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里的五代十国生活回忆

　　历史剧《太平年》热播后，一些相关历史人物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友反复讨论。赵匡胤、钱弘俶之外，演员牛超饰演的南唐后主李煜，也令看过剧集的观众印象深刻。

　　《太平年》有一幕，李煜穿着素色衣衫，独倚在孤楼之上。烛火在身后摇曳，映得他的身影格外单薄。接着，只见李煜左手持酒杯，右手执笔，斜倚，仰头，眼神里只有化不开的怅惘。“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煜留下的传世名句，通过影视创作，再一次在当下变得具象化。

　　从李璟到李煜，再到冯延巳、毛文锡、欧阳炯，这些五代十国文人留下了诸多诗词，不仅是优美的文学作品，更是珍贵的历史情感档案：从文字中，后人得以感知在那个分裂与战乱的时代里，不同身份的人们——从君主、士大夫到普通民众——所经历的繁华、焦虑、哀愁与幻灭。

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

　　历史学者熊德基对五代十国历史有个精赅的概括：“表面上乱，实际是变。”

　　在文化领域，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便是文学创作在题材上变得更丰富。关于这一点，其实在五代十国时期之前，早已埋下注脚。

　　以诗为例，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陈尚君此前在相关研究中指出，唐诗从杜甫开始的转变，经过大历、贞元间的逐渐转型，出现了新的高潮，与开天诗风已经大异其趣。“就实质来说，此时的诗人更为世俗化，更为日常化，更善于将诗歌作为记录生活、书写情绪、表达感受的工具，人际交流的作品大幅度增加，诗歌的篇幅越来越弘大，诗题越来越绵长，自注越来越详尽。同时，诗歌所写的内容也越来越不受限制，凡是日常所有的一切皆可入诗，完全改变了传统诗歌含蓄精致的传统。”

　　从中唐到晚唐，直至五代十国，诗歌创作的变化，也影响了词的创新。陈尚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五代十国时期文化领域的一大特征，便是“文化下移”，原本由精英垄断的文化发生急剧变化。“词原本是‘俗曲’。在五代十国时期，本是歌舞酒宴上演奏的‘俗曲’，变成了文学主流。这是‘文化下移’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词这一文学创作形式，虽然在后世被认为是在宋代大放异彩，但奠基实则是在五代时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具体来看，词随燕乐而起，经历了早期民间词的原始状态以及早期文人词的稚嫩阶段之后，在五代花间词人手中臻于成熟，奠定了艳科基调。作为中国最早的文人词总集，《花间集》为当时供歌伎伶人演唱的曲子词选本，收录了晚唐到五代时期词人温庭筠、皇甫松、韦庄、毛文锡、欧阳炯等18人的词作共500首。《花间集》又分为10卷，每卷50首，其内容多描绘女性生活和男女情爱，被称为艳情之作。

　　《花间集》之外，以冯延巳和南唐二主为代表的南唐词人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身世之感打入艳情，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以词言情，从而使得一直被视为“艳科”与“俗曲”的伶工之词，逐渐发展为可以抒怀身世的士大夫之词。

　　作为五代最有代表性的词人，李煜凭借“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今昔对比，以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浩渺哀愁，道出一个时代的集体创伤记忆。

　　身处乱世的士大夫，其词作常流露出深重的孤独感与时光流逝的惆怅。唐末五代词人中，以南唐宰相冯延巳存词最多，兼之上承花间，下启晏欧，又是南唐词创作的先驱，故而在南唐词雅化的过程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冯延巳于《鹊踏枝》中写道：“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这种“闲情”与“新愁”，并非一时之感，可以窥见乱世中知识分子对人生前途渺茫的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情绪写照。

　　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则在赞美江南风物的背后，隐含了游子对故乡难以归去的无奈与疏离感。亲历唐末乱世的韦庄，自然以笔记录时代的苦难。陈尚君指出，韦庄《秦妇吟》的记载虽非实录，但也不会全出虚构，“天街踏尽公卿骨”的革命虽然显得轰轰烈烈，但随之而来的社会破坏也空前惨烈。

　　在士大夫之词以外，即使战乱频仍，五代十国的文人诗词中还是保留了不少记录普通人生活的珍贵画面。从题材上看，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描绘劳动艰辛的写实之作，另一类是定格水乡生活的风情画卷。

　　尤其在相对安定的西蜀、南唐等地，词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南国水乡的日常生活。欧阳炯在《南乡子·洞口谁家》中，用白描手法勾勒出江南少女结伴游春的场景：“红袖女郎相引去，游南浦，笑倚春风相对语。”这一幅生活画面恬静悠然，充满了生活气息。

　　同样是写水乡少女，李珣所作《南乡子·乘彩舫》更显活泼俏皮。“游女带香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将少女们嬉笑、害羞的神态刻画得生动传神，兼有民歌韵味。

　　出身农家的孙光宪，不仅在仕途上有所建树，也成为五代时期著名文学家。细看他的词作，常能祛除脂粉气，带来清新之态。春水、 梨花与碧波，成为孙光宪词作中的典型意象。他在《浣溪沙》中有“暖风迟日洗头天”这样平实的生活化句子，将“洗头”这一日常写入词中，别开生面。《风流子》更是直接描绘乡村风光：“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刻画了茅舍、鸡犬、织布声交织的宁静田园生活。

　　诗词创作之外，一些文本对于社会生活的记载同样值得关注。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像后世南宋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那般详尽地记载都城生活的鸿篇巨制较为罕见，但也存在一些性质和内容上与之相似的作品，譬如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记述了晚唐五代间部分政治遗闻、士大夫言行、文学家轶事以及社会风俗人情。由毛文锡所著，成书于935年的《茶谱》，则详细记载了唐末五代各地茶叶的产地、品种、特色、采制方法及相关的风俗故事。

南京秦淮河美景。

教育精进，多元发展

　　如今当人们提及五代十国，通常“五代”是指在北方中原地区相继存在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至于“十国”，是与五代同时并存的十个独立政权，包括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和北汉。

　　北宋欧阳修在编写《新五代史》的时候，选出了上述十个政权来做《十国世家》的叙述，所以“十国”被固定下来。其实，当时出现的地方割据政权远不止十个国家。

　　从唐朝灭亡的公元907年算起，到北宋建立的公元960年为止，在短短53年的时间内，有着如此多政权的更迭和割据，可以想见社会所经历的剧烈动荡。

　　然而在这样的动荡之中，文学创作并未停滞不前，反而词的创作得到了显著的拓展。究其原因，在陈尚君看来，五代53年，只有局部战争，没有全国范围的动乱。在各个割据政权的内部，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

　　因此，近百年动荡虽然没有出现一流文学家或思想家，但世家文化的某些精神仍然得到传续，部分统治阶层仍然重视教育。

　　当时，北方的教育事业虽有衰退，但南方的教育却有很大的进步。陈尚君在《唐宋因革与文学渐变》一文中分析称，出身卑微的各割据政权魁首，当他们的势力稳定后，仍用世家的教育方式培养子嗣，造成了嗣位者的文人化，成为文采风流的人物。“前蜀的王建、王衍父子，后蜀的孟知祥、孟昶父子，南唐的李昪、李璟、李煜三代，连后唐明宗嗣子秦王从荣，仍复如此，吴越甚至世代传承，成为千年来最著名的文化世家。”

　　另外，以十国当中的闽国为例，在唐代时此地出个进士都很难，但到了宋代，闽地俨然成了宋朝的人才库，不少宰相都由闽人担任。这都得益于闽国在五代十国时最早建立中央官学，大力推动教育。

时代之变：生存比文学更重要

　　2016年，陈尚君在《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前言中，曾对于五代动乱在中古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写了以下一段话：“后人称为五代十国的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以致宋人修史时，还常常发出‘乱斯极矣’的浩叹。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从汉、魏以来延续存在的超稳定的士族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也在近百年的战乱中被完全颠覆，腥风血雨的动乱对原有社会秩序作了彻底的清除，提供了宋人重建新的社会框架和文化理念的可能。”

　　在采访中陈尚君告诉记者，若要充分理解五代十国的文学作品，先得理解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关于这一点，陈尚君认为，其意义指向的是传统士族精英文化的破灭，以及宋代以后新兴文化的重新建立。一部分士族退居南方，得到新的成长机缘，留居中原的士族也在与异族统治者的斗争和协调中得到重新发展的机会。但是，一些旧族人物即使仍得到优礼，其学问、人品以及进退之间的风度，大都显得猥琐而低下，不复能够重显往日的风范。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战争与离乱带来的社会秩序变革下，形成了独特风貌，也成为后人窥探当时社会风貌与民众生活的重要窗口。记者 一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