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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进退两难

日期:2012-08-20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中国经济正在加速放缓。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工业增加值为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增速。上个月公布的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也仅有7.6%,低于一季度的8.1%,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一直享受各种政策优待的国有企业,也发出了盈利预警,经济衰退已经不是阴影,而是决策层必须面对的现实。7月31日胡锦涛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定调下半年的经济政策为“稳增长”,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实施细则等促增长政策,发改委也加紧了项目审批,拉动投资。
  然而,不管是鼓励民资、还是快批项目,这些局部性政策对缓解经济衰退的作用并不显著。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投资主体期待的是再来一次“四万亿”,全面地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衰退输血。地方政府甚至已经架好了锅,就等着中央货币宽松这一把“火”了,如湖南省长沙市推出195个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贵州正在编制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投资总额更达3万亿元。
  问题是,这条路还走得通吗?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颇为自得,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动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成为历次经济衰退必备的政策法宝,却总是回避宏观调控承担的高昂成本。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迫使国内维持高储蓄率和低利率,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还严重挤压居民消费,是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过度投资形成的产能,使得中国不得不继续扭曲劳动力、环保及税收政策,以维持出口优势,进一步加剧失衡格局,还派生了汇率和贸易纠纷。
  更沉重的现实是,“四万亿”之后,经济全局已发生结构性变化,通胀虽回落到2%以下,但物价水平较2008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居民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巨额信贷投放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使得金融体系也面临着系统性风险。因此,在进入经济衰退的今天,政府即使还有实施“四万亿”的意愿,成本及后果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这就是所谓畸形增长“保不得”的看法。
  必须要正视的是,由于体制改革长期停滞,大量的不稳定因素被掩盖在高速经济增长的阴影中。经济增长带来了持续的居民工资和财富的增长,虽然社会价值和居民需求在分化,但较快的财富增长平抑了这些异议的声音。因此,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不稳定因素就需要认真对待。
  从政府来看,保证社会稳定大局,就是要保财政,手里有钱,才能控制局面,而保财政的本质就是保经济增长。今年前7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仅为11.6%,虽高于上半年GDP增速,但远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一旦经济不稳,财政收入自然乏力,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下降。这正是“不得不保”增长的根本动力。
  在此“保不得”与“不得不保”的两难局面下,政府当何为?以往谈经济衰退,总是从政府的干预入手,但纵观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每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都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80年代初经济活力释放的主要推手,邓小平南方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是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的源泉,加入WTO、国退民进及经济各领域的市场化推进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向前的动力。
  而近年来出现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也正是因为政府对体制改革的阻碍和对经济的干预,例如利率管制、基础性行业的市场准入、户籍与社保的区域分割、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来源。
  “四万亿”是戴着镣铐跳舞,虽有成果,成本极高。中国要健康地走出经济衰退,只有砸碎脚镣束缚。虽然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却可以让中国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平稳。这些体制性改革还将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理顺政府治理。也只有如此,中国转型的未来才值得期待。(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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