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入海口， 崇明重新定义“保护”与“发展”

　　距今十年前，在横亘华夏大地东西的长江流域，发生了两件意义非凡的事情。

　　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要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大保护”由此开启。

　　2016年末，在上海，《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标志着崇明从建设现代化生态岛迈向建设世界级生态岛阶段。

　　这两件事，一个指向整个长江流域，一个落笔在长江入海口。站在十年后的当下回看，这两件事在同一个坐标轴上交汇了。它们所追求的都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最终目标指向的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崇明是上海重要生态战略空间，将对标‘十五五’规划，高标准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努力争当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排头兵和先行者。” 崇明区委书记李峻今年初表示，环境保护不是发展的“紧箍咒”，而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近年来，长江口水域中华鲟等旗舰物种不断回归。

为上海守住生态“天花板”

　　2026年，“长江大保护”与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同步进入第十年。对于一条奔腾了上千万年的大江而言，十年不过一瞬。但对于一座正在被重新定义的岛屿，十年足以完成一次系统性的生态重构。

　　崇明，这片从湿地中生长出来的土地，以上海1/5的陆域面积，承载着上海约1/4的森林、1/3的基本农田、两大核心水源地。更通俗一点说：上海能维持“超大城市”的生态底线，崇明是关键的那块压舱石。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对此有一个判断：“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是上海迈向‘全球卓越城市’进程中一项极具远见与战略意义的旗舰工程。”他给出的理由是：崇明承接了中心城区无法承载的大规模生态功能，发挥了长江入海口“生态之肾”的作用，使上海在拥有强大经济引擎的同时，也拥有了与之匹配的生态环境质量。

　　除了是上海空气质量最优、绿地面积最广的地区，崇明也是上海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在2024年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位列其中，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2025年冬季，超过7万只次的水鸟在保护区越冬。

　　鸟儿回来了，鱼也一样。据2021年至2025年监测结果统计，长江口累计监测到鱼类109种，监测到保护物种中华鲟、胭脂鱼。近年来，长江口水域优势物种种类数逐年增加，中华鲟、长江江豚等旗舰物种频现，水生生物多样性呈上升趋势。

　　守住上海生态保护红线，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自然发生，其背后是无数崇明人在生态修复历程中付出的智慧与汗水。

　　早在2013年9月，上海启动了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总投资达11.6亿元。当年，外来物种互花米草一度在东滩湿地广为扩散。互花米草的密根盘踞地下，会使滩涂土壤板结，导致沙蚕、蟹类、贝类等底栖动物无法生存，而这些贝蟹是鸻鹬类、雁鸭类等候鸟的主要食物。如果放任互花米草“疯长”，会对鸟类栖息与觅食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这一项目旨在控制互花米草生长扩张的同时，修复鸟类栖息地功能、营造优质栖息地。

　　不过，治理被称为“绿色沙漠”的互花米草，并不是一割了事，或简单喷药即可消灭。近年来，包括上海崇明在内，全国多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理办法。

　　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鞠瑞亭教授介绍，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采取了刈割加水淹的方式，“先建大的围堰把治理区域圈起来，再分成若干小单元。将植株地上部分割掉后引入海水淹没40厘米以上，保持半年，促使其根系缺氧死亡”。

　　截至2025年，崇明北沿湿地互花米草综合防治工程基本完成。一条从东滩湿地到崇明岛北岸的坚实绿色屏障由此构筑，鸟类的栖息地和停留环境不断改善。

　　“生态修复后，鸟越来越多，保护区已记录到鸟类364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20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62种，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鸟类84种。”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巍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开展生态修复的实践，需要项目推动，也离不开法规政策的制度性保障。从2016年12月《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至今，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行动方案为世界级生态岛的建设奠定了基石。

　　2017年6月23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和保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决定》，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把崇明岛建设成为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世界级生态岛。

　　2022年1月，上海市印发《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年）》，提出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打造成绿色生态“桥头堡”、绿色生产“先行区”、绿色生活“示范地”，成为引领全国、影响全球的国家生态文明名片、长江绿色发展标杆、人民幸福生活典范，向世界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设范例。同年8月27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条例》设专章，助推乡村振兴视野下的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岛的生态空间管控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和建设用地比例，为超大城市守住生态“天花板”。

　　2026年，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崇明在生态补偿领域拿到了两个全市“第一”：第一笔碳普惠减排量交易，与第一笔排污权交易。其中，注册在崇明港西镇的上海书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赛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300吨碳普惠减排量交易——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变成了真金白银。

　　另外，上海振华重工长兴分公司通过技术改造，富余了VOCs（低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权；而沪东中华造船下属一家公司因新建项目急需新增VOCs排放量。双方以每年每吨1万元的价格，完成了1.66吨的排污权买卖交割。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敏对此有一个测算：“通过市场交易，将生态和社会价值以区域生态补偿、政府转移支付转化为具体的经济价值，崇明的GEP（生态产品总值‌）几乎是GDP的两倍，可以说价值无限。”

崇明东滩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里，迁徙抵沪的反嘴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东滩湿地里，场面格外壮观。摄影/杨建正

充分展现上海的生物多样性

　　4月27日，生态环境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透露，今年5月22日，生态环境部将联合上海市人民政府，于崇明区举办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活动，主题为“护一方生灵 泽万物共荣”。

　　此外，5月22日—24日，第九届上海崇明生态岛国际论坛将于崇明举行。本次论坛以“十年共守生态初心，携手迈向绿色未来”为主题，为崇明高质量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建言献策。

　　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十年建设历程，是一个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动人故事。

　　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在内的上海诸多沿海滩涂，都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中间节点，是鸟儿们重要的“中转站”。根据近些年的监测数据，每年在崇明东滩过境、停留的鸟类总量达百万只次。

　　上海独有的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吸引到鸟儿驻留和栖息，市民得以观测和记录诸多鸟类。不过，在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为来来往往的候鸟打造一个理想驿站，将大自然的馈赠持续保留和优化，并非易事。

　　1998年，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成立。随着近年来成功控制互花米草生长扩张，鸟类栖息地功能也得到修复。“经过这些年的保护，包括对外来物种互花米草的治理，崇明东滩鸟类多样性不断提升，对鸟类的支持功能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马志军教授此前表示。

　　如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已是东滩湿地的常客，“明星物种”小天鹅的种群规模不断扩大。2023年12月，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监控系统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丹顶鹤在崇明东滩越冬。

　　2025年冬季，泛黄的东滩芦苇荡之中，一群“白色大鸟”引人瞩目——18只卷羽鹈鹕集体“到访”。卷羽鹈鹕体型庞大，翼展可达3米，飞行姿态从容有力。作为全球近危物种，卷羽鹈鹕种群数量稀少，每一只的出现都弥足珍贵。它们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称为湿地生态系统“旗舰物种”。珍稀种群的稳定出现，表明东滩正成为鸟类迁徙路上越来越值得信赖的一站。

　　除了越冬鸟和迁徙鸟，在东滩进行繁殖的鸟类也在稳定增长。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巍介绍说，以前水鸟在崇明东滩进行繁殖的情况很少。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繁殖的水鸟越来越多，“现在我们这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嘴鸥最靠南的稳定繁殖地”。

　　东滩自然保护区不仅为鸟类提供栖息与繁殖地，亦是我国规模最大、最为典型的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之一。湿地生境，是生物多样性评估的重要参考。2025年7月，崇明获评“国际湿地城市”。截至2025年，按照湿地法结合湿地保护规划口径，崇明区湿地面积26.09万公顷。区内分布着2处国际重要湿地和7处市级重要湿地。

　　由于东滩自然保护区并非旅游景区，普通市民和游客倘若想要沉浸式地感受崇明的湿地风貌，毗邻自然保护区的东滩湿地公园成为一处绝佳选择。

　　4月下旬，《新民周刊》记者来到东滩湿地公园探访。谷雨时节，春风微拂过河水与青草，雨后的湿地公园令人心旷神怡。更令人惊喜的是，在东滩湿地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引导下，记者在河沿见到了一只正浮出水面呼吸的扬子鳄。

　　张伟告诉记者，每年春天，气温回暖，扬子鳄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穴享受阳光。通过出洞“晒背”，升高体温后，扬子鳄的新陈代谢会快速恢复，消化系统加快运作，为捕食做准备。

崇明东滩湿地公园是国内为数不多能观测到野生扬子鳄的区域。

　　细细看去，这里的扬子鳄体格并不算特别大，因为它们并非人工养殖，而是野生扬子鳄。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型鳄类，民间俗称“土龙”或“猪婆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据张伟介绍，东滩湿地公园是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为数不多能够观测到野生扬子鳄的区域。

　　2007年，东滩湿地公园引入扬子鳄进行野外放归实验，至今已开展了超过18年的保育工作。公园良好的底栖环境和优越的自然生态，让扬子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从最初引进的12条，增长至现在50多条。

　　谈及当年在东滩湿地开展扬子鳄野放实验的初衷，张伟表示，历史上，上海是扬子鳄出现和分布的区域，扬子鳄曾在这里生息繁衍。但是受到生态环境变化影响，野生扬子鳄数量最少时一度不足200条。一方面，抢救野生扬子鳄刻不容缓；另一方面，东滩湿地既有适合打洞的土壤，又有优异的水质条件，河岸边供扬子鳄爬行活动的土坡坡度比较缓和，为野生扬子鳄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天然栖息地。

　　如今，东滩湿地公园野生扬子鳄的种群规模稳步提升，丰富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有效促进湿地保护和极小种群恢复工作，更为崇明这座世界级生态岛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

　　从东滩湿地公园出发往南去，来到改造升级后的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记者在蓄养池里见到数尾中华鲟在水里肆意穿梭，彰显这一古老水生物盎然的生命力。

　　上述提及，崇明是诸多候鸟的“国际中转站”，是扬子鳄等物种的生存故土，也是长江门户生态屏障。长江在此汇入东海，也孕育了包括中华鲟和长江江豚等诸多珍稀水生动物。

　　中华鲟被誉为“水中大熊猫”，是长江水生生物中的活化石，也是我国特有的古老珍稀鱼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

中华鲟的抢救保护已进入“人工+自然”双轨并行阶段。

　　上海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跃平向《新民周刊》介绍，中华鲟是江海洄游，虽出生在长江，但生命中90%以上的时间都在海洋里度过。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的鱼苗，通常会在出生后的次年春天到达崇明江段。

　　“春季是水生生物繁殖的旺季，中华鲟的幼鱼会在这里索饵育肥，不断长大，然后完成由江入海之前渗透压的调节。”郑跃平进一步说明，“长江口不仅是中华鲟洄游的‘最后驿站’，更是幼鱼入海前的特训营。”

　　作为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物种，中华鲟的抢救性保护已进入“人工+自然”双轨并行阶段。2024年10月，上海首次成功实现中华鲟的全人工繁殖，繁育出中华鲟5000余尾，填补了该项技术在长江下游及长三角地区的科研空白。

　　2025年，水野中心在长江口水域累计监测到25尾人工增殖放流的中华鲟。这些“种子选手”能够适应崇明岛江段的咸淡水环境并进行索饵育肥，证明了放流个体的生存能力。

　　之所以要采用双轨并行的策略，源于科研人员面临的现实挑战。近些年，中华鲟野生种群的自我维持机制近乎停滞。在科研人员看来，必须用科学的“加法”弥补自然的“减法”。如今在上海水野中心，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长江口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保护基地，为科学“加法”提供全方位的支撑。

中华鲟被誉为“水中大熊猫”。

　　郑跃平表示，随着长江大保护不断深入，水野中心的保护策略也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调整。“我们实现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区域生态整体保护的转变。过去，水野中心以中华鲟等旗舰物种救护、保种为核心，如今拓展至长江口水生生物多样性整体保护，兼顾栖息地修复、渔业水域环境治理、生态系统健康维护，实现‘物种—生境—生态系统’ 协同保护。”

　　这一功能的全面更新，带来的是长江口水域生态结构逐步优化，崇明江段土著鱼类、珍稀鱼类资源量稳步回升，水生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一些人们熟悉的“江鲜”，逐渐回归。曾因过度捕捞而“细如毛”的刀鲚（刀鱼），如今大规格个体占比显著提升，全长优势组集中在26—34厘米；被称为“微笑天使”的江豚近年来更是频频露面，2025年长江口累计观测到江豚119头次，甚至出现母子江豚伴游的温馨画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那些公众熟稔的物种，崇明生物多样性的全貌，还存在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河道与土壤间。2026年，一支中国研究团队在对崇明岛河道样本开展国内外资料比对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硅藻门的一个新物种，并以发现地为名，将其命名为“崇明盘杆藻”。

　　专家认为，此次发现新物种，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不仅丰富了我国乃至全球硅藻门物种的多样性记录，也进一步印证了长江口区域作为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物种栖息地的独特价值。

　　早在2024年，有研究团队在崇明开展研究时发现了昆虫新物种——“上海膝角隐翅虫”。这是昆虫学历史上首个发现于崇明岛的物种，对于探索本岛生物多样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共存

长兴岛的振华重工码头。摄影/ 陈梦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在崇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道正在求解的实操题。崇明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晨飞此前指出，要努力把崇明的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和民生福祉，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贡献崇明案例和崇明智慧。

　　过去十年，崇明拿了两个“世界级”的标签：一个是世界自然遗产，一个是正在建设中的世界级生态岛。与此同时，这片土地上还在生长另一个“世界级”——船舶海工产业。

　　如今在崇明区长兴岛，集聚了一批龙头企业，包括全球最大的港口机械重型装备制造商振华重工、全球综合运力最大的企业中远海运、全球最大的造船企业中船集团（江南造船、沪东中华）等央企，以及上海交大长兴海洋实验室、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园，从研发设计到总装交付，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跑通了。

江南造船在LNG运输船技术研发上已沉淀了十余年。

　　2026年伊始，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造船”）与一家世界头部船东公司签署2艘9万立方米大型液氨运输船建造合同，实现了“十五五”开门红。

　　江南造船近年来进军大型液化气船和LNG运输船市场，凭借自主研发的B型舱，一举在超大型乙烷运输船领域包揽全球所有订单。

　　《新民周刊》记者在江南造船见到生产运行二部副部长瞿欢俊那天，正赶上公司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建造的第六艘17.5万立方米LNG运输船“AL TAWEELAH”号交付。外界看来，从接单到交付不过两三年，但瞿欢俊告诉记者，江南造船在LNG船技术研发上已经沉淀了十余年。

　　“近些年，全球能源转型加速。船舶制造业势必也要不断追求绿色、清洁和高效，LNG海运需求激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造船瞄准了能源安全与绿色航运目标，在这一垂类赛道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传统的行业垄断，通过优化隔热结构与密封工艺，形成了非常有力的错位竞争。”瞿欢俊表示。

　　开足马力，朝着世界级现代化造船基地的目标乘风破浪的同时，崇明也没有忘记“世界级生态岛”所赋予的环保责任。

　　具体来看，长兴岛在发展千亿级海洋装备产业的同时，找到了一条低碳实践路径。2023年3月，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万吨级燃煤燃机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CCUS）项目全面投运。江南造船成为这里首家通过管道输送、用上二氧化碳的企业。

　　在此之前，长兴岛发电厂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碳，经过脱碳、脱硫等处理后环保排放，但谈不上利用。而岛上的江南造船等企业，日常生产恰恰需要大量工业级液体二氧化碳。

　　CCUS项目做的就是这件事：把原本要排掉的二氧化碳捕集起来，经过压缩、分离提纯，变成工业级、焊接级液体二氧化碳，再通过管道直接输送到岛上的海装企业。每年为这些企业节约40%的运维成本，同时减少岛外输入二氧化碳9万吨、减少船运排放二氧化碳约1.04万吨，合计减排10万吨/年。10万吨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在岛上种了556万棵树，或者说，5个东平国家森林公园。

　　这不是“先污染后治理”，而是在生产过程中重新设计了碳的流动路径。

　　自从2001年确立了生态岛发展方向以来，崇明几乎褪去了过往一切的工业痕迹。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发展高质量农业与旅游业等产业的同时，如何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这些年一直是崇明人思考和实践的母题之一。

　　2025年，为响应崇明“长三角农业硅谷”建设目标，依托世界级生态岛的区位优势，上海恒泽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来到崇明开展高标准的食用菌工厂化生产。

恒泽在崇明中兴镇，建成了全球首个实现完全智能化的双孢菇工厂。

　　当《新民周刊》记者来到恒泽位于崇明中兴镇永隆村的工厂，立刻感受到这里与传统农业种植双孢菇的区别：培养料的主要原料，全部来自崇明农业废弃物。通过循环农业，企业成功解决了每年所需要的上万吨鸡粪和秸秆等原料问题。曾经让人头疼的农业废弃物，如今成了双孢菇生长的“营养餐”。而种植后产生的菇渣，每年约有3万吨，被转化为有机基质，用于土壤改良和育苗育秧。

　　上海恒泽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文峰告诉记者，目前企业在崇明中兴镇的项目，是全球首个实现完全智能化的双孢菇工厂。过往传统的双孢菇采摘，需耗费大量人力，还伴随种植感染风险。如今，这座智能化的工厂采用模块化种植方式，将双孢菇种植采摘从“人员和装备围绕产线转”，转变为“产线围绕人员和装备转”，大幅减少简单重复工艺的人员需求，同时也大幅降低了种植感染风险。

　　在中兴镇深耕多年的万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打造智慧羊场、探索科技农业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突破传统农业的盈利瓶颈。公司所在的富圩村，毗邻东滩湿地，也是“沪派江南”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的试点。近年来，富圩村以“富圩鸟集，江海鱼跃”为主题，希望建设鸟类友好型的共生乡村。

万禾农业深耕崇明多年，如今正探索将生态研学、自然教育融入农业链条。

　　万禾农业董事长黄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契机。在他看来，除了用最新科技给农场赋能，更需要一种难以替代的特色IP来提升产业能级。他告诉记者：“观鸟是一种国际流行的生态体验项目，而富圩村背靠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这是发展高质量农业不可复制的名片。”基于此，万禾正探索“农业龙头企业+村集体”的合作模式，以观鸟为引，将生态研学、自然教育融入农业链条。这不仅是一次产业升级，更意味着这里的每一份农产品，都将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故事的载体。

　　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崇明文旅再度迎来了八方客流。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们在万禾智慧羊场体验农趣的经历，还有一些人发现：上海也有自己的“亚马孙雨林”！而他们定位的地点，大多是位于崇明西端一处名为“漫屿”的户外运动营地。

　　如今在江浙沪地区，水上户外运动愈发受到人们青睐，也涌现了不少提供此类体验的俱乐部。崇明漫屿户外运动营地主理人杨敏玮曾告诉记者，游客划着船从“漫屿”所在的月亮湖出发，一路前行，能够深入毗邻崇明5A级景区西沙明珠湖的河道，沿途会见到葱郁繁盛的水杉林与充满生机的湿地，体验到独特且真实的“野趣”。在崇明，湿地生境不仅提供生物多样性，也为特色文旅带来了难以替代的IP。

　　对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旅游业，既要有开创性的体验项目，也要有独特的酒店或民宿。要留住人，才会有旅游业追求的“过夜经济”。

　　2024年，崇明本地人施培琴在陈家镇北陈公路一侧的乡间小道边开设了自己的民宿——青慢野奢度假民宿。据施培琴介绍，“青”和“慢”，代表了崇明的底色与节奏，而“野奢”体现的是民宿的定位。记者看到，民宿依水而建，河边有供人和宠物休憩的平台。在院落中心位置，繁花拥簇之中，有一片精心维护的泳池。这种集自然野趣与高端体验为一体的设计，当下在崇明民宿业愈发常见。它体现的不是简单的投资规模的扩大，而是一种从传统的“歇歇脚”到追求“一种新生活”的理念迭代。

崇明民宿追寻的是从“歇歇脚”到“新生活方式”的迭代升级。摄影/王仲昀

　　回望过去十年，崇明在做的事情一直很清晰：世界级产业集群、现代化科技农业、高端文旅，这些“产业”的定语，都与生态有关。无论是二氧化碳捕集与循环、双孢菇的农业闭环，还是观鸟驱动的农业IP、湿地赋能的水上运动，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到底能不能共存？

　　崇明的答案是：能。而且它们之间，可以有更紧密的互动关系。

　　人类、鸟儿、鱼类，花草、湿地与森林，世间万物在长江入海口已经共生许久。下一个十年，这场共生还会有更多可能性。记者｜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