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口述｜侯更生

　　我出生于1932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烽火席卷神州。当我进入嘉定城北小学，刚刚懵懂地感知人间疾苦时，家国已陷危难。

　　为躲避日军屠戮，百姓扶老携幼，仓皇逃难。我的大伯在嘉定逃难途中，不幸被日寇罪恶的子弹击中。大婶扑上前去搀扶，却被追赶而至的鬼子兵用刺刀活活戳死。他们的女儿——我的堂姐，目睹父母惨死，当场精神失常。一个家，就这样在血泪中破碎了。

　　从家到学校，必经日寇兵营。每日上下学，我们这些中国孩子，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向站岗的日本兵深深三鞠躬。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记得一位性格倔强的同学，一次试图溜过，被岗哨放出的狼狗疯狂追赶撕咬，衣破皮开，鲜血淋漓，痛苦翻滚。次日，校方和家长竟还被迫前往兵营“赔礼道歉”。这就是失去祖国庇护后，人民如奴隶般的日子。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1944年下半年，怀着一腔热血，年龄最小的我与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在地下党的交通站指引下，冲破敌伪重重封锁，抵达敌后抗日根据地——苏北一分区东台三仓河新四军一师驻地，毅然加入了这支坚持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

　　敌后抗战，艰苦卓绝。衣食住行毫无保障，枪支弹药全靠缴获，负伤牺牲更是寻常。部队没有固定营房，官兵分散住在百姓家中。我们帮老乡挑水劈柴，抢收抢种，扫院除尘，真正践行着“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敌强我弱，转移是家常便饭。上半夜可能还在东村，下半夜便不知去向何方。荒野露宿、粗粮杂菜、断粮挨饿是常态。

　　疥疮和虱子几乎人人都有，大家却戏称为“光荣疮”“革命虫”。缺医少药，奇痒难耐时，只能在卫生员指导下，用涂了硫磺的竹片在身上反复刮擦，直至刮出血珠方能稍解。至今我身上仍留着不少斑驳的疤痕。然而，生活虽苦，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却亲如一家。行军途中，我的背包常被老同志抢去背上；到了宿营地，列队讲评时，指导员却会点名表扬我这个“江南小鬼”：“一夜行军几十里，不叫苦，不掉队！”

　　1945年8月中旬，胜利的曙光终于降临。晴空万里，队伍驻扎在黄海之滨的东台县三仓河区。邹指导员从团部开会回来，满面春风，声音洪亮地向全连宣布：“同志们！特大喜讯——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瞬间的寂静后，人群如沸水般炸开！“哇！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欢呼、跳跃、歌唱、喧闹，帽子抛向空中，瓷碗被筷子敲得叮当作响。邹指导员特意走到我面前：“江南小鬼，胜利了，可以回家看爹娘啦！”战友们围上来喊道：“小鬼，我们一起打到南通去，打过长江去，解放你老家上海嘉定！”

　　此时，日伪军早已威风扫地，龟缩在据点里，除小部分缴械，大都向县城逃窜。然而，躲在重庆的蒋介石集团，为抢夺胜利果实，不惜与人民为敌，竟密令日伪军“坚守阵地，维持治安，等待国军受降”。一些伪军摇身一变，竟成了“中央军”。这使我们在收复周边县城时遭遇了顽抗。

　　在东台县城攻坚战中，邹指导员手持自制的土喇叭，在前沿阵地对敌喊话，劝其放下武器投降。狡猾的敌人佯装动摇，摇起白旗，待我们跃身推进时，却突施冷枪。邹指导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为指导员复仇的怒火瞬间燃遍阵地，战士们奋不顾身，猛打猛冲，势如破竹般攻破了县城，全歼顽抗之敌。

　　我们敬爱的邹指导员，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驱逐日寇、赢得民族解放与独立，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