绍：“我们的研究发现，脑发育相对不成熟的ADHD青少年对兴奋类药物的治疗响应更好，这提示除了个体化用药外，家庭、学校甚至社会环境的调整，以及心理社会支持尤其重要！” 王广海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牵头开设了儿童睡眠与心理咨询团队门诊，致力于通过非药物的心理行为干预和家庭支持，从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提高社会适应和情绪调节能力入手，促进ADHD孩子的长远健康和学业发展。

　　从医学影像上可以看到这些孩子大脑发育的确与大多数同龄孩子不一样，但导致这种异常的生物学机制还不清楚。“神经发育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家长、学校和社会对孩子的期盼或要求却是单一的，这就带来了困扰。”王广海说。

　　就好比一个班级里同样10岁的孩子，大部分身高在140厘米左右，但总有几个大高个可能已经超过150厘米，还有几个“小不点”只有130厘米。神经发育也存在这种差异，发育相对不成熟或较晚的几个孩子，在同样的学业标准和学习任务面前就会力不从心，出现不适应。

　　如果我们能够像理解身高差异一样理解ADHD孩子，“该怎样对待A娃”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能简单一点？

　　“ADHD的一些特质，在某些情境下可能是负担，在另一些情境下却可能并非全无价值。”章依文指出，比如思维的发散性可能关联创造力，对高刺激的追求可能转化为应对高压工作的能量，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也可能成为探索的动力。关键在于，个体能否找到与自己特点相匹配的生存空间。

　　A娃向我们这个快速运转、飞奔向前的社会，提出了一道不得不答的考题：他们进步得慢一点，能不能多一点理解和宽容？记者｜黄祺

链接：什么是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注意力缺陷、多动和冲动。ADHD的确诊需通过专业医学评估，需结合行为表现、病史、量表工具及排除其他疾病，由精神科医生或儿科医生完成诊断。无单一医学检测手段，需多维度信息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