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免陪照护”改革全纪实

　　2026年7月下旬，酷热中的上海，《新民周刊》记者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乳腺外科病房，燥热立即消融，第一感受是明亮、安静。走廊里没有支棱着的躺椅或临时搭起的小床，也没有护工蜷在角落打盹的身影。

　　这一天是45岁的陆女士做完右侧乳房全切手术第三天，身上仍插着引流管。“阿姨不仅仅会帮忙铺床、打饭、擦身，在我手术后的每个早晨，都会来帮忙看看手术引流管的情况，若有问题及时喊护士处理。晚上阿姨基本上也是一两个小时就会过来看一看。”陆女士告诉《新民周刊》，为避免术后发生血栓，阿姨还会不定时陪同她下床走动。

　　陆女士的丈夫白天要上班，家里还有孩子要照看。“请了阿姨之后，有什么事他先回去也不要紧。”陆女士说，按了一下床头的呼叫铃，不到一分钟，“阿姨”就来了。

　　这，就是上海正在推开的一项工作：免陪照护服务。而这个陆女士口中的“阿姨”其实并非一般“阿姨”。与以往提供市场化服务的“护工”有所不同，她是被纳入到医院“免陪照护服务”中的医疗护理员。这支队伍正以更专业化、细致化的形象出现在患者身边。

　　2025年5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当月，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上海卫生健康系统迅速组织推进，三级医疗机构首批启动试点。2026年，“加快建设免陪照护服务体系”写入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117家医疗机构已开展免陪照护服务，涵盖 308个重症病区，并扩展了神经内科、老年科、泌尿外科等1882个普通病区，超7.9万张床位，累计服务患者达276.3万人日，患者平均满意度98.9%。

　　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座超大城市对老龄化时代的主动作答。

　　这场改革，上海为何能率先破局？《新民周刊》记者日前走入上海多家医院，通过一线走访对话，探寻背后的答案。

“一人住院、全家奔波”已不再是某个家庭的个体困境，而是整座城市的系统性挑战。

时代之问：当“陪护”成为一种系统性挑战

　　照护陆女士的这位“阿姨”叫王国英，今年51岁。三年前来到仁济医院，经过培训考试，如今已经是一名持有五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医疗护理员。只见，她帮陆女士擦洗完后，又弯腰帮她把被子掖好，动作小心翼翼，并低声叮嘱：“一会儿可以试着慢慢抬抬手，别急。”

　　陆女士的丈夫出去接电话之前，转头跟妻子说了声“有事叫阿姨”，便放心地离开了。因为他心里清楚：王国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不再是“随便找的护工阿姨”，而是医院挑选过的、培训过的、统一管理的医疗护理员。

　　这份安心的背后，其实是一座城市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

　　截至2025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584.38万人，占总人口的37.6%。每三个上海户籍居民里，就有一个是老人。纯老家庭老年人数达189.92万，其中80岁以上35.39万。传统家庭照护功能持续弱化。“421”家庭结构下，“一人住院、全家奔波”已不再是某个家庭的个体困境，而是整座城市的系统性挑战。

　　“我们今后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老龄化叠加少子化的困境。”上海市卫健委医政处二级调研员宓继红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免陪照护的本质，是政府用一系列政策资源，共同打造的一个专业优质的生活照护产品，将住院患者的生活照护责任从家庭转移到医院的专业团队身上。”

　　早在2010年，原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医院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工作标准（试行）》就提出，“不依赖患者家属或家属自聘护工护理患者”。但彼时老龄化程度不高、护工队伍参差不齐、医院自我革新遇到很多困难。面对新生事物，家属是否理解认可、护工是否保持原有的收入不减、第三方公司是否适应新的协助管理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增加了管理难度，最终未能落地。

　　为什么今天能成？因为条件成熟了，也被推到这一步了。

　　“这是一项‘未来工程’。”宓继红说，“等真正老龄化时代到来的时候再做这件事就来不及了。”

改革之路：

从“护工”到“医疗护理员”的上海速度

　　记者了解到，医疗护理员这个职业并非凭空而来。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其定义为“医疗辅助服务人员”。2019年，国家出台医疗护理员培训大纲（试行）。2024年，人社部与国家卫健委共同颁布《医疗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赋予它职业编码：4-14-01-02，五级（初级工）到一级（高级技师）依次递进的职业技能等级通道就此建立。同年，《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立项指南试行》由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以及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发布：可在特级、I级护理服务基础上开展和收费，暂不纳入医保（新设价格项目，属于自费）。

　　而在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之前，2025年3月，上海市卫健委便发布了关于试点开展“免陪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原则上2025年5月底之前，市级、区级三级医疗机构（设有重症监护室）全部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其他类型的公立医疗机构自愿参加试点的，也可参加首批试点。首批37家医院，迅速扩至57家。

　　2026年，“加快建设免陪照护服务体系”写入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截至6月底，全市117家医疗机构参与试点，累计服务276.3万人日，患者满意度达98.9%。其中，62家医院已实现免陪照护服务全院覆盖。

　　这条时间线，本身就是“上海速度”的注脚——但速度的背后，是多部门协同破壁的力量。卫健委牵头，人社部门负责建立健全职业技能评价体系、落实技能补贴，住建部门协调“新时代城市建设者之家”提供宿舍床位，高校开展订单式培养——11个部门协同联动。

　　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护理部主任刘晓芯回忆，接到任务后，医院用了三个月从ICU开始，再到各科室，在10月底11月初全院基本落实到位，“因医院专科性比较强，我们是分阶段、分科室稳步推进的”。

胸科医院病区可视化大屏显示免陪信息。

　　胸科医院以开胸、心脏等三四级难度的高难度手术见长，术后患者大多带着胸腔闭式引流管。家属日常没见过，自己照顾有顾虑。而护理员经过培训则能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像是如何带着引流管翻身、擦洗、协助下床等。

　　前不久，全肺切除术后的赵先生回到病房时，身上带着两根胸腔引流管。第二天，他的妻子想帮他擦擦身，却担心碰歪引流管、摆不好身下的垫枕，更怕弄疼他，手伸到半空又缩了回去。此时，护理员张阿姨利落地打来温水，一边用软毛巾轻轻擦拭，一边稳稳护住引流管，动作麻利又专业。擦洗完毕后，她又垫好三角枕，及时调整好术侧卧位。老赵的妻子看了半晌，感叹道：“以前请的护工只管擦把脸；现在的护理员比家属专业太多了。”张阿姨嘴上应着，手上还在帮老赵活动脚踝以防血栓。

　　这份照护，不仅是陪伴，更是专业的托底。谈及免陪照护推行前后最大的变化，刘晓芯认为是应答速度，“以前一个护工可能要管十几个病人，可能会出现第一时间找不到人的情况。现在一个护理员最多服务六个患者。有了护理员的辅助，护士心里也更有底”。她同时强调：“免陪照护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护工成了专业的医疗护理员，是护士的补充力量，对专业护理的助力，多一个人帮忙照护病人，就多一份保障。”

　　在仁济医院，早在2022年疫情后，该院泌尿科和胸外科率先试点了“无陪护病房”——封闭式管理，定时探视。仁济医院护理部主任奚慧琴对《新民周刊》表示，彼时的“被动”应对变成了如今的主动探索。

　　不过，“免陪照护”和当初的“无陪护”有本质区别。“无陪护是封闭式管理，免陪照护并不隔绝家属陪护，只是把专业性的照护工作剥离出来，让家属可以放心不用陪着。前者是强制，后者是引导，推行的过程会更漫长，但我们步子走得稳一点。”奚慧琴表示，目前仁济全院300多名医疗护理员，“目前按1比5配置，每个病人床边都装了呼叫铃，一按护理员手腕的智能手表就会提示”。

护理员和护士实行班组制，共同护理患者。

职业化：从“长在医院”到“体面下班”

　　采访中，王国英对“以前”的记忆深刻。刚到仁济那会儿，她没有固定排班，一张小床支在病人床边，24小时连轴转。“365天，压根儿就没出去过，过年都没回家。”她形容自己“长在医院了”。

　　现在不一样了。班组制、12小时轮班制，做六休一，她和同事在医院附近合租了房，“有上下班之后，终于有点生活感了”。

　　“以前有患者家属问我多大，我说50出头，人家说你看着像60多。我一听那叫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啊。”王国英表示，“现在，我们有时间打扮自己，干活也有劲儿，患者也高兴。一对五，也能让我更好地服务每一个患者。”

　　王国英说，她最喜欢的，是病人叫她时的那种信任。而工作服左臂上，“驻点仁济医院”的标识牌更让她有了归属感。

　　胸科医院亦是如此，护理员的服装上加了胸科医院的元素，一眼看出来是胸科医院的人，这对他们也是一种身份认同。

　　身份的“正名”不只是个称呼问题。上海市护理学会制定了《免陪照护服务基本规范》团体标准，明确了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及要求等。全市约1.7万名医疗护理员，大部分由过去的“护工”转型而来。他们正逐步考取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截至6月底，全市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医疗机构中共有医疗护理员九千多人，其中1111人已通过职业技能五级认定，15人拿到三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宓继红表示：“今年年底，国家职业技能五级认定证书持证率将纳入免陪照护试点工作的职业化考核指标之一。”

　　在胸科医院，护理员们还要定期接受护理部和科室护士长的专科技能培训——如何正确喂饭、如何帮助术后患者活动、如何识别异常咳嗽并呼叫护士。记者了解到，过去有些护工还会质疑“我为什么要学”，但现在有了正式身份，他们学起来可积极了。

　　奚慧琴则坦言，职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些医疗护理员原来的底子薄弱，不能期望通过短期就彻底改变。这是一个更替的过程。”但她看到希望，去年仁济招了11个有护理专业背景的大专生来实习，留下了4个，都是20岁出头。

　　在宓继红看来，职业化是要让年轻人愿意从学校毕业后长期做医疗护理员，“就像一辈子做医生、做护士一样，成为一个同样受人尊敬的职业”。她透露，已有护工公司与职业院校合作定向培养年轻护理员，“这条路刚开始走，但方向是对的”。

　　她还有一个观察：社会上很多人并不清楚医疗护理员这个职业，仍停留在50多岁的阿姨们24小时住在病房看护病人的这种临时工状态，“随着职业化队伍建设，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进来。这个工作也可以有住宿和生活待遇保障，不风吹日晒，有非常稳定的技术职称上升通道和从事护理员培训、管理等职业发展前景”。

　　当然，改革远未完成。

　　最大的堵点之一是收费。目前免陪照护只在特级和I级护理患者中开展，II、III级护理尚未打通一体化收费通道。这导致一个尴尬局面：患者从I级护理转为II级后，照护人员没变、服务内容没变，收费方式却要从医院统一收取变为单独向护工公司支付，家属困惑，医院和护工公司也深感不便。

　　另一个挑战来自第三方护工公司。在仁济医院，护理部主动承担了大量培训和管理工作。奚慧琴直言，现在的劳务派遣公司更多“只负责招聘”，责权利分离，管理难度大。 但她坚信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这件事是对的，“现在可能对免陪照护的需求还没达到峰值，这是应对未来10年需求的改革”。

　　一座城市的远见，往往体现在它愿意为十年后做准备。上海正在做的这件事，正是如此。纵然前路充满挑战，但这座超大城市选择了一条义无反顾的推进之路，在改革深水区中闯出一条规范化的新路。相信未来，它所探索的经验，也终将为全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样本。记者｜应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