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减重”是不是伪命题？

　　今年3月初，辉瑞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Jean-Christophe Pointeau站上体重秤，数字是104公斤。快60岁的他，BMI超过33，按照中国的肥胖标准，已经踏入“重度肥胖”的区间。十年间，他试过运动，试过节食，结果无一例外：减掉一两公斤，一忙起来就反弹，每年稳稳上涨两到三公斤。

　　然而，四个半月后，在辉瑞新一代偏向型GLP-1受体激动剂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帮助下，他的体重下降到了87公斤。腰围的变化更为惊人——原来的裤子已经太大，皮带也松了一大截。“我原来穿的裤子腰围是38英寸，现在36英寸都嫌大。”Jean-Christophe Pointeau笑着告诉《新民周刊》。更让他意外的是过程——没有一次腹泻，没有一次恶心，没有一天因为身体不适而影响跨国出差和会议，“成功减重还让我得到了太太的表扬”。

　　这个故事放在传统减重语境里，显得格外刺眼。长久以来，“管住嘴、迈开腿”被奉为金科玉律，减重被默认为一场与意志力的苦战。任何看起来“不苦”的路径，都容易被归入“走捷径”甚至“伪科学”的范畴。

　　但辉瑞减重希望传递的理念，恰恰是“不难瘦，才享受”。它没有绕开那个尖锐的问题，反而把它推到了台前：减重，可不可以不那么痛苦？

肥胖需要得到科学的专业医疗干预与社会正确认知。

肥胖是明确的慢性疾病

　　超重、肥胖问题在中国存在已久，过去体重管理并未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行业关注度与规范化程度不足。如今随着国家卫健委启动体重管理三年行动计划，行业整体环境持续优化，前来医院就诊的肥胖患者数量持续增多。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小英教授正在亲历这一变化。以中山医院为例，单个肥胖专科门诊原本限号30人，现在常常加到40到50人，每周开设四个肥胖专科门诊，诊室外的走廊里永远坐着等待的患者。

　　“接诊量长期居高不下，足以体现临床患者的庞大需求。”李小英表示。但同时，在长期临床诊疗、门诊及病房的一线工作中，他也发现，这些患者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诉求，和希望他们理解的，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很多到院就诊的患者，核心诉求仅集中在改善体型、降低体重。但肥胖是明确的慢性疾病，必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开展综合治疗，体重管理的核心不仅是减重塑形，更关键的是管控、逆转肥胖带来的各类合并症。”在他看来，这一核心科学理念仍需要长期、广泛的大众科普教育。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纪立农教授提供的一组预测数据则勾勒出了当前超重与肥胖已成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基于现有流行病学数据做出预测，到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患病率将升至70%；其中体重指数超过32.5的重度肥胖人群，占比会从目前的1%增长至2%。与此同时，肥胖相关并发症的就诊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如今肾病、蛋白尿、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等肥胖相关并发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临床诊室里。

　　“肥胖需要得到科学的专业医疗干预与社会正确认知，目前全球都在推进肥胖疾病的认知革新。”纪立农呼吁。

　　在这样的疾病负担面前，把减重简单地归结为“意志力”问题，既不符合临床事实，也无助于任何一个具体患者的处境。但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市面上所有的GLP-1类药物是严格的处方药，绝非健康人群用来“微调身材”的美容针。未经评估自行用药，可能诱发严重后果。

　　Jean-Christophe Pointeau之所以能在减重中感到“轻松”，是因为他的“轻松”有科学的指导。他严格遵循剂量滴定方案，从0.3毫克起步，四周后升至0.6毫克，再到1.2毫克，最终稳定在1.8毫克，没有追求最高剂量。“这取决于个人的食欲是否回升，以及有没有不良反应。”他强调，“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我不能代表所有人。”

减重成功后，辉瑞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Jean-Christophe Pointeau与过去的自己合影。

自带减重“智能导航”

　　要理解为什么新一代偏向型GLP-1受体激动剂有可能让一部分人体验到“不那么难受的减重”，需要回到一个医学层面的机制问题。

　　GLP-1受体被激活后，细胞内会同时启动两条信号通路。一条是cAMP通路，负责传递“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促进降糖”的核心指令。另一条是β-arrestin通路，它原本是受体的一种“刹车”机制：β-arrestin被募集到受体上，促使受体进入细胞内部，表面的活性受体数量随之减少，信号传递的强度和时间都被压缩。传统非偏向型GLP-1药物在激活cAMP的同时，也会无法避免地募集β-arrestin、踩下这脚“刹车”。而β-arrestin通路的过度激活，还被认为与恶心、呕吐等胃肠道不良反应密切相关。

　　新一代偏向型GLP-1受体激动剂的设计思路，则是不做靶点的简单叠加，而是做单靶点的深度优化。这款药物在研发时被设定的铁律只有三条——降低不良反应，保障核心疗效，实现质量可控。

　　这相当于给代谢调控装上了一套“智能导航”：精准强化cAMP这条正向通路，同时尽量弱化引发受体脱敏和胃肠道反应的信号。在分子层面，这意味着受体在细胞表面停留的时间更长，信号传递更持久；在患者体验上，它指向的正是Jean-Christophe Pointeau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减重在进行，但生活没有被副作用打断。

　　Ⅲ期临床数据为这套逻辑提供了支撑。纳入664名中国超重或肥胖受试者的SLIMMER研究显示，2.4毫克剂量组治疗48周后，平均体重较基线下降15.4%，92.8%的受试者实现了5%及以上的体重下降，腰围平均减少12.8厘米。更值得关注的是两个“过程性”指标：整个48周治疗期间，患者的体重持续下降，未出现传统减重药物常见的平台期；因胃肠道不良事件终止治疗的比例仅为0.6%。

　　众所周知，平台期之所以让临床医生头疼，不仅因为它意味着体重数字的停滞，更因为它会瓦解患者继续治疗的心理基础。当一个人在三四个月里习惯了每周秤上的变化，突然连续数周看到同一个数字，自我怀疑几乎不可避免。

　　李小英对此有更具体的观察：多数患者一味追求快速减重，若短期内体重下降幅度未达心理预期，就会产生焦虑情绪、质疑治疗方案，“但科学减重从不追求速成，减重效果的核心评判标准，不在于短短数周的减重速度，而在于整个治疗疗程内的总体减重幅度、减脂效果，减重速度因人而异，无需盲目攀比、急于求成”。

　　作为SLIMMER研究主要研究者，纪立农教授在解读数据时也特别强调了“持续下降”的意义：“新一代偏向型GLP-1受体激动剂凭借独特的偏向型机制，打破了以往临床中‘疗效’与‘耐受性’难以兼顾的僵局。48周的数据显示，患者在安全性、耐受性以及心血管代谢指标改善上均表现优异。同时，实现了显著且持续的体重下降，无明显平台期。这种稳步减重且长效维稳的特质，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超重及肥胖患者带来了舒适、可持续的长期体重管理选择。”

“轻松”并不是“什么都不用做”

　　如果“轻松减重”指的是“不需要任何努力、不需要医生、不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打一针就能瘦”，那它确实是一个伪命题——对目前所有已上市的减重药物都是如此。体重管理是需要长期进行的，用药需要和生活习惯相结合，并且药物减量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多项真实世界观察显示，单纯依赖药物而不调整生活习惯，停药后体重回升的速度往往比减重时更快，流失的肌肉和重新堆积的脂肪共同构成代谢的二次损伤。

　　李小英把体重反弹称为“临床最大难题之一”。他的描述具体而残酷：很多患者规范用药半年左右，看到体重明显下降、体态改善，就自行停药、终止治疗，最终导致体重快速反弹。“且每一次体重反弹，人体新增的大多是脂肪、流失的是肌肉，会持续损伤基础代谢、损害身体健康，形成‘减重—反弹—代谢受损’的恶性循环。”在他看来，如何帮助患者长期维持减重效果、规避反弹风险，是目前临床体重管理的核心痛点。他还提到，减重过程中如何科学保留肌肉、规避和处理药物潜在不良反应、实现长效稳态控重，都是临床亟待破解的问题。

　　但如果“轻松”指的是另一件事——在科学干预的帮助下，减重过程中最消耗人的那一部分痛苦可以被显著减轻，从而让更多人有可能把治疗坚持下去——那么它指向的是一个真实的临床需求，而不是营销话术。

　　李小英把药物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讲得很透：单纯依靠饮食、运动这类生活方式进行减重，是体重管理的基础，但存在无法突破的天然短板。“日常通过饮食管控减少500至700大卡热量摄入，体重降幅通常不会超过5%；即便采用极低热量饮食的极致干预方式，体重下降幅度也很难突破10%，很难满足中重度肥胖患者的减重需求。其次，长期坚持难度极高，绝大多数人长期自律管控后一旦松懈，体重100%会出现反弹，很难长期维持减重成果。”

　　而减重药物的核心价值，是辅助、赋能健康生活方式，帮助患者更轻松、更持久地坚持长期体重管理，能够突破单纯生活方式干预的减重瓶颈。他强调，药物干预和生活方式干预绝非二选一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科学组合，临床中需要根据每位患者的体重基数、代谢情况、合并症情况和个性化目标，制定专属的综合性体重管理方案。

　　Jean-Christophe Pointeau的减重成功，某种程度上比任何临床试验数据都更直白地说明了这种关系。减重开始后，他调整了作息，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早餐变成蔬菜水果沙拉，意面和米饭等碳水摄入大幅减少；每天早起一小时，游泳30分钟或在跑步机上跑30分钟，即便在伦敦远程办公也没有中断。“药物永远只是工具之一。”他说，“生活方式同样重要。”

如何帮患者减少不良反应，维持减重效果，是目前临床体重管理的核心痛点。

　　医学减重方案的出现，并非让减重变成一件“什么都不用做”的事。而是当副作用不再主导体验，当秤上的数字持续给出反馈，一个人坚持规律作息、调整饮食结构、保持运动习惯的可能性，才会实实在在地上升。

　　当然，中国肥胖人群面临的困境，远不止“难坚持”。李小英在门诊中还注意到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国内门诊诊疗规范化程度参差不齐，区域、机构差异显著。“体重管理的核心并非单纯监测体重数值，更关键的是精准把控体脂率、脂肪分布、脂肪肝病变程度等核心指标。”他进一步解释道，这需要专业、精准的体成分检测设备与技术支撑，但很多基层及普通医疗机构并不具备体成分分析能力，仅依靠体重数据判断病情、制定干预方案，极大影响了体重管理的精准性与最终效果。换句话说，即便有了副作用更低的药物，如果评估环节跟不上，“轻松”也可能变成另一种盲目。

　　“轻松减重”是不是伪命题，取决于把“轻松”放在什么位置上。若把它当作科学干预试图创造的一个条件——让过程少一些不必要的折磨，让坚持变得不那么艰难——它正在成为一部分患者可以触及的现实。而这条路径的起点，始终是诊室里的评估，而不是购物车里的下单键。记者｜应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