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滇携手，三十年山海之约再出发

　　2026年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位上海援滇干部的妻子带着正在上高中的女儿，专程赶往淮海西路上的ROJO艺文空间，“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主题影像展正在这里举办。这位援滇干部家属说，带孩子看影展，是为了让女儿了解，爸爸远赴两千公里之外的云南驻扎三年，究竟是为了什么。在上海，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夫妻中一方坚守在前方一线，为两地协作默默付出。

　　展墙上的照片里，有农民田地里丰收的果实，有工厂里在家门口就业的年轻妈妈，也有通过劳务协作走出大山到上海就业的年轻人。一张张笑脸就是答案，上海援滇三十年的意义，藏在一个个生动而真实的故事里。

　　作为影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滇协作30周年主题宣传活动”7月1日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沪滇协作参与者一起回顾沪滇两地在产业合作、文旅与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等领域的全情投入和合作成果。

　　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上海、云南两地建立对口帮扶关系。黄浦江畔的国际大都市，与祖国西南的云岭大地，自此开始书写一段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篇章。

　　三十年来沪滇两地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两地联系愈发紧密，沪滇情谊日益深厚。

　　2026年亦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6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征程上再出发。上海与云南将聚焦常态化精准帮扶，同向发力、同题共答，推动沪滇协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让沪滇合作过程中探索出的创新模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精彩华章。

一张张笑脸就是答案，上海援滇三十年的意义，藏在一个个生动而真实的故事里。

脚下沾着泥土，心中放着群众

　　2019年秋天，作为上海第十批援滇干部，宋杰结束了在云南临沧市为期三年的挂职，和其他结束任务的上海援滇干部人才一起坐上了返沪的航班。

　　飞行过程中，一位云南籍乘务员通过广播，代表家乡向全体上海援滇干部人才致谢。话语简短、朴实，但情谊绵长。宋杰记得，包括他在内，平常坚强粗放的男同志们都哭了。

　　6年过去，与《新民周刊》记者再回想起这一幕时，宋杰依然喉头发紧。

　　沪滇协作三十载，两地情谊始终交融。而沪滇协作的起点，和“扶贫”直接相关，既是国家赋予的重任，也是援滇干部人才心中的使命。

上海援滇干部宋杰在蘑菇大棚指导工作。

　　1996年5月31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召开全国扶贫协作工作会议，部署经济较发达的9个省（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分别帮扶经济欠发达的10个省（自治区）的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其中，由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

　　这一安排不是凭空而来。从20世纪60年代上海10万知青上山下乡赴云南，再到后来不少干部从上海到云南工作，两地多年来已有密切的交流，对彼此有一定了解。

　　在1996年这次会议上，沪滇两地正式建立结对帮扶关系。这一年10月，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率上海市学习考察团赴滇。考察团由每个区的党政领导共120余人组成，商议并签署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对口帮扶、加强经济协作的会谈纪要》，确定了今后一段时期沪滇对口帮扶和经济协作的总体框架。当时，云南有16个地州。上海主要对口帮扶文山、红河、思茅（今普洱）三个州（市）。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短时期内，沪滇对口帮扶合作的工作格局和机制框架得以初步建立。格局初定，干部先行。第一批上海援滇干部如今几乎都步入了老年，但聊起当年，记忆仍像昨天一样。

　　75岁的叶行根声音洪亮且清楚：“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我坐上了去云南的飞机。”

　　包括叶行根在内，共有12位干部组成了第一批援滇干部联络组，分别来自金山区、普陀区、杨浦区和当时的南市区。到达云南后，他们又分为3个小组，去到文山、红河与思茅。

　　彼时的云南，人均GDP只有数千元人民币。尽管有心理预期，当地生活的艰苦，还是超出了干部们的想象。“家徒四壁”——叶行根走进许多农户家中时，脑子里跳出的就是这四个字。

　　条件艰苦之外，第一批援滇干部还面临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如何开展对口帮扶？“扶贫”不能简单地化为“给物给钱”，若不能找到一条稳定的、可持续“造血”路径，那么每年的扶贫资金只是杯水车薪。

　　上海市对口云南帮扶协作领导小组意识到，必须扎到一线去找具有可行性的切口。

　　叶行根记得，起初去县里调研，只能坐中巴车。那时云南高速公路很少，通县公路只有三四级标准。到了乡镇，常见的是“塘石路”——烂泥混着石头铺成，车一开就颠得人头疼。车程至少五六个小时，遇到山洪塌方，单程就得耗费十几个小时。

　　就这样一路颠簸，上海干部们开座谈会、进农户家，看产业项目、看扶贫项目，对当地的贫困情况有了整体的认识。根据第一批援滇干部联络组负责人周振球回忆，找准症结后，上海对症下药，提出了“以温饱试点村建设为切入点，以贫困村为主战场，做到资金安排到村、扶持措施到户，真正使贫困户受益”的帮扶思路，集中资源打造亮点。

　　此后数年时间，上海层层递进，协助云南人民完成了从“温饱”到“小康”的探索之路：通过“五个一工程”（建一所学校、一个卫生所、一个小水窖、一个沼气池和上一个种养殖项目），助力建设了一批“温饱村”；在“温饱村”基础上选点建“安居温饱村”，使村民住进砖瓦房；在文山、红河、思茅对口的23个县中各选一个村，建设“奔小康试点村”。

　　1997年至2003年，是沪滇对口帮扶的初创和发展时期。除了形成递进式帮扶模式，《关于帮助云南农副产品进入上海市场的构想》等文件提出了市场帮扶的理念，“两条腿走路”的帮扶设计逐渐在一线实践中确立。

从调研中寻找机遇，于实干中推动创新

　　30年来，沪滇协作始终坚持“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助力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沪滇协作真正的刻度，从来不止于资金和项目。一批又一批干部人才从调研中探索出的工作机制，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新标杆。

　　从第一个对口帮扶温饱试点村落成，到如今“16+16”园区共建模式，可以看出沪滇协作的核心逻辑始终没变：并非简单的“给钱给物”，而在于体制机制的系统创新与迭代升级。

　　当时间来到2016年，沪滇协作已走过二十载。云南当地已有许许多多老百姓在沪滇协作帮扶下摆脱了贫困。彼时，留给上海援滇干部人才的是另一个时代命题：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历史的重任，总有人要扛起来。2016年6月，来自上海崇明的第十批援滇干部蔡俊春启程前往云南，宋杰也从上海金山奔赴云南普洱景东县。

　　随着上海对云南扶贫结对州市面的不断扩大，蔡俊春先后在普洱、大理、临沧三地挂职工作。他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一到云南就感受到了工作上的紧迫性：脱贫攻坚这场“战役”，走向了更有针对性、系统化的方向，考核也有了更细化的标准。

　　正是在这一时期，产业帮扶、消费帮扶的思路也有了变化：此前的“云南有什么，上海要什么”，逐渐走向了“上海要什么，云南产什么”。

　　这样的转型，从一根“腊肠”的故事可见一斑。宋杰记得，当时景东县有一家生产制作腊肠的企业。原本腊肠通过沪滇协作平台销往上海市场，但效果不佳。按当地人口味制作的腊肠，以血肠为主，口味较重，上海消费者吃不惯。后来经过对接，上海师傅到景东的作坊里，手把手教当地人调整出更适合上海人口味的配方。

　　正是有了一批又一批上海援滇干部人才的实干与创新，上海与云南才得以率先打破行政藩篱，推动协作机制从政府主导迈向多方参与。

　　2025年1月，沪滇两地创新推出上海16个区与云南16个州（市）结对共建产业园区的“16+16”园区共建模式，让行政指令转化为市场主体的自觉选择。政府不再包办一切，企业、资本与技术自身找到了流动的方向。当上海的园区管理经验、资本招商能力与云南的空间资源、要素成本优势结合，实现了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产业赋能的质的飞跃。

　　大理弥渡与上海东方美谷共建“西部健康谷”，构建跨区域协同招商体系，引入麦仆科技、龙之吟，加快建设数字健康产业园；在保山市，市县按比例共同出资建设园区，并共享税收和产值指标，有效吸引了上海企业前来投资。

　　机制的创新，吸引了社会多元参与，为云岭大地的可持续发展增添了底气。亲历沪滇协作的上海援滇干部人才，也将“长期主义”写在了祖国西南的山峦与河谷之间。

　　2019年结束援滇任务之后，宋杰决定：继续到云南去。此后，他成为第十一批上海援滇干部，两次援滇一共在景东县工作了6年。回到上海的蔡俊春，根据组织安排曾任崇明区机管局局长，并以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身份，继续牵头推进扶贫协作工作。2021年7月，蔡俊春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优势互补，沪滇携手抓住时代机遇

　　八年飞行，超4500个小时。哈尼族姑娘李文英早已习惯从万米高空俯瞰大地，却仍会在某些瞬间，想起21岁那年第一次“飞”出云南红河大山的画面。那一年，一张春秋航空的招聘启事，像一把钥匙，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云上、改变人生轨迹的门。门的另一边，是一场跨越30年的山海之约。

　　自2018年开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通过春秋航空“蓝天筑梦计划”，累计输送航空专业学员超百人，其中不少学员成功签约入职，成为民航乘务员、航空安全员。依托“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定向就业”一体化培育体系，越来越多和李文英一样的红河年轻人走出大山，迈向了更广阔的人生。

　　30年间，沪滇两地在劳务协作上实现了质变——从单纯的劳动力输出，到依靠技能回流。

　　通过实施劳务品牌建设三年行动，近年来沪滇协作打造了“楚雄彝绣”“临沧海装工”等34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劳务品牌。仅2025年全年，上海援滇协作平台帮助2.39万名农村劳动力赴沪就业。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累计上千场劳务培训，不断助力云南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

　　依托沪滇劳务协作机制，云南大量农村劳动力不仅实现了转移就业，更在发达地区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本、更新了观念，最终带着技术和资金回乡创业，形成了人力资源的良性循环。

　　产业帮扶的逻辑，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多年来，沪滇两地探索出“上海企业+云南资源”“上海研发+云南制造”“上海市场+云南产品”“上海总部+云南基地”四种协作经验。

　　在昆明经开区，沪滇临港科技城是上述探索历程中的代表之一。上海米蜂激光这样的高新企业，在科技城落地，利用云南的锗资源做深加工。2025年，迪庆州与昆明市在园区内共建了香格里拉“飞地园区”，高原松茸和牦牛肉通过昆明的平台、上海的渠道，走向全国市场。

　　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和勐海县，则把重心压在物流与食品产业链上。物流设施集群建成，食品产业园区运行。一种“全链共建”的思路逐渐落地：政府搭框架，资本和技术自然寻找机会渗入。

　　上海援滇干部人才深知，在产业协作中，要着眼全国看上海，立足上海为全国，把对口帮扶地区的口岸、劳动力与特色资源优势同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优势互补。

　　2021年底，中老铁路通车。沪滇协作抓住这个时机，推动“沪滇·澜湄快线”常态化开行。上海的货柜经铁路抵达昆明，再沿中老铁路南下，最快几天就能驶进泰国曼谷的货场。这条轨道取代了海上的漫长弧线，也让跨境电商和跨境东南亚的生鲜回流入沪，一进一出，都更快了。

　　回顾沪滇协作三十年劳务协作和产业协作的演进，一条主线逐渐明晰：从单向的人走出去，到物和人的双向流动；从政府帮一把，到机制推着市场自己跑起来。

医教久久为功，守护美好家园

　　上海始终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摆在对口帮扶工作的最前沿。

上海援滇教师付磊（中）到学生家家访。

　　2022年，付磊来到武定县职业高级中学时，这所学校只有3个专业、300多名学生。他在校门外200米的一家快餐店吃饭，问起老板，对方一脸茫然：附近还有一所职高？当时付磊是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的副校长，随“组团式”帮扶团队入滇，被任命为武定职高校长。

　　到任后，他先在操场上拉起一张排球网，开展师生共同参与的体育活动。这是他改变一所学校的方式：先让师生之间有交流，彼此看得见，才方便教学与实践。之后他结合职校的定位，和同事带着学生去参加高水平的职业技能竞赛。2022年和2025年，武定职高的学生两次站上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的领奖台。一所县城职高，自此有了国际视野。三年后，学校专业从3个增至10个，在校生人数翻了整整三倍。学校与云南农业大学结对成为云南首批中本贯通试点院校，职教高考本科上线率远超全省平均。

上海援滇教师马鸿翔迄今仍在文山广南县，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同一年，上海市闸北第八中学教师马鸿翔响应中组部“组团式”教育帮扶号召，也到了云南，成为文山广南县第十中学的数学教师。他给自己的任务是：不仅要上好课，更要让这里的老师能上好课。从编写教案、备课到上课、课后总结，他带着年轻教师一步一步走。

　　跨越山海的除了上海的校长、教师，还有一批批医生与医疗资源。过去30年，来自多个专业领域的上海优秀医疗人才通过常态派驻、学科共建、人才培养、科研赋能、信息化建设等方式，推动云南医疗卫生事业实现了从薄弱滞后、患者外流到提质增效、就地惠民的历史性跨越。

　　2022年，受中组部委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副主任医师刘菲，带领援滇医疗队来到普洱澜沧县。他在县医院成立了普洱市第一个整形外科，又挂牌了澜沧儿童先天畸形整形修复中心。那些唇腭裂的孩子，从此不必再辗转几百公里去昆明治疗。2026年一季度，上海市宝山区的援滇医疗队在迪庆维西县完成了多项“首例”微创手术。这些手术在边疆县城的医院里完成，创伤小、恢复快。从前老百姓要跨县、跨州去看的病，现在就在家门口解决。

　　三十年，足够让一颗种子长成大树，让一群孩子改变命运，让一个“村”重新焕发生机。沪滇协作，早已超越了帮扶本身，它是一场关于发展理念的深度对话，是一次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沪滇协作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那些播撒在红土高原上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注入山乡间的浦江活水，必将为边疆的繁荣昌盛，注入永不枯竭的澎湃动力。记者｜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