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临床转化创新研究院董事长王兴鹏
破解医学创新“最后一公里”难题
如果说实验室是生物医药创新的“最初一公里”,那么临床应用就是决定其价值的“最后一公里”。在上海,一个全新的平台正致力于打通这最关键的一段路。
2025年秋天,一支堪称“豪华阵容”的上海医学专家团,在一位特殊“领队”的带领下,走进了知名药企先声药业的南京总部。
瑞金医院呼吸内科瞿介明、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韩邦旻、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皮肤学史玉玲、瑞金医院肿瘤科张俊、中山医院妇科肿瘤科臧荣余、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丁晶等专家与企业研发核心团队围绕前沿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这位“领队”,是上海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以下简称“临转院”)董事长王兴鹏。几个月前,他刚刚卸任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一职,全身心投入这一全新事业。
从推动市级医院的“临床研究三年行动”,到如今运营一个面向市场的创新平台,他的角色转变,恰是上海发力临床转化的一个缩影。
在上海立志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心脏”的今天,为何要创立“临转院”这样一个新平台?它又如何能成为那个不可或缺的“链接器”?成立一周年之际,《新民周刊》专访王兴鹏,探寻答案。
上海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董事长王兴鹏。
《新民周刊》: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来到了“最好的时代”。上海临转院的创立反映了怎样的时代背景和产业背景?
王兴鹏:近几年上海市级医院高水平的临床研究成果涌现,上海研究者的论文频繁登上医学顶刊,这在多年前是不敢想象的。大约十年前,我们每年发表在顶刊上的论文数量只有个位数。我相信未来5年,上海优秀的临床研究成果会井喷式地出现。
上海医生研究的这些问题,是从临床未必满足的医疗需求中来的,通过临床医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应用到患者的治疗中,这些创新方案还可能助推全球诊疗方案的优化。
上海是中国的医疗高地,医院水平高、患者基数大,病种全,信息网络体系健全,临床专家的临床研究水平不断提升,政府各部门都高度重视——这样的大环境,让上海的临床研究有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同行展开竞争的底气。
《新民周刊》:与市场上的其他机构相比,上海临转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王兴鹏:创立上海临转院,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医生为什么需要我?企业为什么找我?我们的独特价值是什么?由于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以借鉴,数月来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思考,过程中也会做出调整。
上海临转院希望成为医院、临床医生、企业之间的一座高效的桥梁,成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的重要枢纽。我们自己不做临床研究,我们研究产业链上的痛点,提供解决的方法。通过这一年的实践,说明这个模式是正确的,是行业所需要的。
上海有优质的临床医院,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础非常好,上海又是最开放的都市,这些条件都说明我们已经站在生物医药创新的风口。上海临转院在这样的时机应运而生,一定能发挥它独特的价值。
《新民周刊》:为什么说上海临转院既懂医院、又懂市场?
王兴鹏:上海临转院有两个最大优势。第一,上海临转院是在申康中心指导下成立的一个面向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平台,它具有权威性。申康中心多年来围绕临床研究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比如政府支持下的“临床研究三年行动计划”,提高了临床医生从事临床研究的积极性,培养了一批PI(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核心负责人)。上海正在建立高质量的临床专病队列数据库,此前已经开始建设生物样本库,研究型病房等等。上海临转院将通过专业服务,高效地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服务临床研究的资源。
第二,它是一个市场主体,可以很好地发挥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重要的调节作用。
我们定位自己是一个特殊的功能性的平台。作为企业我们不是“朝南坐”的,我们必须用优质的专业服务取信于客户,要实现利益共享。
《新民周刊》:不久前您和上海多位临床医学专家一起,到创新势头非常强的本土药企去交流。这样的活动可以体现上海临转院怎样的功能?
王兴鹏:今年上半年以来,我数次带队拜访龙头生物制药企业,而此次上海各个专业的权威医学专家到先声药业的交流活动,是上海临转院“首席PI面对面”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PI在临床研究和转化中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些作为PI的临床专家能够更早、更密切地与企业研发人员沟通和交流,那么可能就会诞生更多的创新、更多的合作,使药物研发更贴近真实临床需求,为提升临床研究效能奠定基础。
新药、新械的研发,需要临床研究人员和企业密切的合作。很多优秀的医生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会发现问题,他可能还想到了解决办法,但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将这个办法变成产品,也不知道该找谁合作。而企业这边,他们有一些研发项目,但可能不知道哪位专家是最合适的合作对象。
上海临转院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构建“产研医”深度对接机制,搭建高效对话平台,促进医疗机构与药械企业协同合作。上海临转院要做好桥梁作用,以最高效的方式,促成双方的交流和合作,让更多新药、好药在碰撞和合作中诞生。记者|黄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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