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角下的日本

　　很多人眼中的日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既传统又现代，既精致礼貌又残忍好斗。日本人的性格与生活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国民性？在战后，日本一度以一个富裕、信心满满、爱好和平的姿态示人。

　　之后，日本又迅速从高速发展的时代跌入“失去的三十年”，进入低欲望社会——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不消费，只顾存钱；老年人则养宠物、种兰花，孤独地等待人生终点。政府绞尽脑汁推出的各项刺激措施收效甚微，导致经济越发低迷，形成恶性循环。这时候的日本，右翼甚嚣尘上。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究竟是怎样看待日本的？

2025年10月31日，日本。身着和服的人们现身寺庙，

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想了解日本文化，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本经典：《菊与刀》。

　　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二战时期受命研究日本文化，于1944年完成此书。她以“菊”（皇室家徽）与“刀”（武士道象征）为喻，将“菊”（优雅、美学）与“刀”（尚武、激进）视为日本国民性的对立两面，这些看似对立的品质，构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也解释了诸多日本社会的行为模式。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对等级秩序有着天然的认同与遵从，从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到社会中的阶层划分，再到国家层面的上下秩序，等级观念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认为各安其位、各守其职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对上级绝对服从，对下级则保持权威，这种秩序感也延伸至国际交往中，形成了对强者的敬畏与对弱者的轻视，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

　　“恩义”与“报恩”是日本人行为的核心道德约束，他们将生命与生活中的一切都视为 “受恩”，从父母的养育、君主的恩泽到他人的帮助，都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回报，且报恩被视为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带有强制性。“恩”分为不同层级，对天皇的“皇恩”需以忠诚相报，对父母的“亲恩”需以孝行相报，对他人的“人情恩”则需以实际行动偿还，这种报恩观念造就了日本人重承诺、守信用的特质，但也使其行为陷入“恩义”的枷锁，当报恩与自身利益冲突时，极易产生极端行为。

　　在这种道德与秩序框架下，日本国民性呈现出鲜明的矛盾性。他们既温和有礼、追求极致的美学，注重日常交往中的细节与体面，对自然、艺术有着独特的感知力，如茶道、花道所展现的优雅与沉静；又极具尚武精神与侵略性，在等级秩序被打破或“恩义”无法偿还时，会展现出冷酷、决绝的一面，甚至不惜以自我牺牲的方式维护荣誉，当年的切腹文化便是这种特质的极端体现。

　　总体而言，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国民性，是由等级制度、恩义观念塑造的，充满矛盾却又高度统一的整体。20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现为日本杏林大学特任教授刘迪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称，本尼迪克特所概括的“菊”与“刀”，并非日本文化中彼此对立的两极，而是一种在秩序、责任与压力条件下不断切换的行为机制。正是这种机制，而非抽象意义上的“民族性”，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塑造了日本社会的制度形态与集体选择方式。

　　日本社会对等级秩序的高度重视，使其在国际交往中往往呈现出一种“向强靠拢、对弱施压”的行为倾向，这一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日本的外交选择之中，例如对军事、经济强国的依附性同盟，以及在部分区域事务中对实力相对弱势方所采取的强硬姿态。刘迪指出，《菊与刀》时至今日仍是理解日本社会行为逻辑的重要参照，其价值并非为日本国民性贴上固化标签，而在于揭示了“菊”与“刀”并非两种割裂的民族性，而是一套高度情境化的行为逻辑。他强调说，在战后日本，这种逻辑并未消失，而是被重新制度化、日常化，从军事领域转移并嵌入企业组织、官僚体系与社会规范之中。正因如此，若忽视这种由文化逻辑经制度转译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国际社会在与日本的互动中便容易产生误判。反之，只有在这一脉络中理解其行为选择，才能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博弈中，更有效地把握合作空间与风险边界。

在繁荣与停滞间回望

　　詹姆斯·麦克莱恩作为美国的历史学者，长期致力于对日本的研究。他撰写的《日本史（1600—2000）从德川幕府到平成时代》，被誉为“一本看懂日本近代生成的最佳选择”。这本书以经济社会演进为经纬，跳出刻板印象，撕开单一叙事的面纱，以清晰生动的笔调勾勒出日本从幕藩体制到平成时代的四百年转型轨迹。

　　麦克莱恩仿佛打开了一扇透视东亚文明的棱镜，让西方视角下的日本形象在历史褶皱与文化冲突中逐渐清晰。从16世纪弗朗索瓦·卡隆笔下“贵族因贪污被切腹”的严酷律法，到20世纪罗斯福口中“最卑鄙无耻的民族”，西方对日本的认知始终交织着警惕与迷恋、轻蔑与推崇的矛盾张力。当麦克阿瑟惊叹“你越压制它，它越卑躬屈膝”时，这些评价或许偏激，却共同构成了一面多棱镜——照见的不仅是日本，更是西方自身对异质文明的焦虑与渴望。

　　书中对20世纪日本经济从“增长奇迹”坠入“失去的十年”的剖析，更显历史洞察的深度。在麦克莱恩的叙事中，战后高速增长是多重优势共振的结果。他称，日本能以一个富裕、信心满满、爱好和平的姿态崛起，世界各地对它的态度也是矛盾不一，有妒忌，有赞赏。在一些人的眼中，日本的形象由经济奇迹瞬间转为经济威胁。另一些人则视“日本模式”为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形式，比起西方或美国模式更为成功。从这方面看，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令人满意且值得庆贺的，这在战后初期完全想象不到，但在今日看来则显然是有些言过其实。

　　回顾西方镜像中的日本，赞赏与不安往复循环。刘迪教授指出，西方对日本的评价长期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这种张力并非源自日本本身的简单矛盾，而更多反映了西方在理解非西方现代性时的投射与焦虑。一方面，日本被视为高度自律、秩序严密、传统保存良好的社会范本；另一方面，其历史经验中的极端动员与高度同质化，又不断触发西方对“异质现代性”的不安。

　　更耐人寻味的是，西方对日本的认知常被自身历史投射所扭曲。英美将日本视为“东方版英格兰”的幻想，在珍珠港事件后彻底破灭；戴高乐以“中世纪吸血鬼”比喻日本，实则暴露了殖民时代欧洲对非西方文明的恐惧。而当代西方流行文化中，日本常被简化为“武士道”或“二次元”的符号，这种扁平化想象忽视了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挣扎。

2025年4月，丹麦哥本哈根樱花节。

　　支撑繁荣的土壤恰是孕育停滞的温床。麦克莱恩从社会史视角指出，“失去的十年”本质是发展模式的全面失灵：当要素红利耗尽、外部市场收缩，缺乏“创造性破坏”机制的日本经济，难以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刘迪认为，日本的近现代历程既是后发国家成功追赶的范本，也是制度转型受阻的典型案例。

低欲望社会

　　1979年，美国学者傅高义出版《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轰动西方。它代表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在战后对日本模式的一种“仰望”视角，也从另一个侧面让人们去理解80年代日本自信膨胀及西方“日本威胁论”的由来。

　　2001年，在日本经历了第一个“失去的十年”之后，艾力克斯·柯尔推出了一本《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堕落》，与《日本第一》形成鲜明对比。这位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以尖锐的批判笔触，揭露日本经济停滞、环境破坏、文化僵化背后的“系统之恶”。

　　作为一位旅居日本多年的美国学者，他用爱之深责之切的态度剖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日本。书名源于中国古话“画犬马易，画鬼魅难”，比喻描绘现实远比幻想困难。他指出存在“两个日本”：一个是经济发达、民生富裕的模范日本，另一个却官僚僵化、金融系统岌岌可危、自然环境遭破坏，后者才是真实的日本。他的核心观点是，日本在高速现代化的同时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90年代经济泡沫崩溃正是现代化理想失败的体现。

　　全书语言犀利，引用大量实例揭露如政府债务、地产黑洞、环境污染等问题，引人深思。此书自2001年在日本重印八次，足见其警世意义。

　　此后，日本又经历了金融危机、大海啸、福岛核电站泄漏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郁的悲观情绪。不少人觉得日本正在走向一条社会与经济的死胡同。在经历“失去的二十年”后，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中敏锐捕捉到了日本年轻世代的普遍心理和生活态度变化。他指出，当前日本丧失了野心勃勃的进取之心，国民胸无大志，整个社会呈现低欲望精神状态。年轻人对升职加薪毫无欲望，反观老年人活力满满，企业高层老龄化，60岁以上有资源、有权威的老年人在企业中掌控绝对的话语权，企业发展活力下降，创新改革难度更大。年轻人躺平势必造成国家的衰败。

日本自2022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民法》，成人年龄由原来的20岁下调至18岁。图为2023年1月9日，一名女子在日本横滨准备参加成人礼仪式。

　　以少子化、老龄化、经济停滞为代表的低欲望社会这一概念虽然是由日本人提出来的，却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和讨论。西方社会认为其背后的问题在西方同样存在，但表现形式和根源有所不同。

　　西方媒体和分析人士普遍将日本的低欲望社会视为一个深刻的警示案例。它被看作是发达国家在经历长期经济停滞、社会压力加剧后可能走向的一个极端状态。有观点认为，日本的低欲望是经济压力下的“被动麻木”，日本年轻人对婚姻、生育、消费和职业晋升的普遍冷漠，被解读为“奋斗不再能改变命运”后的社会性绝望，而部分西方年轻人的“无所事事”（如德国的“也许一代”、西班牙的“没没一代”）则可能源于更深层次的社会疏离感和对现有体制的不信任，这种“绝望”也许比日本的“无欲”更为可怕。总之，它们都指向了发达社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深层困境。记者｜陈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