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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朱畴文

不给队员下达不切实际的指标

日期:2020-03-25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在朱畴文看来,所有推荐的治疗方案,都不见得是完美的;在这次抗疫中,他更多担心的是医护的安全、精神状态。
撰稿|杨瑞静


  从2月6日晚8时接到指令,到2月7日雨夜抵达武汉,仅一天时间。朱畴文带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下称中山医院)医疗队,即将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两个传染病重症病房,共80张床位。

  朱畴文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他带领的是一支136人的医疗队伍,30名医生涵盖重症医学科、呼吸科、感染科等多个学科,100名护士有40名来自ICU(重症监护室)。因一张与患者看落日照片“走红出圈”的刘凯,正是这支医疗队的一员。

  在朱畴文看来,所有推荐的治疗方案,都不见得是完美的;刚开始,前去支援的多支医疗队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讨论工作时,会出现争吵的情况;在这次抗疫中,他更多担心的是医护的安全、精神状态,“我不会给他们下达任何不切实际的指标”“宣传医护穿纸尿裤工作,对他们是残忍的”。

  “(这件事)不发生该多好,不发生该多好。”采访中,他的声音很低,话语间停顿时间有些长。


不会让医护穿纸尿裤


  记者:当时您带领的136人医疗队出征武汉,是否有过担心?

  朱畴文:不管你多么成熟,刚来到武汉后肯定会有担心、有压力。有些人会紧张、焦虑,甚至有抑郁的倾向。他们的这些心理压力,更多来自于陌生感。

  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病房、陌生的疾病,还要穿着防护服去操作。但如果我们能够给出充足的保护、规范的流程、严格的纪律、随时沟通的机制,医护人员就不应该再有额外的害怕了。

  记者:你们在武汉的工作环境如何?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工作吗?

  朱畴文:我们穿隔离衣的护士每四小时一班,除非有抢救工作,一般医生在隔离区查房时间为2-3小时。他们不需要在里面呆6小时,我更不同意他们在里面呆8小时,何必违反人的生理规律呢?4小时不上厕所,一般人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医护没有必要穿纸尿裤。媒体没必要宣扬穿纸尿裤的做法,任何宣传这种做法的报道我都觉得对医护人员很残忍。

  我不会给队员下达任何不切实际的指标。我是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我必须关心他们,关心他们个人生活,也要关心他们的工作状态,要帮他们找到最好的工作状态,所以就不能给他们不切实际的压力。我会把班车时间排得密一点,让他们在值班结束后,能及时回到酒店休息。

  记者:您觉得医疗队最缺什么?医疗队员有过抱怨吗?

  朱畴文:我曾经在医疗队内部做过调查,问他们还需要什么。有人说家里缺口罩。于是中山医院安排给每个队员的家里发60个口罩,还帮忙买药送药。

  我们的后方,我们自己的单位,在尽全力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体现了“最佳雇主”应有的形象。累不累?一定累!吃的东西配不配胃口?一定不如在上海。但我们医生护士也没有其他可多抱怨的地方。这次是你发挥专业力量的时候,对你的人生,对你的职业生涯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机会。

  现在病房工作基本上一切都步入正轨、常态化,医护已经对所有诊疗工作得心应手。目前所有人的状态,应该都是向好的。我相信我的队员都是优秀的,我相信他们的专业性,相信他们的使命感。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这是一支很团结的队伍,我们搭档起来很舒服。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抢救回来


  记者:重症病房内无法抢救的病人,你们如何面对这样的困境?

  朱畴文:我们根据临床情况,利用专业知识,尽我们的力量去抢救我们的患者。任何一例死亡患者的出现,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也不是我们的过错。

  你可能会感到难过,但我们面对的疾病充满未知性,疾病的发展过程也并没有完全掌握,重症患者的死亡率肯定要高于轻症患者,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抢救过来,这是现实。

  记者:此前媒体报道过各种治疗方法和药物。根据您的救治经验,您有什么推荐吗?

  朱畴文:就目前来看,死亡率在逐渐降低。

  关于很多治疗方法、药物,我不太想谈。我现在有点儿担心,由于媒体一会儿宣传新的抗病毒药物治疗,一会儿康复者血浆疗法,一会儿单克隆抗体治疗,是否会让社会产生一种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期望?这种期望,会给医护人员带来很大压力。

  有些病人想喝汤药,我们也有。至于中药能起到什么作用,现在我们的样本量小,还难以去评判,我们队伍中也没有“中医专业”的,目前病房也没有一个病人是只喝中药作为治疗的。

  媒体报道中有很多新疗法、药物。实际上,所有的推荐治疗方案,都不见得是尽善尽美的。所有患者都需要规范化指导下的个体化处理,而个体化的处理也依赖于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但我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还不够多。庆幸的是,我们有一支多学科、富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医护团队。


有争吵,也有温暖



  记者:中山医疗队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合作情况如何?

  朱畴文:武汉人民医院东院区的一些诊疗流程和我们团队不太一样,比如开化验单、各种影像检查的操作等,还有些药物使用方法也不太一样。一开始,我们也不熟悉。我作为领队就需要把这些事情提出来,大家一块探讨,找到解决方案。

  这个探讨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刚进病房接管的时候,我们领队、医疗队长、组长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领导在开会的时候会有些争吵。但所有的争执都是为了工作,即便是我们自己的诊疗小队之间,也会有争执,但都是为了达成一致的方案。

  刚开始时,物资储备并没有很充足,他们提供一些物资和我们平常使用的规格不一样,未达到我们的要求或标准,我会提出来。但是我理解他们,短时间内这么大需求量,谁能马上供应得上?他们不够,我们就先用自己的。我们带了10天量的防护用品。

  目前物资短缺尤其是防护用品不够的情况,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因为国家的生产以及采购量,捐赠量也越来越多,所以从物资这方面来看,绝对是越来越好。

  由于医院内禁止家属探视,在这期间,我们给患者送过内裤、毛巾、拖鞋、肥皂、牙膏等,还有吃的东西,什么都送过。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的这些物资也大都是社会捐来的。

  记者:刷屏的那张“落日余晖”照片,就是您所在的医疗队的故事。您能具体讲讲吗?

  朱畴文: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有两个想法:很暖,会火。

  这张照片应该好好利用起来,它反映了现在医患携手并进的关系,也体现了我们对光明、希望的向往。

  从医生角度来讲,我认为这张照片太暖了。在我的行医经历里,也碰到过医患关系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总体上,医患关系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

  一些不好的医患事件发生比例极小,但是性质很恶劣,所以就给社会造成一种医患关系不好的印象,也间接影响了学生对医学相关专业的选择。

  在疫情大环境下,没有媒体再去渲染医患关系不好的氛围,更多的是在报道医患共同作战的事迹;同时,现在看病(新冠肺炎)是不要钱的,病人也没有什么好闹的。


不发生该多好


  记者:您家里对于您驰援武汉支持吗?

  朱畴文:从接到命令到出发,也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情。跟太太和女儿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女儿哭了,她不想让我去。但她知道拦不住我,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平时我们就微信联系,发发语音,传些照片。现在她在家里上网课,学习也忙,我也忙,想聊的时候就聊一下。

  我对她们的状态很放心。不管是医院还是区里,都非常关心我家里的情况,经常去送菜、生活用品。

  记者: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朱畴文:我有时会想,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上海是不是过得更好?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医疗队中的一些人刚毕业没多久,他们是需要经历一些考验,但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

  “不发生该多好”,这句话不单单是为医疗队队员说的,更是为整个武汉、整个湖北、整个中国说的。

  这场灾难是不是本来可以避免?它是不是可以不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为什么没有尽早干预?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反思。(本文作者为健康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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