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科幻片，“摇人摇到祖师爷”

　　“我们择日再相见，看那宇宙星河，山河壮丽。”7月26日，已经公映2天的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突然发文宣布撤档。尽管电影公映后已经取得了5866万元的票房，并不算低，但是据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远低于片方预期。影片决定撤档择日重开可以理解，但仍然不免令人叹息。因为首映过后，观众的口碑并不差。

　　《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场相隔65年的深空连线——2035年，中国载人航天器在浩瀚无垠的宇宙深处遭遇突发险情，彻底与地面失联。黄渤、高叶、孙阳饰演的三名航天员，在舱内照明和重力系统接连失效的绝境中，做出了最后的挣扎：用最大功率发出求救信号。结果，信号发出去，接通的却不是2035年的地面指挥中心，而是1970年，信号那头，是吴磊饰演的年轻航天科研工作者赵吉虎，还有他的上司“钱老”……

　　要知道，“钱老”这个人物的原型之一可是钱学森！网友们坐不住了，纷纷把这个设定戏称为“摇人摇到祖师爷”。用现在的梗来说，就好比一个人上网冲浪，遇到了解决不了的世纪大bug，在绝望中发了个求助帖——结果不但有人秒回，这人还是当年徒手写出底层代码的元老级初代大神。

黄渤饰演2035年的宇航员郑同舟。

摇人摇到祖师爷

　　在常见的好莱坞科幻片里，太空救援往往依赖于某种高维度的外星文明，或是主角的个人英雄主义。但《群星闪耀时》里的解题方法非常本土化——这部由黄建新监制、章笛沙执导的科幻片，罕见地将中国早期“两弹一星”的真实奋斗史与近未来的太空救援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得以重新打量中国航天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和未来即将驶向的星辰大海。

　　电影的故事线分了两个时空：1970年和2035年。2035年，是返航途中的“星舟二号”飞船，困在巨大的太空沼泽中，随时可能被吞噬。1970年，年轻的赵吉虎在地面基站被一段异常的电子信号干扰，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他在满地粉笔画出的错综复杂线条中，破译出这段神秘的“天外来电”竟然来自未来。

　　于是，一个拿着地球仪、铁皮饭盒，靠着食堂借来的盐和墙上扯下的红绸布来进行星轨演算的1970年科研人员，要去拯救一艘2035年的高科技飞船——这是影片最大的悬念：凭借1970年的科技水平，真的能解决未来65年后的深空危机吗？

　　导演章笛沙其实算是一位科幻新人。据监制黄建新回忆，早年章笛沙曾带着一支12分钟的概念短片来找他。短片里完整的叙事结构、恰到好处的节奏以及科幻想象击中了他。黄建新当时就被中国人面对未知时那种特别坚定、朴素的情感力量打动了。在他看来，中国电影技术在进步，但真正留在观众心里的还是情感，而这部电影正是关于“未来、科技与人类情感的连接”。

　　黄渤这次饰演的是2035年的中国空间站载荷专家郑同舟。他也觉得，这种故事类型是他以前从没见过的。最初吸引他的，正是双时空巧妙的连接和人物真实的质感——为了演好郑同舟这个角色，黄渤前期走访了多位一线科研工作者，得知其中有一位家中三代皆为科学家，就连鱼刺垫纸上，都密密麻麻写满演算公式。

　　在采访中，他提到一个细节：即使前期早就把剧本背得滚瓜烂熟，知道剧情走向，但在片场真正听到《东方红》的旋律在未来飞船舱内响起的那一刻，他还是没忍住落泪了。

为什么是“东方红一号”

　　在这场双时空交织的救援中，有一个绕不开的核心线索——“东方红一号”。

　　为什么是1970年？为什么是“东方红一号”？

　　导演章笛沙说，1970年是他给这部电影设定的一个核心时间点。那一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这件事对中国人来说，不只是一次技术突破，更是一种民族记忆。

　　但凡经历过那个年代，或者听长辈讲过，都会记得那种激动——卫星飞上天际，收音机里传来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刘慈欣就曾回忆说，他7岁的时候，提着煤油灯，仰望星空，看卫星划过天际——电影里也有个彩蛋，一个叫“小刘”的男孩在修电缆的戏里出现，就是向昔日仰望星空的“大刘”致敬。

　　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当年对这颗卫星的要求就十二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上得去”是保证卫星能够进入预定轨道，“抓得住”是指卫星发射后的跟踪测量。而“听得见”和“看得见”又是新的难题。

　　怎么才能让老百姓“听得见”？一开始有人提议直接把磁带录音机装进卫星，但太空环境里冷热交替剧烈，又是真空的，磁带送上去大概率会被冻脆断裂。最后，科研人员换了思路，决定用纯电子线路模拟铝板琴来发声。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很管用，即便在零下几十度的太空中，《东方红》乐曲前八小节音符也一点都没跑调。

　　解决了听，还得让全世界都“看得见”。“东方红一号”卫星本身是一个直径只有1米的球体，外表暗灰，飞在几百公里的高空，它的反光亮度差不多只有六等星，普通人在地面的夜空里肉眼基本看不见。既然卫星本身不够亮，那就给它配个亮的“伴侣”——科学家们在跟卫星一起入轨的第三级火箭上加装了一个叫“观测裙”的装置，这是一个表面镀铝的球形体。火箭一入轨，球体就自动充气撑开，变成一个直径好几米的大反光球，亮度能达到二到三等星，在夜空里非常显眼。

　　所以当年许多人（包括大刘）在院子里坐在板凳上，仰着脖子，在夜空里指着欢呼的那颗星星，其实不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本体，而是这颗跟着卫星一起绕地球飞行的球体。

　　在章笛沙看来，“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中国航天事业真正意义上的开端，它就像一座恒久长明的灯塔，不仅是一代代航天人前行的指引，也是这部电影跨时空叙事的源头。于是在电影里，他让“东方红一号”的轨迹被未来的“星舟二号”干扰，也让“东方红一号”的讯息穿越虫洞被“星舟二号”接收到——将这两个时代的航天器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而当《东方红》的旋律跨越65年，在2035年“星舟二号”的绝境中再次响起时，那一刻，先辈们就像漫天星辰，在最黑暗的时刻，为后辈照亮了回家的路。

　　这部电影查阅了大量史料，前后耗费7年拍摄。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钱学森生前秘书、中央军委科技委原综合局大校顾吉环，也被影片深深感动。顾吉环还从电影中发现很多与钱学森先生、与真实历史产生呼应的小细节——2035年的时间线与钱老1935年创作的文章《火箭》中提出的“征服宇宙”想法，恰好相隔百年；未来宇宙航行，也呼应了钱老在1961年的《星际航行概论》课程。

　　主演之一的高叶说，她看剧本时，读到当年航天先辈仅凭算盘、手摇设备去推演轨道数据，被深深震撼到了。的确，当观众看到6000多把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同时敲响，看到诸多1970年的航天工作细节时，也能深深体会到，2035年的航天成就，它的根就长在1970年那片贫瘠但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科研人的跨时代共情

吴磊饰演1970年的航天工作者赵吉虎。

　　如果我们用现代创业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航天前辈，那是一个条件极其艰苦的硬核初创团队——没有超级计算机，没有精密的高级设备。很多时候，海量的轨道数据推演，靠的都是算盘、手摇计算机和堆积如山的草稿纸。一代代航天人，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硬生生砸开了通向宇宙的大门。

　　电影里吴磊演的赵吉虎，就是一个典型的六七十年代科研工作者形象：他扎根在艰苦的环境里，用最基础的工具，仰望最遥远的星空。吴磊说，演这个角色最大的难点，就是怎么去诠释老一辈那种“穷尽一生追逐理想的赤诚与决心”。

　　为了找到感觉，他会尽量让自己保持“长时间缺觉”的状态，唇焦舌干，沉浸式地去贴近人物。他说自己拍在天台仰望星空的戏时，感触特别深：当年的赵吉虎，根本看不到后来的航天盛世，但他就是笃定地相信着。而现在，他坚信的一切都成了现实。

　　而这种“穷尽一生”的坚守，其实是科研人的普遍状态，无论在哪个时代亦然——导演章笛沙在筹备电影时走访了大量科研工作者，这份坚守深深触动了他。“无数科研前辈穷尽一生深耕课题，未必能亲眼见证成果落地。”这是他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之一，他想搭一座桥，让两代航天人完成一场跨越岁月的对话。

　　电影里，2035年的黄渤、高叶、孙阳，是航天精英，代表着“功成”。而1970年的吴磊，则代表着“功成不必在我”的“功”。没有无数个像赵吉虎这样的人，在历史的尘埃里默默付出，就不可能有郑同舟们，在太空中的闪耀。

　　其实电影里最打动人的，不只是1970年的航天人救了2035年的航天人——恰恰相反，是1970年的人以为自己没能成功救援2035年的航天人。赵吉虎并不因为“救人”而自豪，反而因为误会自己没能“救人”而终身内疚，并且余生都沉浸于这个没能解决的课题——又恰恰是因为这种在看不见一点光亮的黑暗中仍然坚持摸索的执着，他最终实现了“救人”的任务。

　　知道一项事业会成功，所以去努力，这不算什么——明知前路渺茫如星空般不可捉摸，仍然义无反顾前行，这才是初代航天人最打动人的精神力量。

　　如果看完电影你没有急着走，那么在字幕过后的彩蛋里，你还能看到郑同舟的女儿，继续对天体物理着迷——并且如果电影有续集的话，她很可能会勇闯“虫洞”去营救“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中式科幻电影新篇章

《群星闪耀时》上影节闭幕片映后见面会。

　　科幻电影需要电影工业的发展，需要想象力，但其实中国科幻电影的底气还有一样——就是真实的航天工业历史。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让创作者有了天马行空的根基，也让“摇人摇到祖师爷”这种听起来有些荒诞的设定有了可信的情感支撑。

　　都说《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它的重工业美学和末日叙事非常精彩。不过，科幻片的类型远不止这一种——而今，同样有《流浪地球》团队参与的国产科幻新片《群星闪耀时》，就在尝试一条新路。

　　“过去拯救未来”的套路虽然不能说很新，但是《群星闪耀时》贵在找到了独属于中国人的科幻语境。我们不像西方科幻那样，有太空旅行、星际穿越的爱好；但我们有“两弹一星”精神，有愚公移山的坚韧，有薪火相传的继承。《群星闪耀时》把这种非常本土的精神遗产，和太空遇险这种经典的科幻母题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既有科幻的悬念、奇观，又有历史的厚重、人情的温度。

　　导演章笛沙说：“这部电影除了要仰望星空、憧憬未来，同时也在回望过去、铭记过往。当我们知道光束的起点，知道它射向哪里，就可以确定一条直线，我们就知道要去往何方。”

　　《群星闪耀时》用一个科幻的外壳，包裹了一个真实动人的内核。它让我们看到，中国科幻不只有《流浪地球》一种可能性。

　　正如钱学森先生所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这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或许才是中国科幻最独特也最强大的精神内核。

　　而电影之所以定名为《群星闪耀时》，也正是因为，无论是1970年那些在草稿纸上演算的航天先驱，还是2035年驾驶飞船驶向深空的新生代，他们都是这片浩瀚星河中不可或缺的星光。

　　希望影片早日重映，携观众一起看宇宙星河，山河壮丽。记者｜阙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