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歧视的医生和病人
阅读提示：在“精神科黄埔军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里，一名医学生要被锤炼成一位精神科医生，必须经历一段“奇妙之旅”。
记者｜黄 祺
坊间有一个流传多年的说法：精神科医生，大多自己也不正常。
精神疾病，恐怕是所有疾病中被误解最多、最受歧视的一种，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恐惧，不仅让精神疾病患者无法得到公平的看待，还连累精神科医生变成了一类“特殊的人”。 多年前，中国精神科医生往往有意地隐瞒自己的职业，这些年，随着公众对精神健康的重视，歧视逐渐减少，但神秘感依然存在。今天的现实依然不容乐观，我国精神科医生总体短缺，公众对精神科医生普遍缺少应有的尊重。
其实，精神科医生除了需要掌握大量医学专业知识；还必须对社会、文化、心理甚至宗教、哲学投入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有比常人更加健康和强大的内心，才能胜任这一份工作。有外科医生生动地形容：外科医生干的是体力活，修修补补；精神科医生干的是脑力活，要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窟窿补上，可是一件更“高级”的工作。
从中国出现第一位精神科医生至今已经过去近百年的时间，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普通人对精神科医生还是如此陌生。为什么精神病患者和精神科医生会受到歧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
我在600号上班
上海有几十家大型医院，唯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称谓，常被自己的门牌号码“600号”替代，这个遗留的“代号”，正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1958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市区宛平南路600号的新院建成使用，之前的闵行院区，由于远离市区，对于市民来说非常陌生。“精神病院”一下子来到上海人的身边，无疑给当时的市民带来了一些压力和臆想出来的困扰。
1958年的社会氛围，与今天截然不同，市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十分有限，精神病患者还被等同于“疯子”。在这样的环境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们，也不得不承受来自社会的歧视。为了避免麻烦，医生们也开始有意地隐瞒自己的职业。
不知从何时开始，医生们在介绍自己职业时，含糊地用“在宛平南路600号上班”之类的话带过，还有一些医生干脆谎称自己是一街之隔的龙华医院医生。大概正是因为医生和患者家属的含糊其辞，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少患者“到龙华医院看精神科，到600号挂中医科”的乌龙时有发生。
医生们的避讳是时代造成的难言之隐。目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中年骨干医生，大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入院工作的，当时尽管已经改革开放，社会的歧视仍然明显。“600号”的说法延续近50年，直到最近十年，“600号”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而医生们也可以坦然“交代”：我是精神科医生。
公众对精神科医生的歧视，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各国文化背景中，都曾有过对精神科医生的偏见。
精神科医生为何会受到歧视？法国精神科医生帕特里克·勒穆瓦纳曾在其著作中分析说，精神科医生受偏见的根本原因是，人们认为，“疯病是会传染的”：因为精神科医生接近疯子，所以不管是哪个时代、哪种文化，人们都试图把疯子隔离起来。就像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里描述过的对疯子的监禁，西方人总是试图找到方法免受精神病的传染，就像恐惧瘟疫、霍乱、天花或者是艾滋病一样。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精神疾病可以传染，但这种成见却固执地存在了很久。帕特里克·勒穆瓦纳举了一个例子。曾经有一家精神病医院，想要把从前的墓地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停车场，在这块墓地中安葬的一些死者生前是精神病患者。医院院长给市长写信希望把死者的骨灰转移到公墓中去，这个要求引来当地人的反对。“因为死去的疯子很可能会污染到死前精神正常的人的骨灰。”
就算在今天，我们不少的笑话、段子里，精神科医生还是被讽刺和嘲笑的重要角色，如果细究这种偏见，可以看到段子里的精神科医生，不过是被当做了“特权者”、“控制者”的替身。帕特里克.勒穆瓦纳总结：不夸张地说，精神科医生最大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当替罪羊、做笑柄甚至被孤立。作者幽默自嘲说：“我们必须承受这些。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们就是靠这些拿报酬的！”
最近的十年，精神科医生的境遇有了改观。
2000年后，社会对精神健康越来越重视，对相关知识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精神疾病不再被等同于“武疯子”。2006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改建完成并投入使用，医院硬件环境的变化，也正好契合了公众对精神疾病认识的改变，成见渐行渐远。
上世纪80年代入职的医生还记得，改建前的医院环境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候医院大门窄窄的，进门是两排大树，树荫浓密，有时候还能看见蛇、黄鼠狼，给人留下神秘、恐怖的印象。改建后，医院大楼敞亮、院落开放而整洁，不再给患者造成压力。
对于还在培养阶段、最新的一批精神科医生来说，周围人对自己职业的评价，神秘感多于歧视。朱殿明是正在接受基地规范化培养的医学毕业生，做精神科医生是他的理想，而这个理想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他的感受是，公众对精神科医生的尊重已经提高了很多。
朱殿明说，中学同学聚会，小伙伴们得知他是精神科医生，纷纷赞他“很牛”，同学们对这个职业很好奇，但绝没有歧视和偏见。之前朱殿明到综合性医院的其他科室轮转时，医生们听说他学习精神科的背景，也十分欢迎他。正在接受专科医师培养的从恩朝告诉记者，新一代精神科医生，绝大多数是出于对这一学科的热爱选择这个职业，因此对职业的认可度很高。当然，偏见有时还是能看到，但从恩朝的感受是，对精神科医生的偏见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当人们了解和理解精神卫生的重要性，歧视和偏见就会少很多。
精神科医生第一课
思维产生的过程是怎样的？精神活动物质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精神的异常？
人类大脑的重量只有1.4千克左右，占普通人体重的2%左右，我们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来自这个不算大却最神秘的器官，科学对大脑的了解至今非常有限。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精神疾病的致病机理不明，检查无法依靠仪器设备。精神科的这些学科特征，对精神科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得精神科医生培养有自己的特殊之处。
用“精神科黄埔军校”来形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毫不为过。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李春波介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学医院，拥有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硕士点，博士后工作站，心理学硕士点。
受国家卫计委委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每年举办全国精神科医师、护理进修班和研修班等继续教育项目，培养了大批精神科医疗、护理骨干。
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培训中心于2002年底成立，是国内最具权威的心理咨询师专业培训机构之一。中心每年举办“心理咨询师职业培训”、 “中德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中美认知行为治疗”以及“结构式家庭治疗”等连续培训项目，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
中心邀请国内外精神心理疾病研究的知名专家与大师进行讲学、授课和学术讨论，建立“东方精神医学论坛”并形成品牌，为进一步提高人才专业素养打下扎实基础。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关键是人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务人员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飞跃，开创了多项临床、科研工作先河。
教学科主任方华介绍，精神科学习的确有一些特殊之处。比如，精神疾病的诊断主要靠精神检查，不像其他学科可以看各种检查报告，依据数据诊断。精神检查要求医生有丰富的知识，有与患者沟通的技能，检查一个病人耗时很长，有时候要一个多小时。因此，学生必须从老师的带教中主动学习，积累经验。
当然，一名医学生第一次走进精神病院，首先要学习的，是从职业安全开始，适应精神病院这个特殊的环境。
“和病人接触时，双手要放在身前，背靠墙；要多和病人沟通，不要戴有色眼镜看病人，当你尊重病人了，病人也会尊重你的。”新医生到医院，总是能听到带教老师这样的叮嘱，这两句话是成为精神科医生最重要的前提：保护好自己，尊重病人。
有效的精神疾病药物得到应用后，精神病患者在医院里伤人的情况越来越少，但偶尔的冲动行为还是可能给医护人员带来伤害。由于工作中存在风险，精神科医生每月有一笔特殊岗位津贴，这笔几十元的补贴，被医生们称为“挨打费”。
学会保护自己是精神科医生的职业需要，保护好病人，更是精神科医生的职责。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病房里，医生们有一项名为“看饭”的工作，这项工作在其他医院里闻所未闻。
为了解答这个疑惑，记者跟随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方贻儒，了解病区患者们的生活。跟普通医院住院部不同，精神科住院部设立了一间餐厅，患者统一在餐厅就餐，而不是床边。方贻儒向记者解释，精神疾病患者在就餐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为吞咽功能障碍发生哽咽，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安全，因此医院要求患者统一就餐，医生在餐厅观察患者的就餐情况，避免发生意外。这个工作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但却要求医生细心和责任心。 做精神科医生，除了面对患者，他们还要花很多精力来教育家属、协调家属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有些情况，也许是其他科室医生很少遇到的。
在精神科病房里，长期住院的患者不少，其中很多人早就符合出院标准，但家属不愿接回，无法出院。中国社区康复支持普遍不足，精神疾病患者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家属需要作出较大的牺牲，一些家属为了减轻压力，就把患者推给医院，不愿为患者办理出院手续。但精神疾病患者长期住院对他们的康复并非是一件好事，长期住院的病人社会功能逐渐衰退，很难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中。
在这种时候，为了病人的利益，医生需要积极地与家属沟通。
对于刚刚入职的精神科医生来说，压力和困惑不言而喻，面对年轻医生，八病区吴彦主任说：“精神科的医生要承担的责任很重，因为你是病人和家属的希望，他们的情感都投注到了你身上，有好的，也有坏的。你要想清楚，自己愿不愿意承担这些。”
精神世界的福尔摩斯
当一位新医生做足了心理上的准备，就要开始他的“奇妙之旅”了。
精神疾病的诊断，主要依靠精神检查，而精神检查的过程，就像是医生充当福尔摩斯，通过与患者的交流，医生在患者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蛛丝马迹，然后利用专业知识分析、总结，得出诊断结论。
记者观摩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一次教学查房，所谓教学查房，就是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带领年轻医生和实习生对患者进行相关检查，检查结束后讨论病情、指导后辈，这个过程是精神科医生培养的重要环节，老医生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在教学中得以传承。
这次教学查房的带教老师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院长王祖承教授，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精神医学专家之一。王教授为一位62岁的患者进行了精神检查，整个过程耗时半个多小时，精神检查后，王教授又用一个多小时授课、讨论病例。
患者走进示教室，除了头发胡须有些长，衣着还算整洁，表情也很自然，动作协调，看到王教授，赶忙恭敬地打招呼，与常人的行为举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王教授让患者坐在自己身边，离得较近，和颜悦色。王教授声音亲切，从患者的基本情况问起。
问答中，王教授不时扶着患者的手臂，可以看到，患者在医生面前也很放松。精神检查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患者的回答听起来挺正常，但随着问题的深入，异常逐渐暴露出来。精神检查结束，患者离开示教室后，王祖承教授开始了他的授课。王教授先分析患者的症状，患者意识清楚，交谈自然、态度合作；但有妄想、夸大、偏执的症状。患者的异常主要有，情感上的不协调——不承认自己有病，但也不反感住院；意志的衰退——无法从事之前的工作；没有自知力——无法认识自己的病情。
接下去，王教授与医生们讨论了患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其中穿插了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知识以及重要的科研课题、社会文化背景等。
尽管精神检查看起来充满主观色彩，但实际上，是一个严密而规范的过程，精神科医生用各种技术手段“侦破”病情，这个过程中，还要考虑患者过往的生活经历、工作环境、疾病发展的历程，综合各种要素后再诊断和施以治疗。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之所以能够成为精神科医生的摇篮，得益于医院强大的人才专家队伍。医院拥有一批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专家、教授，具有解决精神科急、重、难病例的诊治能力，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护理服务。全院共有职工1300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000余人，具有中级职称者300余人、高级职称者100余人；博士生导师8名、硕士生导师22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19位；目前具有全国二级以上学术团体或者省（市）级专业委员会的主委、副主委51位，专业杂志主编和副主编10位。
近5年来，医院获得各级各类人才项目包括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1项（肖泽萍）、浦江人才3项（崔东红、王继军、王振）、上海领军人才“后备队”培养对象1项（卞茜），上海市公共卫生优秀学科带头人2项（赵敏、何燕玲），上海市公共卫生优秀青年人才3项（李学海、王振、苑成梅），上海市卫生系统“新百人计划”3项（赵敏、李春波、李华芳），上海市卫生系统“新优青计划”3项（王振、陈俊、刘晓华），上海市优秀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计划4项（程文红、刘登堂、卞茜、薛海波）。特聘外籍教授1人（Michael R. Phillips）、东方学者1人（李笑虹）。
近年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加快课程建设步伐，目前《精神病学》和《医学心理学》分别成为上海市教委和上海交大医学院的精品课程项目。
精神，需要更温暖的照顾
人们对精神疾病有各种误解，比如，精神病患者会伤害他人；比如，精神疾病无法治愈。但真实的情况是，如果及时治疗，患者的冲动行为可以控制；在接受规范的治疗后，一部分病人完全可以回归正常生活，极少复发或者永不复发。当然，精神疾病对患者的社会能力损害会比其他疾病更加严重，他们很可能因为疾病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
也就是说，神秘而脆弱的精神世界，更需要我们的呵护，而作为精神科医生，则更加需要一颗温暖的心。
吴彦医生经常给精神科新人讲一个老故事。他讲到一位德高望重的精神科医生，得到患者们一致的尊重和爱戴，有一位病人一直追随他、敬仰他。这位老医生病重躺在ICU的病床上，这位病人也千辛万苦跑去看他，献花、拥抱。吴彦医生说，精神科的医患关系比普通的医患关系更加微妙也更加重要，医生与病人、病人家属的每一次沟通，每一句话，每一个姿势，可能都会影响治疗的进展。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精神科的医患关系只有管理和被管理，病房仿佛只有对病人自由活动的限制，只有冷冰冰的规定和药物。事实上，上面这些画面已经消失多年，精神科发展到现在，有更多有效的方式控制病情，患者需要约束的情况已经很少。
记者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病房看到，精神科病房与普通医院病房并没有什么不同，稍有差异的是病房里除了生活必需用品以外，其他杂物几乎看不到，比普通病房更加整洁。绝大多数住院患者可以在病房里或者走廊里自由活动，只有精神病急性发作有冲动行为的患者，为了防止患者伤害自己和他人，会在一定时间内被约束在固定的位置。
“多人住在同一间病房，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互相影响？”记者问了一个很外行的问题。医生解释说，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会丧失一部分与人交流的能力，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所以精神科病房里常常看到的场景是，患者各自呆在自己的一角，互不关心。“要是能互相讲讲话，倒是好现象呢。”当然，偶尔有病人出现冲动行为，病房医生护士会随时严密巡查，及时阻止事态。
精神科的医生和病人之间，早已不是人们想象的像“狱警”与“犯人”那样的关系，治疗过程中，医生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需要大量的沟通，时间长了，患者甚至对医生有了感情。
回到我们开篇时的问题：精神病患者为何会受歧视？一种“诗意”的说法是，精神病患者是无法遵守社会规则的人，而我们大多数人，对少数不遵守规则的人抱有敌意。在这个假设中，精神病患者除了为社会带来负担，似乎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如果从另一面看，历史上有众多精神病患者，却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是荷兰画家梵高离世125周年，世界各地举办各种活动纪念这位伟大的画家。梵高是后印象主义的先驱，他的艺术风格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梵高深受精神病困扰，曾割掉自己的右耳，最后在37岁时开枪自杀。有人分析说，梵高的画作中可以看到由精神病引起的一些幻觉和变形，但这些病态的表达却正好让他的作品产生奇妙的美感。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星空》，就是在一次住院治疗后创作的。
精神疾病患者是人群中客观的存在，他们是病人，更是弱势的民众。如果消除了误解与偏见，歧视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
链接：关于精神疾病的四个误解
如今，“脑残、神经病、武疯子”等流行用语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泛精神病”甚至成为我们日常娱乐的内容。
但似乎没有人去关心真正的精神疾病。一些错误认识带来了人们在情感上对精神疾病的羞耻感，而羞耻感会导致态度上的成见和偏见，态度进一步决定行为，歧视由此而生。了解精神卫生知识，提高我们的精神健康素养，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精神疾病，更客观地对待精神疾病患者。
误解一：远离“神经病”就远离精神疾病?
调查显示中国人各种精神障碍的终身患病率是17.6%。也就是说：100个人中就有17.6个人在一生中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出现情绪或精神方面的问题，就像会感冒发烧一样，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精神感冒”。因此，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精神疾病患者并不能让我们远离精神疾病，正相反——去了解他们，科学地认识疾病才能帮助我们有效预防和尽早发现。
误解二：精神疾病患者都是危险的“疯子”?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诊断分类，精神疾病约有200种之多，排在前三位的是：心境障碍、焦虑障碍和物质依赖相关障碍，而可能存在意识丧失、行为失控的重性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仅占总患病人数的1%左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披头散发、手舞足蹈、危险恐怖的样子。
误解三：精神疾病患者更容易暴力伤人?
调查显示重性精神疾病患病中存在暴力倾向或有暴力行为的人约占8%-10％，而在未患病的普通人中则有近20％的人使用过暴力。试想如果自己生活在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里，有暴力行为倾向的精神疾病患者大约会在1000人左右，而存在过暴力行为的普通人则达到20万之多。也就是说，发生暴力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数量远远低于普通人。
误解四：得了精神疾病就无药可救了?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超过八成的患者并不属于重性精神疾病，他们不需要住院或特殊监管，通过一般性治疗就可以得到康复。对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我国有着完善的治疗和管理规范，他们可以通过入院治疗、社区康复、家庭康复等方式回归社会。而社会和大众对他们的理解和关爱可以提高他们康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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