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胶东抗战岁月

　　口述｜迟焕章  整理｜朱星原（实习生）

迟焕章近照。

　　1945年2月，我16岁那年，因家中实在无粮可吃，跟着父亲加入了胶东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当时父亲是鲁苏战区抗日游击第四纵队一支队的文书，属于“土八路”。这支部队并非正规的八路军主力，而是在当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力量。

　　加入游击队后，我作为勤务兵，主要承担一些辅助工作，比如烧水、照顾伤员、提着药包跟随医护人员到各村查看伤病员。那时的医疗条件极差，药包里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药品，仅有少量消毒水和包扎用的布条。我们没有固定的营地，只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经常需要根据局势变化转移驻地。白天可能国民党的部队会经过村子，到了晚上我们游击队又会在村里活动，而日本鬼子的“扫荡”更是家常便饭。五月端午前后，是麦收时节，日本鬼子就会趁机前来抢粮。这时候，我们游击队的重要任务就是组织老百姓转移，帮助他们把粮食和重要物品藏起来，避免被鬼子抢走。

　　当时日本鬼子在我们活动区域设有两个据点，一个叫石埠，一个叫辛赵，他们仗着据点优势，频繁出来烧杀抢掠，我的家庭也深受其害。有一次，日本鬼子闯进我们村，爷爷因为在家里藏匿了一位需要躲避的人，被鬼子发现后当场杀害。母亲为了保护那个人，也被鬼子砍伤。那段时间，局势格外紧张，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躲进了山洞里。当时弟弟正出水痘，身体虚弱，母亲怕他被鬼子发现，只能狠心把他独自留在山洞中，自己先出去探查情况。后来，游击队的同志发现了山洞里的弟弟，赶紧把他抱了出来。可那时山洞里阴暗潮湿，加上被风一吹，弟弟的眼睛受到了感染，从此就瞎了。父亲在常德屯村当小学教员时，也曾被日本鬼子抓进去过，后来该村的李成珠大爷不惜牵出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将父亲换了回来，这份情谊让我终生难忘。

　　尽管环境艰苦、危险重重，但老百姓们对我们游击队非常支持。他们会把家里仅有的粮食省下来给我们吃，主动为我们提供藏身之处，还会及时向我们传递日本鬼子的动向。后来，我们这些“土八路”熟悉地形，又有老百姓支持，集中力量成功将这两个据点打掉，顺势扩大了解放区，成立了昌南县，游击队员们也从打游击转向参与地方治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大家都激动不已。

　　日本投降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我到胶东西海中学参加了培训，主要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局势和任务，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社会发展史》等书籍，这些学习让我对革命事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拓宽了视野。1946年春节前，我回到大章区政府。

　　之后，我辗转来到上海，做过华东海军政治部组织干事，又在上海师范学院、党校等单位工作。如今，我看到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幸福安康，我感到无比欣慰，我们当初为之奋斗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实现。回望百年征程，我写下几句话以表心志：共征新程、共享人生、共同富裕、前景光明。既是对过往的总结，更是对中国未来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