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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之终极目标:金融主权

日期:2015-09-10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我们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找到无形的金融战所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从中窥视战争之残酷和后果之惨重。
撰稿|郑若麟
 
        货币因素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令人吃惊地脱离其原始的作用,悄悄地演变为大国间博弈的重要筹码。
  与军事、经济等其他领域不同,货币因素在国与国之间既有公开的、明确的交易关系,但同时也有着对立争夺的另类隐形关系。大国间通过“货币战争”来争夺的是“金融霸权”,其终极目标是摧毁或“攻占”对方的金融主权。而这对于大众而言,却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既没有硝烟,亦没有炮声,甚至连一丝火苗都看不到。胜利者不会庆祝、失败者不会坦承,既没有投降书,也没有史册记载。我们只能在事后、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找到无形的金融战所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从中窥视到战争之残酷和后果之惨重……
  观察世界有很多角度。可以从政治制度、宗教归宿、文明类型、种族属性等多种方面去分析、理解。如果我们对一个国家的金融主权进行分析,同样可以发现,实际上全球已经形成了两大类国家:金融主权独立的国家和非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当我们这样来分析的时候,就像亨廷顿发现一条“伊斯兰战争线”(即战争大多发生在伊斯兰国家或其边缘)一样,我们也可以划出一条涉及金融主权的“颜色革命线”(即发生“颜色革命线”的国家大多是当时尚掌握着自主金融主权的国家)……
 
从卡扎菲与萨达姆垮台谈起
 
  被美国用导弹推翻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一直令很多国际关系研究人员非常纠结:为什么华盛顿非欲置其于死地?卡扎菲不是已经向西方投降、屈服了吗?确实,“卡扎菲上校”在其政变上台后曾一度与美国为敌。双方尖锐对立。卡扎菲甚至曾跑到中国要求购买一枚核武器来对付美国。1986年美国对利比亚进行空袭,炸死了卡扎菲的3岁养女。此后还发生了洛克比空难,随后美国对利比亚实行全面制裁。到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卡扎菲导师”认识到他一生试图联合、统一阿拉伯世界的理想是绝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和西方将是他无法绕过的主要障碍。此时,卡扎菲精神上已经向美国投降。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卡扎菲急急表态“反对恐怖主义”,向美国暗送秋波。2003年卡扎菲目睹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大举入侵伊拉克,很快推翻萨达姆政权,抓住了萨达姆总统并将其送上绞刑架。这时卡扎菲彻底明白,他不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对手。于是卡扎菲开始加剧向美国讨好。利比亚主动销毁了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是化学武器),向洛克比空难受害人支付了27亿美元的巨额赔款,并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向西方靠拢,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众所周知,中国一力促成的中非首脑峰会于2006年召开时,49个与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来了48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唯独卡扎菲派了一个副外长来;而且在大会发言中公开配合西方指责中国“掠夺非洲资源”。利比亚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但因美国的反对,卡扎菲从来没有给中国开采权,中国投标也往往最早被淘汰出局……
  按常理推论,西方至此应该重新接纳卡扎菲才是呀。事实上,英国首相布莱尔亲自前往利比亚访问,与卡扎菲在私人帐篷里一起席地而坐;法国则于2007年隆重接待其对巴黎进行国事访问。美国也先后解除了对已经转向的利比亚的经济制裁和人员往来禁令……卡扎菲似乎已经讨得了西方的欢心。然而出乎很多观察家的意料,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的火竟烧到了利比亚。那么西方真的是为了利比亚的“民主”而推翻卡扎菲的吗?
  这样来理解历史未免太肤浅了。
  事实上卡扎菲有三大“罪状”,使得美国国际金融财团对他一直心怀不满而想推翻他:首先,卡扎菲严密控制着本国的中央银行和独立货币第纳尔,而且主导着其与美元的汇率; 这使得垂涎于其巨大财富的美国国际金融财团无计可施。其次,卡扎菲不仅不满足于在自己的一个角落里做个“富裕的土豪”,相反却想利用手中的金钱挑战美国在非洲的金融霸权。他一要建立非洲中央银行,建立非洲的货币体系,二欲建立非洲货币基金会(这等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釜底抽薪),三拟建立非洲投资银行,而且还不让西方参与其中。这就将会对美国和西方对整个非洲大陆的投资形成威胁。第三,卡扎菲居然敢于呼吁一旦非洲中央银行成立,就按欧元的模式来发行“非洲统一货币”,这显然就是直接挑战美国的石油美元,当然就更进一步犯了美国的大忌。
  所以,美国决心除掉卡扎菲就是因为他始终自己控制着利比亚的金融主权,使得美国和国际金融财团无隙可乘,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利比亚滚滚的石油带来的利润都流进了卡扎菲家族的腰包。这是美国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让这种例子在全球蔓延和传染。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会对下面的这则被全球绝大多数媒体所忽略的新闻感到吃惊了。利比亚发生动荡不久,反对派刚刚夺下班加西,就出乎所有国际观察家们的预测,首先成立的是班加西中央银行,通过银行对其控制的石油进行交易。而美国则立即将其冻结的利比亚原拟用于建立上述三大银行所需的300亿美元交给了反对派。这笔巨款使反对派得以购买到许多先进武器,加速了卡扎菲的垮台。
  由于国际观察家们并非人人都对金融与货币因素非常了解,因而出现了很多对西方为什么要推翻卡扎菲的解释。有称是为石油。事实上法美意等国本来就分享着利比亚的石油,战后法国可能获得的利益更多一些。但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大翻盘。有称是为民主,这一点时至今日,早已没有一个专家还会相信(只有意识形态斗士们才坚持这种说法)……唯一最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金融和货币。只是,这一因素迄今为止鲜有人提及而已。
  利比亚并非唯一的例子。
  出于同样的原因被无情地除掉的,还有伊拉克的萨达姆。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也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和中央银行的国家。在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还是美国的坚定盟国。当时美国里根总统曾派后来在布什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作为其特使访问巴格达,亲自向萨达姆表示美国支持他打伊朗,还为他提供军火和情报支持。即便萨达姆入侵科威特而遭到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打击时,华盛顿当时也还没有想推翻萨达姆政权。只要萨达姆继续用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美国就仍然能够主导伊拉克金融和经济,特别是其石油贸易。
  而当萨达姆宣布要用欧元来结算石油贸易,并于2000年11月正式使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外贸结算特别是石油贸易结算时,他宣布了自己的“死刑”:这等于是在向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霸权宣战。2001年美元对欧元出现持续贬值,欧佩克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亦准备跟随萨达姆用欧元而不再用美元来进行石油贸易结算,这对美元将是一个致命打击。美元自脱离与黄金的挂钩之后,就是靠与石油的挂钩来维持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的。世界石油价格是由美国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来主导。美国可以轻易地通过控制以美元为交易货币的石油期货价格来对全球石油进行定价,并在需要时可以通过这个石油定价权对所有潜在战略对手(比如俄罗斯)进行“能源打击”。中东是世界最大的石油产地。要是欧佩克国家石油都用欧元来结算的话,这就将宣告美元货币霸权的终结。所以萨达姆在美国的眼里是开了一个危险的头。至此,萨达姆就非要被推翻不可。此后发生的事众所周知:美国在“莫须有”的罪名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与本·拉登恐怖组织勾结)入侵伊拉克……
  国际上一些分析认为,美国在战后并没有独霸伊拉克的石油开采,因而美国推翻萨达姆的意图真的是非常纯粹而高尚的:为了在中东建立民主。其实这仅仅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借口而已。事实上正是因为萨达姆欲用欧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而触及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才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唯一能为美国第二次为推翻萨达姆而发动的侵略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做出圆满注脚的,就是金融。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当时刚刚发行了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法、德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这场对伊战争。由此可见,金融、货币与石油结算方式才是萨达姆倒台真实原因。
 
法国金融主权的“另类故事”
 
  金融主权易手可以通过战争来实现,这也已经成为今天美国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动机。但事实上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同样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以法国为例。
  战后法国也曾有过“光荣三十年”。从1945年始至1974年,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也曾保持在平均5.1%的水平上,最高曾达到7.9%。当时法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然而今天法国已经被沉重的国家债务压得弯下了腰:2015年法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据显示,国家总债务已高达20894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5%。法国经济受这一债务的严重拖累而长期陷于衰退之中。今天法国的失业率已经高达10%,经济增长率则长期徘徊在1%上下。法国也从上世纪70年代世界第四大经济体,降至今天的第六位。如按平价购买力计算的话,其实已经跌至第九位。
  法国2012年总统大选时,有四位候选人对法国债务的原因、来源和解决途径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类似的解释,即让-吕克·梅朗松(来自“左翼阵线”),雅克·舍维纳芒(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团结与进步党”),尼古拉·杜蓬-埃尼昂(来自右翼戴派小党“起来,共和国党”),以及玛丽娜·勒庞(来自极右翼“国民阵线”)。他们都吃惊于今天法国国家预算支出中,支付公共债务利息(而非债务本身)的开支,竟超过了国防、健康和教育开支,成为政府预算支出中最大的一笔!法国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四位候选人都认为,1973年1月3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银行法》是法国走向债务经济的根源。他们所呼吁的,也不约而同是“恢复国家金融主权”。当然,方法就各有不同了。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认为法国已经丢失了国家金融主权。
  法国一直到“光荣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结束时,国家公共债务都非常低。1978年的债务占当时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2%,然而债务增长的趋势却已经显现出来了。其关键点是1973年1月3日,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部法律,史称“蓬皮杜—罗斯柴尔德银行法”。这部法律的出台,彻底改变了法国国家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结构,架空了国家对金融、特别是对本国货币的支配权,从而使法国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国家金融主权,引发了一系列影响至今的重大金融与经济后果,迄今已积重难返。
  战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处境艰难,不得不于1958年请回了二战后解甲归田的戴高乐将军。戴高乐治国理念非常清晰,由三大部分组成:“国家、军队和货币”。而其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货币。当时法国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之下,法郎几乎不值什么钱,国家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约9亿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但当时法国货币主权还在国家手中。因而戴高乐上台伊始即发行“新法郎”,并立即使新法郎兑黄金贬值17%,由此启动新经济计划。10年后,法国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包括核计划、空间探索、开发世界上唯一的超音速客机协和飞机、建立核打击力量、发展石油开发工业等)的同时,于1969年还清了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部债务。这时的法国经济基本上控制在国家手中,每年170家大企业在政府的组织下制定国家和企业的发展计划。法国中央银行和几家大银行都属于国有。而私人银行则规模较小,其中包括后来迅速扩张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法国国家还规定所有私人银行20%的资金必须交给国家作为保证基金。这是法国体制的黄金时代,核心是国家掌控金融体制,主导经济发展,真正从这一体制中获益的是法国人民。
  到上世纪70年代初,法国进入黄金三十年发展期的最后几年。当时法国经济发展主要构筑在就业和工业上。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和基础设施,使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消费模式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法国民众大量购买汽车、洗衣机、冰箱等耐用品,使法国国内消费强劲。然而到了70年代末,当第一波消费浪潮过去后,法国社会转向旅游、电影等其他消费领域,而制造业则面临停滞。法国与西方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是注重“资本”——即加强投资和利润分红,还是注重“劳动”——即偏向就业与职工利益。戴高乐提出具有法国特色的“参与”原则,即由企业员工“入股”的方案,使资本与劳动、资方与劳方在企业利益上趋于一致。戴高乐治国方针本来就遭到大资本财团的仇视,因为它们的获利空间遭到严格限制。而戴高乐的这一方案更是被法国上层金融财团视为一个真正的“战争行动”,因为这将进一步严重削弱资本可能获取的丰厚利润,于是他被视为一个必须去除的对手。
  在国际上,戴高乐则是少数很早就意识到,如果黄金与美元脱钩的话,没有黄金支撑的美元将会迅速贬值。这样,手头拥有大量美元纸币的法国经济与金融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因此,戴高乐是最早正式向美国提出将手头的美元纸币换成黄金的大国领导人。戴高乐甚至公开暗示怀疑美国在滥印纸币,导致保证美元能够自由兑换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名存实亡。戴高乐当时曾向美国派出了数艘海军舰艇准备运输黄金。他对政府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说了这样一句今天看来是走在了历史前面的话:“我们向美国付钱,让美国来把我们买下来。”(今天用这句话来形容美中经济关系,竟有着如此强烈的现实感!)戴高乐试图扭转这一局面。显然,国际金融财团暗中试图打破金融国界,促使欧洲各位建立所谓“独立的中央银行”,并使各国金融主权被置于国际金融势力的监管之下。而在戴高乐总统领导下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体制和银行系统的法国,正逐渐成为抵御这一计划的最后障碍。果然没多久,法国国内外反戴高乐势力通过一场“颜色革命”——即1968年5月风暴——将戴高乐逼下台。
  戴高乐下台后,法国于1973年1月3日由财长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向议会提出了“蓬皮杜—罗斯柴尔德银行法”草案。在此之前,法国金融活动都是在法国国家中央银行主导下进行的。其模式主要是国家向中央银行无息或低息(利息主要是为维持中央银行本身运行的必要支出,一般低于1%)借款,用于日常行政开支,或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中央银行发行各种长期国债,用于建设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核电等国家急需的大型基础设施,对这些涉及国家经济和安全命脉的领域进行融资、开发。从行政结构上来说,在戴高乐时代,法国国家一直控制着国家金融主权,法国国家中央银行听命于法国政府,这与英国正相反。
  在这种结构下,国际私人银行体系与法国国家债务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样,国际金融势力就无法染指法国金融市场。而当一个国家没有债务或债务很低的时候,这就等于把国际金融财团用以牟取利润的“原材料”剥夺了。因为“债务”就是这一“原材料”。就像石油公司靠石油盈利一样,金融财团靠债务牟利。于是,如何设法使法国从一个无债务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家,就成为60年代末国际金融财团的一个重要目标。“1973年1月3日银行法”就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被蓄意“制造”出来的。
  这部法律的一项关键性条款,就是限制法国国家以几乎等于零利率的方式向法国国家中央银行借款,其理由是“为了限制国家无节制地借款”,因为“无节制地借款必然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是,这部以“反通货膨胀”为理由的法律出台之前的1952至1973年近二十年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仅3.5%,实在看不出制定这部法律的需要。而正是在“防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借口下,新出台的银行法规定,“禁止国家直接向中央银行无息或低息借款”,国家“必须向私人银行进行有息贷款”。
  从这部法律伊始,法国国家的金融结构被改变了。过去,国家可以向法国中央银行以低于1%的利率借款使用。而这部法律通过之后,就变成“法国中央银行以1%的利率将钱借给私人银行,而私人银行再以4%的利率借钱给国家”。据经济与金融学者彼埃尔-伊夫·鲁杰容在其著作《对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调查》一书中的研究,这部分多出来的额外利息,就是法国今天巨额债务的根源。正是这多支出的部分,构成法国国家债务的主体。
  法国前总理、经济学专家米歇尔·罗卡尔也认为,如果没有1973年通过的银行法,法国国家预算就是每年都处于赤字状态,法国从80年代至2010年所积累的国家债务也不会超过1940亿欧元,只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也就是说,法国债务中高达18000亿欧元以上是源于债务利息,也就是源于债务本身。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国家不得不向私人银行贷款,这就使国家失去了对中央银行的实际控制权,特别是货币投放量的控制权。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国学者吉尔·拉沃在“国际关系与战略问题研究所”年鉴上发表的《导致资本主义金融化的1973年1月3日银行法》一文中指出,失去金融主权是今天法国背负巨额国债的根本原因。
  目前法国国家债务的三分之二的债权掌握在法国境外的银行手中。 “要知道谁是始作俑者,就看谁是得利者。”在法国国家公共债务问题上,首先得利者是国际私人银行系统。私人银行自从扮演了法国国家中央银行和国家本身的中间人角色之后,即凭空获得了法国国家每一笔借款的4%的利息,而且这笔利息收入是免税的。在20家有权发行法国国债的银行中,仅3家为法国银行。其他外国银行则包括摩根、高盛、巴克莱等国际金融大财团。本来这些银行与法国国家债务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一法律使其凭空获得了一大笔定期收益。
  其次获利的是向这些银行购买法国国债的国际金融财团。国际金融财团通过向上述20家有权发行法国国债的银行购买法国国债,实际上控制着法国的经济命脉。在今天法国国家预算支出中,第一大项就是向这些拥有法国国家债务的金融财团支付巨额利息。国际金融财团中购买法国国债的50家银行中,法国本土银行仅24家。
  换言之,法国在通过了这部银行法后,其一大笔收入就被用于支付给国际金融财团和私人银行,法国民众的血汗钱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榨取了。而到今天为止,法国广大民众对此仍然一无所知。
  据法国金融学者鲁杰容的调查,这部法律在法国国民议会投票时,433名议员仅2名缺席,赞成票高达388票,远远超过216票的绝对多数票;仅43票反对。为什么一部实质上与法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法律会得到如此众多的支持呢?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法国认定美、英银行体系是先进的、国际化的,法国应该与“美英接轨”。然而实质上却是美国国际金融财团体系通过法国国内外多重手段而打赢的一场金融战争,暗中窃取一国的金融主权,令人惊心动魄。教训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教训一:当政权中出现了国际金融财团的代理人物时,就很难防范和抵御。“1973年1月3日银行法”是在蓬皮杜担任法国总统时通过并非偶然。蓬皮杜在此前曾受雇于大名鼎鼎的犹太银行家罗斯柴尔德,担任其银行总裁。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两者之间有什么利益关联,但问题恰恰在于很多历史事实就是无法证明而只能进行逻辑推理才能理解的。
  教训二: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非常能够蛊惑人心,使大多数人在接受谬误时还一心以为自己把握了真理。“1973年1月3日银行法”的法律理论基础就是为了“限制国家无节制地借款以造成通货膨胀”,问题在于六七十年代法国通胀几乎可以忽略不提。这就不得不使人对这部以通胀为理由而通过的法律的动机产生怀疑。
  教训三:“与美英先进金融体制接轨”、“必须改革法国金融体制以进一步使法国融入国际社会”等美好的口号曾是当时很多法国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普遍观念。很少法国议员在投票赞成这部出卖法国国家金融主权的法律时意识到其严重性。他们是在半懂不懂的状态下,在“专家们”的建议和误导下,投票赞成这一出卖法国国家金融主权的法律的。
  教训之四:在民主体制国家,政治家大多是外行(即搞经济的实际上不懂或半懂不懂经济、搞财政的实际上不懂财政、搞外交的不懂国际事务的实质……),因而基本上是依赖其行政体系即秘书、专家和顾问圈子。而这一圈子大多来自同样的学校,大致有着同样的学历和经历,因而相对比较容易被幕后的利益集团所秘密控制。法国媒体曾报道,在法国卫生部长身边担任顾问的16名“专家”,全部在、或曾经在、或事后在法国和国际各大医药集团公司里任职,领取高薪。所以法国医药丑闻近年来一直不断。导致上千人死亡的减肥药Mediator一案最终不了了之。
  教训之五:当“专家”、“学者”们被长期洗脑之后,会对最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却相信从来没有验证过的“先进理论”。法国在戴高乐将军执政时经济形势其实非常有利,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光荣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期。但法国精英阶层却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反而一心要“改革”和“现代化”法国金融机构,进而埋下了法国巨额国家债务的“定时炸弹”。正因如此,法国学术界和政界目前正在对这部法律进行着深刻的反思。
 
金融主权被易手的特征
 
  我们通过一个政权被推翻,再逆推其被推翻的理由时,发现金融主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因。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今天战争和“颜色革命”所遵循的逻辑,从而分析出当今及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但对于如何定义一个国家的金融主权是否仍在其国家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似乎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和说法。我们大致可以提出,一个国家的金融主权是否还控制在自己手中,主要特征就是看国家还能否根据本国经济的需要,指令本国的中央银行发行信用货币,并主导本国货币兑换外币的汇率。从法国的例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973年1月3日通过的《银行法》限制了法国国家向中央银行无偿或低息借贷的权力,迫使国家向私人银行以4%的利率借款,而私人银行再以低于1%的利率向法国中央银行贷款;也就是说,在法国中央银行与国家之间被安置了私人银行作为中介,从而使国家每借100法郎就要凭空支付给私人银行4法郎;私人银行一进一出,就凭空可以获利3法郎。这样一种结构设计实在是太有利于私人银行了。由此我们也就发现,法国的金融主权实际上已经易手,法国国家发行货币的主导权已经被从国家手中夺走。
  众所周知,法郎自2000年起让位于欧元。事实上同样的模式也已经通过里斯本条约第123条款原封不动地转给了欧盟。因此,欧洲各国特别是欧元区国家,在金融主权问题上同样面临着法国当年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欧盟——特别是欧元区——只能算是金融主权半独立的国家集团。
  金融主权的掌控方式多种多样,除了真正将货币发行权从国家中央银行手中转移到私人资本那里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汇率来控制或主导一国的金融主权也是一种形式。目前国际通行的汇率机制多种多样,有浮动汇率、受管理的浮动汇率、固定汇率以及联系汇率等多种机制。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存在汇率机制,资本就可以进行通过汇率来操纵一国的金融走向,但前提是该国金融处于开放状态。
  金融是一个普通民众甚至包括掌握着国家政权官员都很难进入和理解的领域。而美国国际金融财团正是利用金融的这种专业性和难以搞懂的特性,总是竭尽全力“忽悠”世人。法国国民议会在投票通过造成法国金融主权悄悄易手的《银行法》时,绝大多数议员根本不了解自己投下赞同票意味着什么,会对法国经济造成何等样的冲击和影响。而所有使用民众可理解语言来解释这一切的人,都会被扣上“不懂金融”、“非专业”、甚至“阴谋论”等我们已经行以为常的大帽子,目的就是要继续将金融和金融主权隐藏在他们变戏法的黑长袍底下。
  中国金融主权至少迄今为止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手中。但很多金融专业人士也已经在分析,中国金融主权目前是否也面临着被暗中易手的风险?有专家提出,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实际上在迫使中国过量发行人民币,实际上也是对中国金融主权的一种侵蚀。用资本进入的方式,利用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来间接地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也是一个创举。它提出的是一系列的问号:当美元进入中国时,中国不得不发行相应等价的人民币进入流通市场。然而当外资突然在短期内大量流出时,过量的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它对一个国家货币发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它对人民币的汇率又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人民币与美国是固定汇率,恰恰是最有可能被攻击的模式。中国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调整造成人民币的贬值,到底是目的是通过贬值来提振低迷的出口而“发动一场货币战争”呢?还是人民币因股市和房市泡沫面临险境而不得不贬值甚至还没有贬到位?中国最近发生的股市波动、汇率下调以及习主席不久将对美国的访问,究竟是在遭受一场金融攻击呢?还是在主动地以攻为守,甚至在“反剪美国的羊毛”?
  很多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经济虽然出现了放缓的迹象,但相比世界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因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调整而造成的人民币贬值似乎仅仅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就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谈,中国外贸仍然保持较大顺差,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可能性。所以,货币战争似乎并没有——至少没有从中国——爆发。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线无战事”,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主权就不会遭到外来攻击。或“和平演变”——如同法国那样。
  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在金融领域,我们目前恐怕尚不是美国华尔街的对手。全球金融规则是华尔街制定的、论资本华尔街比我们更为雄厚、华尔街呼风唤雨的能耐显然还不是我们能够望其项背的。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谨守金融主权的底线。在不知前线情况(事实上只要金融规则是美国制定,我们就永远在黑暗中摸索)如何的背景下,我们至少可以严守资本边界,在未知彼之前,正如曾吃尽华尔街之苦的拉丁美洲所告诫的那样,谨慎对待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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