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的中国瓷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次让瓷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瓷器与中国，存在一种最直接的联结。英语世界里，中国是“China”,而瓷器被译作“china”。

　　在西方人眼里，遥远的东方古国可以是一条龙的象征，同样也代表着那些制作技艺精湛、兼具美趣与实用的瓷器。中国陶瓷技术向世界的传播，由无数个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持续了近千年的故事汇聚而成。

　　漫长的岁月与航路里，中国不仅向世界输出了精美的瓷器，更将核心的制瓷技术传遍亚欧大陆，深刻地影响了各地陶瓷的发展轨迹。如今世界各地的瓷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后，衍生出不少地域特色。不过要充分理解瓷器当中融合的东方工艺与美学内涵，最终还得回归“China”。

“向海而行——中国南海西北陆坡海域深海考古特展”上，包括瓷器在内的377组件文物亮相。据悉，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发现于2022年10月，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遗址水深约1500米。两艘沉船其年代分别属于明朝正德、弘治年间。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

模仿与创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在《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南方各地、东西伯利亚、日本列岛发现的上古制陶技术，大约是在中国江南地区出现以后渐次向周边传播的，而并非各地各有源头，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陶瓷生产技术自创始之日起已处在一个对外交流的进程之中。”

　　中国瓷器走向世界，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文化影响的开始，可以追溯到日本列岛、朝鲜半岛。

　　这很容易理解。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与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在飞机与汽船尚未问世的遥远年代，距离成为中国瓷器走向海外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4世纪末5世纪初，朝鲜半岛东渡日本的陶工带去了灰色硬陶技术。这一技术源自中国江南地区的印纹硬陶，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日本称作“须惠器”。

　　5世纪后，中国陶瓷已输往日本和朝鲜半岛。早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百济就与汉晋王朝素有往来。经考古发现，韩国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二号墓出土的文物里，有晋代越窑青瓷羊形器。在百济武宁王陵，出土了南朝青瓷黑釉瓷。

　　7世纪至8世纪，则是日本全面吸收唐文化的时期。遣唐使多次来访中国，日本社会各界透着浓郁的唐风。8世纪时，平城京（今奈良）周边有人开始仿制唐三彩，形成了“奈良三彩”。

　　越窑制瓷技术也于唐代传入朝鲜半岛。约于9世纪末，时任青海镇大使的张保皋从中国浙江地区将越窑制瓷匠人掠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生产的高丽青瓷，开始带有浓重的越窑青瓷印记。

　　与朝鲜半岛模仿中国古代制瓷技艺类似，在12世纪末，日本濑户窑继承了猿投窑灰釉技术。后来，濑户窑逐渐成为日本生产最上乘陶瓷器的产地，可以模仿中国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福建青瓷、白瓷和黑釉瓷，产品在日本全境流通。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日本人加藤四郞到中国福建学习制造技术，历时约五年。加藤归国之后，在尾张濑户制造黑釉瓷器，并烧制成功。后来日本人称瓷器为“濑户物”，并尊加藤四郞为日本的“陶祖”。

　　青瓷输入朝鲜半岛并开始生产，日本模仿黑釉瓷器，是古代中国瓷器走向世界的标志性节点。到了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异军突起，特别是釉下彩青花瓷一骑绝尘，风靡世界。景德镇也因此逐渐取代龙泉县，成为世界著名的瓷器都城。与此同时，景德镇瓷器进一步影响着朝鲜与日本的瓷器制作。

　　16世纪，日本制陶者伊藤五良大辅随使节至中国景德镇学习瓷器制作技术。伊藤归国后，在日本开窑制瓷，称“伊万里窑”，后成为日本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瓷窑之一。17世纪初期，朝鲜陶瓷匠人李参平在日本泉山发现了烧制瓷器最为重要的原料——陶石，成功仿制出中国景德镇青花瓷。

追求与“破译”

　　与日本、朝鲜半岛相比，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传播要晚很多。

　　地理大发现以前，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较为模糊。1514年以后，葡萄牙人开始构建从中国通往欧洲的贸易路线。从嘉靖年间起，环球贸易体系逐渐稳定，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花瓷和彩瓷大量输往欧洲市场。

　　瓷器之于欧洲的影响，不只是提供了一些观赏的器物，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瓷器大规模传入之前，欧洲几乎没有瓷制餐具。上层社会的宴席，多用金属盘子，一般平民则用木盘或陶器。

　　17世纪，随着外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激增，荷兰东印度公司为适应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和饮食习惯，开始订制符合欧洲使用需求的器型与图案。从嘉靖后期至18世纪初，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广受欢迎，这也是景德镇生产和外销的重要繁荣时期。

　　由于进口成本高昂，欧洲各国疯狂追求中国瓷器的同时，也开始摸索研究，逐渐通过“破译”找到一条瓷器的“自给自足”之路。让欧洲人第一次系统了解中国瓷器的原料、配方和制作全过程的，是法国传教士殷弘绪（Pe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

荷兰代尔夫特仿青花瓷陶盘，17世纪晚期。

　　1702年，殷弘绪到江西南昌、饶州、景德镇等地传教。通过当地瓷工，他得到了制瓷技术的诸多细节。1712年与1722年，殷弘绪在两封发往欧洲的信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制瓷技术。从瓷器的成分、品种、品质、色彩，再到揉捏、上釉、烧烤、控温等工艺步骤，这两封书信都分别阐释，为当时欧洲各地窑厂破解制作硬质瓷器的奥秘提供了重要指导。

　　然而，欧洲人对于中国瓷器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中国瓷器生产的原料、工艺和技术均极为复杂，显然也不能仅仅依靠殷弘绪两封信就能穷尽。

　　19世纪40年代前后，时任法国塞夫勒帝国陶瓷厂厂长的亚历山大·布隆尼亚（Alexandre Brongniart）在法国社会广泛寻觅，与计划前往中国的各界人士建立联系，希望这些商人、远洋船长与传教士能够从中国带回更多关于瓷器工艺的细节。

　　这一“破译”任务，最终由当时在中国传教的李约瑟（Joseph Ly）完成。1803年，李约瑟出生在湖北一个农民家庭，中文名不详。年轻时，李约瑟先到中国澳门一家修道院学习，后获得机会前往法国进修。

　　1843年，布隆尼亚厂长找到儒莲（Stanislas Julie），期望这位知名汉学家能帮忙搜集一批中国制瓷原料和颜料。儒莲辗转联系上正在中国的李约瑟。这位神父很快便完成了任务。1845年，装有制瓷原料、颜料、釉料和器物的货船从中国广州出发，经法国波尔多，于次年到达南特，终抵塞夫勒陶瓷厂。

　　收到货后，布隆尼亚在给遣使会总检察长维亚利耶的感谢信里写道：“这些原料是在您的推荐下，由尊敬的中国神父李约瑟，以如此迅速、周到而充满智慧的方式寄送到塞夫勒帝国制瓷厂。”

　　完成这项任务的李约瑟，其用心程度超乎“运送原料”本身。有学者推测，或许是为了迎合委托人的要求，李约瑟专门写下了《景德镇制瓷书辑简》，并在其中详细介绍了这些原料的产地来源、开采方式和制备方法。

　　譬如在谈到颜料时，李约瑟特别解释：“无法购得完全未加工或天然状态的这些颜料，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省份，运送至景德镇前便已在其原产地经过了初步处理。”

　　可以想象，在物流远不如今日发达的19世纪，这样一份原料对于欧洲各界人士研究中国瓷器可谓价值非凡。原料运抵那一年，陶瓷厂开始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烧制实验；首席科学家与行政主管展开了相关的化学实验，并将成果写成报告，发表在当时法国的专业期刊上。

　　推动这一任务的儒莲也没“闲着”。李约瑟所写的《景德镇制瓷书简》，先于货物送到了法国。书简到达遣使会当天，儒莲几乎第一时间借去摘录，为自己研究中国瓷器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1856年，儒莲编译的法译本《景德镇陶录》出版，法文版译名为《中国瓷器历史及其制作方法》。

18世纪初叶由德国迈森（Meissen）国立瓷器制造厂制作的硬浆瓷花瓶。

交锋与交融

　　千百年来，中国瓷器传至东亚、东南亚与欧洲，伴随着模仿、追求与“破译”，甚至是竞争。那些受中国制瓷技术影响的地区，后来又陆续在海上贸易中与中国瓷器形成竞争关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曾指出，中国瓷在外销过程中至少经历了三次与外域产品的竞争。其中第一次竞争发生在元末明初，中国瓷器与东南亚瓷器之间。自14世纪中叶起，以越南、泰国和缅甸为代表的东南亚陶瓷开始进入海上贸易体系。至15世纪早中期，东南亚瓷器在部分市场中占据明显优势；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初，其优势逐步减弱。到16世纪中叶的嘉靖、万历时期，这一轮竞争基本结束，中国瓷器重新取得主导地位。

　　第二次竞争集中在17世纪中国瓷器与日本瓷器之间。第三次竞争，来自遥远的欧洲。1709年，第一件欧洲硬质瓷器诞生在德国迈森（Meissen）。彼时德国在痴迷瓷器的萨克森国王奥古斯都二世统治之下，迈森瓷厂得以迅速成立，并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广泛影响，开始打破中国瓷器长期以来在欧洲高端市场的垄断地位。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人威治伍德开创了流水线制瓷模式，不仅快速占领了欧洲市场，也开始与东印度公司带过去的中国瓷器一较高下。

　　如今，以德国迈森、法国利摩日等为代表的欧洲陶瓷，普遍采用高度标准化、规模化与品牌化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在国际高端陶瓷市场及奢侈品领域长期占据重要地位。

　　即便在欧洲瓷器发展出独立风格后，源于中国的审美元素也从未消失，而是被不断提取、改造并融入其经典设计。迈森最具代表性的图案之一——“蓝洋葱”，其灵感直接来源于中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和粉彩瓷上的莲花、折枝花鸟等元素。虽然经过了高度几何化和装饰化的改造，但其核心的“植物母题”和“釉下蓝彩”的审美都源自中国。中国瓷器对于欧洲高端瓷器的影响，从直接的模仿，到“破译”，最终沉淀为一种经过欧洲人理解、改造并融入自身审美体系的“文化基因”。记者 一 王仲昀

　　资料参考：李约瑟《景德镇制瓷书简》（1844）译介.胡涵菡.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讲座纪要：中国古代陶瓷外销过程中的三次与外域的竞争.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从18世纪梅森蓝洋葱装饰衍变审视中欧陶瓷艺术的互鉴互育. 姜郭霞，邓举青，刘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