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十年”：长江大保护十年的蝶变

　　文明总是沿着江河生长。长江，这条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见证过无数兴衰。改革开放让中国富了起来，但快速工业化之后，长江也一度不堪重负：水土流失、工业污染，许多原来寻常的水生物种，变得难得一见。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首次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生态治理定下了基调。

　　十年转瞬而过，理念的转变带来了切实的改变。水质是最直观的证明——2025年，长江流域整体水质持续为优，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98.9%，干流全线水质连续6年稳定保持在Ⅱ类。两岸重化工企业搬迁、非法码头拆除，累计腾退修复岸线160多公里，曾经杂乱的江岸重新披上绿装。

　　江里的生命也在回归。“微笑天使”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从2017年的低谷走出，2025年恢复到1426头，武汉、南京等地江段重现江豚戏水的画面。四大家鱼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6倍以上，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卵苗资源量是2020年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

　　中华鲟的故事仍令人揪心但充满希望。这种与恐龙同时代的“活化石”，2013年首次未监测到野生自然产卵，此后“未监测到”成了常态。转机在于人工保种与增殖放流——自2024年起，中国连续两年实施大规模增殖放流，放流规模均突破100万尾，12.2%的放流幼鱼已通过长江口入海生活。而在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崇明岛，还有5000多尾稚鲟等待回归大江。

　　从三江源草场复苏，到宜昌破解“化工围江”，再到崇明东滩湿地之美——江岸又见“渚清沙白鸟飞回”。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三大城市群，也在生态支撑中走向协同发展。

　　2016至2026，十年守护，一江清水正在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三江源素有“中华水塔”之美誉。

水啊水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宋人李之仪一首《卜算子》词，本写相思之苦，“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但到了晚近，也有朋友揶揄：上海毕竟处在长江下游，取用的水啊，都是上游、中游人们用过的水。只愿上游不污染，或许是长江下游人们对上游的一种寄望。

　　2011年，上海青草沙水库一期工程完工并投入运营，上海市民的生活用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正是在长江大保护开启之年的2016年，青草沙水库二期工程完工。“这一阶段的工程进一步巩固了水库的防洪能力和水质保障能力，使得青草沙水库成为上海市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文博分析说，“在研判青草沙为上海重要水源地的时候，当然考虑这一段江水澄澈。但到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我们忧心于一旦长江水质一步步恶化，未来上海的取水点会是哪里？而十年长江大保护，用事实告诉我们，当年的忧心，已演变为如今的安心。数据显示，长江流域优良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7%提升到96.5%。”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信息中心所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长江干流，以及鄱阳湖、洞庭湖、太湖等长江流域湖泊“优三类”水的份额逐步增大。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网站“长江水利网”数据则显示，2016年至今，长江流域开展小水电清理整改，消除减脱水河段9万多公里；做好重要饮用水源地安全达标建设评估工作，流域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评估为“优”的比例由2020年的83.9%提高至99.4%。

　　正是在2016年7月，国务院批准崇明撤县建区。当年11月，经上海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专项规划——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公布。这份规划提出，构建现代化生态岛框架并为2040年建成世界级生态岛奠定基础。

　　自2005年《崇明三岛总体规划》确立生态岛定位后，一直努力推进建设。无论是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三岛联动”，还是水环境治理及林地绿化工程，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与全域旅游，还有构建包含生态补偿机制、环境治理立法的保障体系等等。但真正让崇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更有机结合、有序发展之起点，恰恰在长江大保护的启动时刻——2016年。

　　张文博告诉记者，这说明在2016年，中央层面明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方针的同时，上海也开展先行探索，确立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战略定位，明确抓大保护，与不搞大开发之间的联动关系。在人口达到千万级别的超大城市，将近1/5的国土空间划为“生态岛”，这在全球城市中绝无仅有。在改革开放之初，崇明曾走过一段发展工业之路。但后来，为了给生态岛建设让步，一些曾经的纳税大户企业纷纷关停。但十年来，依水而生的崇明岛，不仅人居环境有了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不因经济发展路径之变而下降，反而稳步提升。

　　2026年1月，在崇明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示，2025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119元，增长5.4%。张文博认为，其原因在于崇明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生态资本，通过生态农业、文旅、康养产业等产业发展，生态资本转化为生态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在崇明具象化。

　　十年来，收获良多。正如崇明区委书记李峻前不久曾公开表示：“以前说崇明生态好，看的往往是水土林气等指标。今后我们要将‘生态价值转化’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为绿水青山‘定价’，推动生态资源可度量、可交易、可赋能。”

　　在张文博看来，从长江头到长江尾，如今已经开始注重“生态补偿、全民获益”。其中较好的例子是浙江省与安徽省共建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板区间。其自2024年开始，参照浙皖两省生产总值（GDP）增速，建立生态补偿资金逐年增长机制。其间，还将样板区补偿范围扩大至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全境，浙江省杭州市、嘉兴市全境。还有一例，是上海与江苏、浙江之间就太浦河进行的生态补偿。《新民晚报》的报道如此写道：“为了守护对岸上海的‘大水缸’，浙江嘉善的养殖户腾退了鱼塘，而上海青浦帮着联系资源、支持对方转型发展种植业。更关键的是，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框架下，一套隐形的‘补偿+协作’机制早已运转多年。两地不仅成立了‘联合河长工作站’，还联合江苏吴江，三地成立了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队，让这条界河真正从‘各自管’变成了‘一起养’。”

　　有评论认为，长三角地区的种种生态补偿办法，用“钞票”为绿水青山的“颜值”买单，成为一套日渐成熟的“组合拳”。在张文博看来，这套“组合拳”未来还要向长江全流域推进，通过横向生态补偿、跨区域排污权交易、飞地经济等一系列多元化、市场化的补偿模式，推动上下游、左右岸的生态共保联治和协调发展。

　　如今看素有“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每年依旧向下游稳定输送近千亿立方米的优质水源，维系中国乃至亚洲水生态的安全命脉。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三江源曾因气候变化、鼠害肆虐、过度放牧等等因素，造成草地植被退化，最低谷时，湖泊数量锐减到1800多个，草原黑土滩现象也日益严重。若不是2005年开启的三江源生态治理攻坚战，特别是近10年来退牧还草、消灭鼠害等等作为，则后果不堪想象。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建成，牧民们也有了新身份，区域内每户牧民家庭中，有一人担任生态管护员，从曾经的草原利用者，变身为草原保护人，平均每户牧民每年可领取超2万元的生态补助。由此，黄河源再也没发生过断流。“千湖之县”玛多的湖泊数量，也增加到5849个，扎陵湖、鄂陵湖面积较2005年分别扩大19平方公里和24.5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十年来，三江源区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6%以上，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

　　这样的生态补偿，得到的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之水！

长江江豚在长江湖北宜昌葛洲坝下游附近水域嬉戏。

鱼之讯

　　“我心里比当年捕到一船鱼还要高兴！”在崇明岛土生土长的渔民张红伟说这话时，有熟悉他的人半开玩笑地说：“是不是发自肺腑？”都知道他18岁就跟着父亲登船上长江，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渔获的多少，就意味着渔家年景如何。对于张红伟来说，当年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都在于捕鱼的质与量。可如今，张红伟看到长江里的江豚，想到的不是将之捕获，而是水真的变清，岸真的变绿。这是他高兴的根本原因！

　　身份也在变。如今的张红伟是中国渔政31101船副船长。多年来，他驾驶渔政船巡航1万余海里，协助渔政执法人员办理案件36件。

　　回首十年来家乡崇明岛的变化，张红伟知道，这是长江之变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之未来变得更美好的重要一步。

　　历史与现实明证，在注重发展的同时，更注重生态协同发展，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因为在长江上进行一些工程，以及一些江段江水之恶化，而导致一些鱼类等生物种群灭绝，则是不可挽回的损失。看似一时经济发展了，但人类将变得愈发孤独。

　　在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2021年，记者曾在苏州吴江、工业园区等地采访。当时有退捕上岸的渔民就告知，当地有关部门在深入走访调研。及至2023年，则可发现“渔二代”“渔三代”等年轻群体创业热情高涨。“不是没有困难！”吴江区七都镇渔村社区的“渔嫂”周玉兰就说，“刚退捕时，我想同‘渔嫂’们共同开设一家家政公司。但是当时问下来，渔村的自建房无法办理营业执照。我们的创业梦想好像要中断。但后来退捕渔民创业孵化产业园热闹起来了，不仅仅解决了注册公司场地问题，还依托产业园寻到了老师，组织开展月子保姆培训班等等，让我们不再想念老本行，有了新出路。”记者了解到，目前苏州市吴江区退捕渔民创业孵化产业园已经入驻8家创业实体，成功带动102名退捕渔民就业。

　　除了如张红伟一般从渔人变身为渔政工作者，或者如“渔嫂”们那般投入非渔业的创业产业以外，张文博向记者介绍，长江流域还有不少早前的渔民成为了护鱼员、生态工程建设者、湿地管护员等等，从渔猎者，变成了为生态保护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者，且也都有收入方面的保障。

　　作家徐鲁于2024年8月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散文《江豚的微笑》，讲述了长江古道边天鹅洲一带渔民丁泽良成为一名江豚饲养员的故事。丁泽良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要让江豚这一2013年被列入“极度濒危”名单的物种生活在水质舒适区!

　　水生生物学家早有研究发现，江豚的皮肤十分娇嫩，水体稍有污染，就会影响江豚食物的质量，还会感染江豚的皮肤。江豚对外界的声音也十分敏感，螺旋桨的噪声、汽笛的鸣响、机器的轰隆声，都会干扰江豚们的回声定位，让它们失去方位感而误入危险区域……

　　2025年1月，新华社记者肖艺九在长江湖北葛洲坝下游附近拍摄到长江江豚逐浪嬉戏、与浪共舞的镜头，背后是“十四五”期间湖北全省累计完成478家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完成12480个入河排污口分类整治。没有这样力度相当彻底的整治，也不会有科普讲师常常在武汉汉口江滩公园等地为市民游客讲解长江江豚保护科普知识的场面。

　　在张文博看来，江豚已经从功能性灭绝、濒危达到种群恢复阶段。“长江退捕十年过半之际，还要看到，虽然诸如四大家鱼等常见鱼数量开始逐步恢复，但总体上看，长江生态某种程度上只是恢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还远未恢复到60年代的水平。”

昔日“捕鱼人”成今日“护渔员”。

江花人语

　　“凭阑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在南京，不仅明代学者宋濂在阅江楼上有此感觉，今人登上阅江楼，依然是这番感觉。而细微之处的情况，则又时时变化。

　　20年前，记者曾在金川河等南京市区河流边看到河体黑臭等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的苏州河不遑多让。如今，上海的苏州河早已变清，而同样作为长江支流的金川河等等，也通过南京有关方面的系统施策、标本兼治，达到了焕然一新。利用“微生物培养基净化装置+漂浮式拼装湿地+水循环”的创新科技组合，正是南京为金川河碧水清流“保驾护航”的有效方法之一。其激活水体本土微生物，高效降解污染物的方式，在2025年初投入仅3个月，就达到了底泥厚度削减30厘米，长期运营成本降低20%，湿地植物持续净化水质。2024年12月，南京首次引入淘洗式生态清淤系统对河道进行治理。在西北护城河，“水下清淤机器人”以每分钟1至2米的速度行进，日均清淤量可达500立方米。南钢、梅钢、金陵石化等重点企业，也在节水技改、回水利用与水污染治理等方面，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与系统优化，并常态化开展长江入河排口专项检查，坚决落实“不让一滴污水流入长江”的承诺。

　　支流之清，使得长江的生态负担减轻。

　　张文博称，在上海，“一江一河”文化品牌的塑造，同样如此。“黄浦江、苏州河，本身都是长江的支流。在长江大保护战略的指引下，长江沿岸推动了水、渔、岸、产的系统治理，实现生态治理观的转变，地方政府将环境质量和生态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实现了政绩观的转变。当如今我们徜徉在杨浦区从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的浦江沿岸，当我们到徐汇滨江，感受生活美好的同时，也会想到，从长江沿岸城市的岸线治理，到上海‘一江一河’岸线的贯通，都是长江大保护这一重大战略带来的福祉，催生的美好。”

　　江花与人语同在，也指向未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长三角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的制度创新向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推广，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将迈向新未来，也将为全球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 “中国智慧”。

　　“长江何处水，明月几州天”，长江之治，天下之兴，自古如此，未来更是如此……主笔｜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