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乳名“逃难子”说起

　　口述｜胡真静整理｜胡敏

　　我生于1932年3月，今年已九十有四，是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警。“逃难子”是我的乳名，这个名字是日本侵略中国、突袭上海的残酷见证，也是那个年代百姓颠沛流离的缩影。

　　1932年1月28日，日本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突袭上海闸北。我第十九路军将士奋勇抗击日寇，沪北地区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近两个月。

　　当时，我父母居住在虹口公园（现鲁迅公园）附近，母亲身怀六甲，临近分娩。眼见闸北百姓蜂拥逃至虹口，情势危急，他们不得不舍弃家园，一路南逃至英租界八仙桥，在钟表店楼上的后客堂间暂租栖身。

　　1932年3月10日这天，母亲乘坐黄包车从虹口返回八仙桥。途中警报骤响，车夫加速狂奔。刚进八仙桥地界，一架日本战机呼啸着掠过头顶，在大世界附近投下炸弹。随着一声震天巨响，车夫惊骇之下松开了车把，黄包车瞬间倾覆！母亲被重重摔倒在地，头上撞出包，手臂划出血，她捂着肚子痛苦哭喊。幸得路人相助，急忙将她送至附近难民所。没过多久，母亲就在那里生下了我。难民们都说我命大，是不幸中的万幸。

　　父母没读过书，便给我起了“逃难子”这个乳名。它直白、易记，又刻骨铭心——这是逃难中降生的儿子，也承载着对日本侵略者切齿的愤恨。

　　我尚未满月，母亲就带我回到八仙桥钟表店楼上居住。那时闸北一带的淞沪抗战仍在继续，直到4月底才停火。虹口局势稍稳后，我们一家又搬了回去。为了养家糊口，父亲拉过黄包车，蹬过三轮车，也帮人看守过弄堂；母亲则在蚕丝厂做过女工，开过烟纸店，也当过帮佣。

　　我开始读书时，用了“胡金生”这个名字。我在有恒私立小学（东余杭路靠近吴淞路）读了四年书。父母为我改名“金生”，寓意我拥有金子般宝贵的生命。是的，我是战火硝烟中的幸运儿，经历了九死一生。尤其父母后来生的两个妹妹，都因患病无钱医治，一个3岁、一个5岁便先后夭折，这让他们更觉“金生”这个名字的珍贵。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于日本侵略军之手，虹口成为日寇横行之地。全家生活困顿，饱受欺凌。我读完四年私塾便被迫辍学，开始了艰辛的打工生涯。我曾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织布厂当学徒，也在虹口的正昌、永生车行打杂，还帮父亲蹬过三轮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时我在位于江苏路的织布厂打工，每日必经静安寺。后来改名胡真静，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

　　“静”，蕴含着安定、宁静之意。这不仅表达了对日寇带来战乱与贫困的愤恨，更寄托了对太平盛世的深切向往。

　　解放前夕，我白天打工，晚上到位于四川中路原凯福饭店旁的52民校读夜书。在那里，我有幸结识了地下共产党员周友叶。周长我三五岁，常向我宣讲革命道理，带我去腾凤里（今四川中路572弄）的学校开会，还一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两人保持着单线联系。

　　上海刚解放，我便遵照周的布置，配合新政府在虹口中学周边（现第一人民医院所在地）收容、登记乞丐和盲流人员，由政府发放遣散费送他们回乡。任务完成后，我便与周失去了联系，听说他已随军南下。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万象更新，百业待举。许多单位招工纳贤，我如愿考入公安局。之后在公安战线辛勤耕耘了41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