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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家不再是认输

日期:2026-09-16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
阅读提示:允许年轻人在“成年”的道路上走得慢一些,允许“独立”有更多种形态,也允许家庭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继续扮演那个最后的避风港。
记者|吴 雪

  2026年初春,曼彻斯特郊外。24岁的内森暂时和父亲住在一起。他不是没有工作,而是算过账后明白,独自搬出去意味着更大的经济风险。“如果你足够幸运,可以和长辈生活在一起,且不用给他们太多房租的话,即便靠最低工资,你也能攒下不少钱。”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

  几乎同一时间,22岁的特恩布尔搬回萨里郡同母亲居住。他坦言怀念读大学时的独立生活,但生活成本使他别无选择。

  这不是个例。全球范围内,“回巢族”正从边缘现象变成一种普遍选择。

  小红书上,“回家跟爸妈住”的tag下,年轻人分享着与父母同住的日常——陪妈妈逛菜市场、给爸爸泡茶、打扫房间、做饭洗碗。

  在韩国,这种被形象地称为“袋鼠族”的群体正快速扩大。首尔研究院2025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1981年—1986年出生的人群中,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高达41.1%,较1971年—1975年出生群体的20%翻了一倍;韩国全国“袋鼠族”比例从十年前的18.6%跃升至32.1%,意味着每三名35岁韩国人中就有一人尚未实现经济独立。

韩国电影《跨代同居》中,独居老人与辍学打工的大学生同居在一个屋檐下,两人因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产生剧烈冲突。

  在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时20岁至35岁的年轻男性中仅有26%选择与父母同住,到2025年这一比例已升至35%;同龄女性中也有22%选择和父母同住。

  美国的趋势更为显著。美联储最新《家庭经济与决策调查》显示,2025年有49%的30岁以下成年人与父母同住,较2019年增加12个百分点。房地产网站Realtor.com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进一步指出,2025年全美35岁以下与父母同住的成年人达2520万人,创历史新高,相当于每三名年轻人中约有一人住在家中。

  当“回家”从个别选择变成一种普遍现象,当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青年也开始大规模“返巢”,我们需要追问的不仅是“他们为什么回来”,更需要思考的一点是,我们对“成年”“独立”的定义,是不是该更新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年轻人回家是全球现象,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房价、就业问题,让年轻人不再像前几代人那样顺理成章地独立生活”。在美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年轻人靠打工和助学贷款就能在大城市立足;到了2000年以后,“成年初显期”这个概念被提出,人们发现年轻人独立越来越难;到2010年之后,这类问题越来越严重。

年轻人回家蜗居正从边缘现象变成一种普遍选择。漫画|崔泓

  被拉长的成年:经济压力与家庭合谋

  回家,正在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解”。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以美国为例,1980年代和1990年代,年轻人凭借打工收入和助学贷款就能在大城市立足。但进入21世纪后,房价上涨、薪资停滞、学生贷款负担加重,使得这条独立之路越来越窄。正如刘汶蓉所说,2000年之后“成年初显期”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年轻人独立越来越难了。

  在美国,25岁的凯拉·卡拉汉分手后搬回弗吉尼亚州父母家。她说,迈阿密房租中位数已超3200美元,独自生活吃力,回家虽曾觉得丢脸,却能存下钱。在英国,24岁的娜塔莎·苏曼毕业后搬回贝德福德父母家,原计划只住几个月,近三年仍在为首付存钱。她表示,不交房租每月能存约1000英镑,但自由度和代际边界需要重新协商。

  在欧洲,25岁至34岁就业人员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从2017年的24%上升至2022年的27%。南欧国家尤其明显:在意大利,超过七成的18岁至34岁年轻人仍与父母同住;在西班牙和希腊,这一比例同样居高不下。Eurostat数据显示,20岁至29岁年轻人中,希腊有78%、西班牙有77%与父母同住。即便在以个人主义闻名的美国,49%的30岁以下年轻人选择与父母同住,这已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宜之计。

  2000年,美国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提出了“成年初显期”理论,将18岁至25岁界定为一个既不是青春期也不是完全成年的独特发展阶段。如今,这个“初显期”还在继续延展。30岁甚至35岁,仍可能处于职业和人生的不确定阶段。

  传统的时间表是线性的:离开家→独立居住→结婚生子→组建新家庭。但这条线正在被拉长、扭曲,甚至断裂。学历越来越长,30岁前后仍处于职业起步阶段,“年龄成年”和“经济成年”严重不同步。

  婚恋观念的变化进一步松动了“离家”的传统动力。在韩国,过去20年间男性初婚年龄从29.3岁推迟至33.9岁,女性从26.5岁推迟至31.6岁,整体推迟了4至5年。过去,离开父母是为了成家;现在,成家不再是刚需。晚婚、不婚增多,结婚不再是搬离原生家庭的唯一理由。当“成家”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成年标志变得可有可无,“离家”这件事本身也就失去了紧迫性。

  刘汶蓉认为,经济压力是“推”年轻人回家的力量,但“拉”他们回家的,还有家庭内部的变化。她近年来观察到:“与60后相比,70后80后的父母在养育孩子方面完全不一样。”这种变化是全球性的。在欧美,60后的父母(婴儿潮一代)经历了青年文化运动,本身很叛逆、很独立,也吃到了时代红利。但70后、80后这一代人,特别重视教育,因为他们是靠教育走出来的。于是,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和资源,形成了所谓“中产文化对教育的过度重视”。

  这种高度介入的养育方式,在让孩子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延后了他们独立面对社会的时间。当他们走出校园进入真实的职场,现实与预期之间的落差往往构成巨大冲击。

  与此同时,父母的态度也在变化。许多父母不再像上一代人那样急切地催促子女“出去闯”。相反,他们接受了子女的回归,甚至乐在其中。刘汶蓉指出,这种“代际伦理”在托底和支持年轻人迈过艰难的“成年初显期”具有积极意义。换句话说,家庭正在充当一种“社会安全网”——当市场和国家无法为年轻人提供足够支持时,父母成了最后的保障。

  但这也带来一个悖论:家庭的保护越充分,年轻人独立探索的动力和空间就越小。有研究将这种家庭支持形容为“羽毛之网”——它柔软、温暖,让人难以挣脱。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青年处境描述为“被悬置的成年”,意思是他们生理上已经成熟,却无法通过稳定工作获得经济独立,依然在很多方面需要依靠父母。一位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在采访中说:“自己明明觉得不舒服,却没有任何改变的底气,因为没有完全经济独立,确实还在依靠别人。”


  从社会时钟到多元成年,重新定义“独立”

  社会一直把“搬出去独居”当作成熟的标志。当一个成年人选择回到父母身边,往往会被贴上“不独立”“长不大”的标签。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些标签,会发现它们建立在一个过时的前提上,即“独立”等于“物理空间上的分离”。这个前提假设,一个人只要搬出去住,就是独立的;反过来,只要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就是不独立的。

  现实往往远比这种定义更为复杂。一个人可以租着房子、付着账单,却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的定期补贴;一个人也可以住在父母家中,却承担着家务、照料和情感支持的责任。前者算独立还是后者算独立?

独立”正在被重新定义。

  这种观念的转变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18岁至34岁与父母同住或因经济情况暂时搬回家居住的美国年轻人中,68%的人对这种家庭生活表达了满意,只有18%的人认为回家住对同父母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在面对经济难关时,接近八成的年轻人满意这种共同生活的安排,并对未来的财务状况“松了口气”。

  放眼全球,这一趋势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后工业社会结构性变迁的长期结果。在日本,40岁仍未结婚且与父母同住的人口超过400万,这一现象被学者称为“单身寄生虫”的常态化。韩国专家则警告,“袋鼠族”现象持续恶化可能引发代际贫困危机——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通常意味着父母需要补贴子女生活,除非家境优渥,否则将严重侵蚀父母的养老储备。

  而在北欧福利国家,文化传统本就强调独立,但经济危机进一步强化了青年与原生家庭的联结。年轻人也因住房成本高企而推迟独立,丹麦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比例仅为12%,挪威和瑞典约为22%,显示出制度保障对青年独立的支撑作用。

  刘汶蓉提醒,“精英青年”这一概念本身就需要商榷。“如果精英指的是上过大学、本应有一定基础能够独立于父母生活的年轻人,那他们称不称得上精英,很难讲。”在她看来,与其纠结标签,不如正视一个更根本的变化——经济结构变了,就业市场变了,教育的回报率变了。而我们对“成年”和“独立”的定义,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

  但“回家”并不意味着停滞。许多“全职儿女”将这段时期视为人生中的过渡阶段。“回家住”正在从“人生失败的象征”转变为“明智的理财策略”。在TikTok上,年轻人以“全职女儿”“全职儿子”的身份公开分享与父母同住的日常,得到的不是嘲笑,而是“太好了,你一定因此存下很多钱”的共鸣。

  有人利用这段时间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有人积蓄力量后重新出发。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与父母同住可区分为“短期过渡型”与“相对稳定型”。前者是经济压力下的临时调整,后者则可能演变为一种新的家庭生活形态。

  对“回巢族”而言,重要的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如何在回归中找到自己的节奏。28岁的凯西在连续失业两次后搬回密西根州老家,她重新装修了童年房间,并与父母建立了新的相处模式——“需要保有自己的空间,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一直黏在一起”。

  刘汶蓉说,70后那一代人“感觉自己只要上了大学,就会有独立的可能性”。但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只要努力就能独立”的脚本失效,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对“回家”的道德审判,而是一个更宽容、更多元的社会时钟。允许年轻人在“成年”的道路上走得慢一些,允许“独立”有更多种形态,也允许家庭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继续扮演那个最后的避风港。

  回家不是认输,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生活。记者|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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