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青春烈火

　　口述｜诸詠芬

青年时代的诸詠芬。

　　1940年9月，年仅14岁的我，目睹了哥哥被日寇无端殴打，姐姐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华大地的抗日怒潮。上海军民、各校师生抗日热情高涨，在学校地下党的影响下，我加入了党领导的抗日秘密外围组织——学生界救亡协会（原“学生界抗日救国协会”）。

　　为掩护身份、利于秘密活动，我为自己取了一个充满力量的化名——王炜翼。“王”随母姓，母亲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妈妈。“炜”，火字旁，象征着我心中燃烧的革命烈焰；“翼”，寄托着对祖国光明未来的无限向往。

　　在投身抗日活动和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后，我日益认识到：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抗日救国的理想。按照地下党组织要求，我秘密填写了入党申请书。这份申请书极为特殊：用面粉加水调成稀液写在白纸上，干后字迹消失；阅读时，需用碘酒涂抹才能显现文字。1942年8月27日，上级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后，斗争环境愈发险恶，既要防范日寇汉奸，又须提防国民党特务的抓捕。每次外出执行任务，都必须时刻警惕身后是否有“尾巴”。

　　一次，我穿越特务机关林立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去接头。行至中途，突然感到两肘被人从后弹击——这是被盯上的信号！我强自镇定，头也不回，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前行。走到亚尔培路与长乐路交叉口，猛地转身拐进长乐路，迅速闪入一条不起眼的小弄堂，终于有惊无险地甩掉了身后的跟踪者。

　　接头是地下工作的日常，却也危机四伏。我家是重要的联络点之一。每次接头前，在母亲的协助下，我们都会设置安全警号：或在窗玻璃挂条手绢，或在窗台放盆花。一旦发现危险，迅速撤下警号，警示外面的同志撤离。有一次，同志们正来我家开会，恰逢弟弟回家取书。接头的同志不认识他，见他径直走向我家，顿时警觉起来。抬头一看，窗台上的安全警号（一盆花）却安然无恙。为防万一，他们灵机一动，请对面相熟的小饭馆送来一碗馄饨。若我收下，表示安全；若不收，则示警。我立刻领会了用意，下楼迎接，大家这才释然，原是一场虚惊。

　　1944年9月，我担任新本女子中学党支部书记。在坚持秘密斗争的同时，我们巧妙结合公开方式，组织进步学生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通过义演义卖开展助学活动。利用秘密“读书会”和个别谈心，我们在各班级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重点培养品学兼优、富有影响力的同学，向他们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学校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经过严格考察，在全校500多名学生中，我们慎重发展了近30名党员。

　　抗战胜利前夕，我带领女中12名骨干组成“天亮小组”，热切期盼新四军解放上海。接到上级准备迎接市郊部队入城的通知，大家激动万分，当夜便聚集在积极分子小陈家。我们扯下床帏布，饱蘸浓墨，挥笔写下“欢迎新四军解放上海”的巨幅标语！然而午夜时分，急令突至：为顾全大局，中央决定新四军暂不进入上海。消息传来，有人泄气，有人落泪。我彻夜向大家解释中央决策的战略深意。当晨曦微露，伙伴们眼中的迷茫终被坚定取代——我们明白，此刻的隐忍，是为了迎接更彻底的光明。历史，终将证明这抉择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