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人生旷野,到底在哪里?
当高学历、见过大世界、拥有独立思想的年轻一代,回到依旧遵循传统秩序的原生家庭,一场无声的代际博弈,便在三餐烟火、日常琐碎里悄然上演。
如今的亲子关系,早已告别“父母掌控、子女顺从”的旧模式。有人在磨合中找到边界、温柔共生,有人在干涉中反复拉扯、持续内耗。更被忽略的是:子女归来,从来不只是父母的圆满,也藏着他们不为人知的疲惫与牺牲。
75后80后回家,更多是在照顾父母
80后安妮是海归高薪上班族,有一阵子,她住在上海市区的一套公寓内,有自己的车位。虽然物业费不便宜,离浦东的父母也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但这种状态给予了她恰到好处的自由——周末节假日可以回家陪父母吃个饭、尽个孝,平时下班想看剧、泡吧或者社交都可以,再晚回家也不用报备。
可这种自由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方面是她上班的公司在浦东,虽然作为企业高管她不用每天打卡坐班,但有时下班晚了从办公室出来,万家灯火之际,对她而言回父母家比回浦西的小窝要近得多。而且,回父母家的好处是再晚都能吃上口热饭,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到家点份外卖。
另一方面,随着50后父母年纪的增长,两位“空巢老人”也急需安妮这个独生女的照顾。在咖啡馆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戴着棒球帽的安妮压低声音分享自己的“回家”感受:“我父母现在身体还不错,暂时不需要我照顾。但是有些生活琐事,他们还是希望我这个年轻人能够搭把手。比如,今天手机哪个功能出问题了,让我弄一下;明天家里密码锁人脸识别不太行,也叫我去看看怎么回事……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越来越依赖我,我就像他们的生活助理。”
很多人回家是为了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
充当爸妈生活助理的,还有75后阿洵。他在新冠疫情后离了婚,房子留给了前妻。因为没有孩子,又是自由职业者,无论是离婚还是离开从大学时代就生活的城市,他走得一点都不留恋。从北京搬回上海后,他干脆回到郊区和父母住在一起,对他而言,只要有电脑和网络,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工作室。
当初阿洵在北京结婚时因为疫情没请什么亲朋好友吃饭,谁知这段婚姻随着疫情结束也走到了终点。阿洵的前妻家境不错,看中的就是曾经去国外喝过洋墨水的阿洵的独立性。但可能双方都是大龄单身优秀青年,之前独身惯了,在一起生活后就龃龉不断。再加上央企退休的丈人丈母娘时不时来干涉一把,心高气傲的阿洵干脆就和前妻好聚好散。
阿洵的父母都是老师,两位老人很开明,阿洵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一个人做决定。阿洵回到上海时,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给自己买房付首付了。这对于阿洵的父母而言也许也是一种幸运,毕竟这样他们就有理由相隔30年后再和儿子重新住在一起。阿洵18岁时去北京念大学,家里房间,父母一直保留着,哪怕他定居北京多年,每次回来,他们都希望阿洵能够住家里,而不是住在附近的酒店。老人也没有抱孙子的执念,这大概也是阿洵晚婚的原因。
阿洵妈妈对《新民周刊》表示,自己有时也会后悔,如果当初早点催儿子结婚,也许他可以在更加年轻的年纪遇到更加合适的结婚对象。而就是因为自己的“开明”,让儿子过于享受“单身贵族”的种种好处,直到遇到了前妻,一个和他很像的大龄单身文艺青年。生活不仅是诗与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这是很多人结婚以后才能领悟的。只可惜,高知的儿子儿媳都不愿向生活妥协,只能成为彼此的过客。
阿洵妈妈知道,凭着儿子的个性,他很难再走进另一段婚姻了。
阿洵刚回来的那阵子,因为工作不忙,一家三口还经常出去旅游,包括出国自由行。因为阿洵的国外生活经历,他总能把父母的行程安排得妥妥当当。但在不旅游的日子里,阿洵妈妈就容易想东想西,她更担心独生子以后的晚年生活谁来照顾,毕竟阿洵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尤其是有一阵子新闻提到无父母、无子女的独居人士突发疾病的窘境,关键时刻谁来签字,这都是阿洵需要提前考虑的。
和阿洵不同的是,安妮父母很早就催婚了,只不过比较含蓄,安妮妈妈甚至表示,女儿如果再不结婚,他们老夫妻前几十年送出去的红包就血本无归了。
“我知道他们在和我开玩笑,但听多了还是有些不舒服的。”安妮表示,自己并不是工作狂或是女强人,这些年也谈过几次恋爱,但都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我认识的同龄女生,有像我这样单身的,有离婚的,也有再婚的,大家各有各的活法,谁说结婚生子才是必选项?”如果不是为了方便照顾父母,安妮完全可以回到浦西的公寓内潇洒独居,但她越来越感受到父母对她的依赖。
阿洵也有同感,虽然买不起房,但他也曾考虑过在父母家附近租个小房子,所谓“一碗汤”的距离,既能保持独立性,又方便照顾父母。但阿洵妈妈觉得儿子没必要浪费钱,“我现在还时不时和老伴出去旅游,也算给儿子一点空间。再说了,他自己在家房间门一关,我们也不会打扰”。
对于妈妈的这种说法,阿洵有些无奈。他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虽然父母百年之后房产都是他的。但当下的他,是一个住在父母家的大龄男青年,他甚至都不用付房租或水电气费用,毕竟父母作为退休教师的工资不低,不需要儿子贴补。
90后00后回家,还是经济不够独立
阿洵希望的“一碗汤”的距离,00后鸥鸥已经实现了。大学毕业后,70后父母就帮她在同一小区买了一套小房子,每天吃完晚饭,她就步行回到自己的小窝。这种看似理想化的状态,还是让鸥鸥不舒服。
一方面,房子是做生意的父母出钱买的,彻底断了鸥鸥在外租房子的念头。另一方面,70后妈妈隔三岔五会去鸥鸥的新房打扫卫生,而她也总喜欢在见到女儿时抱怨几句。“虽然和父母分开住了,但我总觉得和住在一起没太多差别。尤其是我妈喜欢帮我收拾房间,但很多东西其实我都放在方便我拿的位置,她一收拾,我就可能找不到了,这种小事反反复复让我很烦。”面对《新民周刊》,鸥鸥似乎有着一肚子苦水。
在外人看来,鸥鸥似乎有点“凡尔赛”,一毕业就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但鸥鸥却感觉是父母套住她的“牢笼”。
从小到大,离父母最远的时候是鸥鸥的大学时期。她的大学在临港,离闵行的父母家有70公里。刚毕业时,她在临港的一所民办国际学校找了一份工作,学校提供教职公寓,完美解决了上下班的通勤问题。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大环境的不景气,国际学校的生源也逐年减少,鸥鸥不得不另谋高就。
她后来不情不愿地回到父母家,父母看出女儿的心事,所以就干脆在同一小区买了套小房子给女儿住。要强的鸥鸥有了体面的新工作,还每周末在杨浦区的一所211高校念在职研究生,想要减少在家的时间。她似乎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自己凭本事买房且真正独立的机会。
和00后鸥鸥相比,90后欢欢离独立的机会似乎越来越远。有时候躺在家里房间的床上,她会回忆自己在澳门念大学时期与人合租的点点滴滴,想不到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故乡上海,回到了自己高中毕业时离开的那个家,那个从小住到大的房间。
欢欢是《新民周刊》诸多采访对象中最“乖”的一个。她从小在上海的教育强区长大,再加上母亲是小学老师,让她从小就格外感受到学业压力。“我高中是市重点,但我成绩不太稳定,理科成绩不理想,很容易滑档。我爸当时经常和朋友去澳门旅游,就建议我也报一下当地的大学。最终,我高考考了一个民办本科学校,澳门的一所大学也来了录取通知,权衡之下,我就去了澳门念文科。”
在澳门念大学期间,欢欢的很多老师都来自内地,所以她并没有学说粤语或葡萄牙语,只能听懂一些粤语。“我们大一大二住校,大三开始就要自己找房子。澳门的房租很贵,我不想离学校太远,就和另一个女生合租,只有一张大床。”虽然住宿条件有些艰苦,但欢欢干劲十足,在当地找到了实习机会。
欢欢大学毕业那年,澳门经济因为博彩业下滑而不景气,她也不得不放弃在当地找工作的计划,回到了家乡上海碰碰运气。欢欢本以为这次回家只是暂时的,谁知就一直和父母住到今天。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文科生而言,找工作的优势并不明显,更别提那些高薪工作了。欢欢在家晃了四五个月,她妈妈看到一家事业单位的招聘启事,赶紧让女儿去试试。欢欢不负众望,获得了一份文职工作,没有编制,优点是“活少离家近”,单位离家只有几站地铁,缺点是“钱少”。
十年后的今天,这家事业单位改制成了企业,欢欢的薪水只有妈妈退休金的1/3,这也让她在家说话都没底气。“我可能有点懒散,我妈就会数落我热水器没及时关、垃圾袋套得不对等鸡毛蒜皮的事。有时候她生气了甚至会数落我说‘这房子是我的’,听起来就有些刺耳。”
尤其是父母都退休以后,两位老人的作息都是早睡早起,他们希望独生女欢欢也是如此,这让她周末也没法赖床。有时父母希望年过而立之年的欢欢早点结婚生子,有时又希望女儿再去提升一下自己,无论是婚姻还是学业的期许,都让欢欢压力不小。
与老人同住的日子有利有弊。
欢欢很羡慕自己的一位女领导,虽然单身,但是很早就去炒股买房,和父母住在一个小区又互不干涉。“我应该早一点住出去,或者早一点去深造,现在我感觉有点晚了。”(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记者|金姬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