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工牌的一代：当Z世代用AI重写创业规则

　　2026年的春天，一则融资消息在创投圈激起千层浪：25岁的洪乐潼创立的AI公司Axiom，刚刚完成2亿美元A轮融资，投后估值高达1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0亿元）。此时，距离公司成立仅过去一年有余。

　　这位在广州普通工薪家庭中长大的潮汕女孩，17岁被麻省理工学院（MIT）录取，三年修完数学和物理双学位，随后拿下罗德奖学金。本可以沿着学术精英的路径稳步前行，但2024年深秋，她选择离开校园，创办AI公司。

　　洪乐潼不是孤例。北京邮电大学大四学生郭航江用10天时间“手搓”出AI预测引擎，获得陈天桥3000万元投资；自北大斯坦福教育背景的陈源培创业一年多融资20亿元，专注机器人灵巧手技术；耶鲁博士杨丰瑜尚未拿出产品，已斩获数亿元融资。

　　当外界还在讨论“00后整顿职场”时，这群年轻人已经悄然坐上AI牌桌的主位。他们不再满足于做执行者，而是要定义规则、书写范式。他们被称为“没有工牌的一代”，不是因为没有工作，而是因为工作不再需要一张工牌来定义。

　　面对这场由AI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熔断”和创业代际更替，知名数字经济学者、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有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2026年的关键词不是“有没有AI”，而是“AI能不能规模化变成生产力”。而这场变革的核心，将催生一种全新的生存形态：超级个体。

上图：越来越多的Z世代正在成为”数字游民“。

初级岗位消失了？

　　2025年10月，哈佛大学学者通过分析6200万份简历和近2.45亿条招聘数据，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随着生成式AI的普及，企业正愈发表现出“偏爱资历”的倾向，初级岗位的招聘量在AI采纳企业中下降了7.7%。在批发零售等特定行业，这一数字甚至高达40%。

　　这不是简单的裁员，而是一种更为隐蔽的“缩招”。企业大幅减缓了对外部初级员工的招聘，同时加快了内部员工的晋升速度。入口在关闭，中间层在塌陷，而塔尖的极少数“AI驾驭者”正在收割一切。

　　刘兴亮在分析这一趋势时指出，AI正在从“能说会道”走向“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它不再只是一个聊天工具，而是变成了能干活、能产出、能降本增效的“数字员工”。当数字员工开始承担过去初级员工的工作，比如，做质检、排产、工单处理、材料预审，企业自然会问：我为什么还要招聘那么多新人？答案正在变得清晰：不需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工作机会的绝对减少。领英发布的《2026全球劳动力市场洞察报告》显示，过去两年AI创造的岗位数量至少130万个，实际上多于其取代的岗位。大模型算法工程师、AI训练师、AI伦理师等新职业薪资溢价显著。问题在于，这些新岗位的门槛远高于被替代的初级岗位。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的不是数量的收缩，而是结构的“熔断”。

　　就在传统职业阶梯断裂的同时，一种全新的生存形态正在崛起：超级个体。

　　他们在大理、清迈、巴厘岛的数字游民社区中工作，边旅行边赚钱。他们不依附于传统的组织架构，而是将自己的技能、创意和AI工具结合，打造出“一人公司”。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将这一群体称为“跳出系统的人”，他们摆脱了传统组织架构的束缚，获得了时间和空间的自主权。

　　但许纪霖也提出了一个悖论：“跳出系统后，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系统既是束缚，也提供安全感与归属；系统外虽有自由，却需独自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与社会保障的缺失。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超级个体？刘兴亮用一个公式概括了超级个体的核心竞争力：个人能力×AI能力=超级个体。在他看来，超级个体最核心的能力不是“会做事”，而是三件事：任务拆解能力——把复杂工作拆成AI可以执行的步骤；AI协同能力——让多个“数字员工”协作；结果闭环能力——从需求到交付，把事情真正做完。

　　“AI最大的变化在于让人从‘执行者’变成‘指挥者’。”刘兴亮说，过去你是干活的，现在你更像一个“项目经理+CEO”。

　　这种能力在郭航江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位大四学生开发的MiroFish，用户喂给它新闻、政策或金融信号，它就能自动构建一个高保真的“数字平行世界”，其中数百个具备独立人格和长期记忆的AI智能体会自行交流演化。他曾用这个系统续写《红楼梦》失传的结局。根据前80回原著生成人物关系图谱，最终预测出的“黛玉焚稿断情、湘莲削发出家”，竟与现有流传版本基本吻合，而后台成本仅消耗了14元。

　　这种驾驭AI的方式，被圈内称为“Vibe Coding”（氛围编程），即通过自然语言描述需求，指挥AI协作编程。郭航江从写毕业设计的大四学生，一夜之间成为创业公司CEO。他的路径印证了刘兴亮给年轻人的建议：“不要All in，也不要All out。小步试水，场景先行。先创造一个‘最小可行职业’。”

为何“非00后不投”？

　　中国创业史经历过几次明显的代际更迭。互联网早期，主角是60后；移动互联网时代，70后、80后登台；如今，AI时代的创业舞台，正在迎来00后。如果只有一两个案例，或许只是巧合。但梳理近几年的AI创业者名单，趋势已然清晰。

　　陈源培，2001年出生，北大、斯坦福教育背景，师从“AI教母”李飞飞。他在北大期间就实现了全球首次真实环境下的强化学习双臂双控。面对华为“天才少年”offer，他选择了创业。灵初智能成立一年多，融资总额飙升至20亿元，更与英伟达达成深度合作。

　　据《2026胡润U40全球白手起家富豪榜》显示，AI行业已诞生27位十亿美元级企业家，平均年龄仅32岁。不少投资人直言：如果AI创业团队里没有00后核心成员，可能都不会投。

上图：2026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上，一群年轻人讲述了自己成为“超级个体”的故事。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技术代差带来认知优势。00后成长于互联网普及期，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和理解力天然更强。他们不需要“学习”AI，而是“生活在”AI环境中。

　　其次，没有历史包袱。每一轮技术革命，往往都是年轻人率先突围。因为他们没有被旧路径束缚，敢于挑战传统范式。洪乐潼敢从斯坦福退学，郭航江敢用10天做出产品——这些决策背后，是对新赛道的绝对信心。

　　最后，资本需要新故事。移动互联网时代已成过去式，投资人急需寻找下一个增长极。而年轻人创业的成功案例，更能激发市场想象力。

　　洪乐潼的Axiom正是这种代际优势的集中体现。她提出的“可验证人工智能”概念，让AI的每一步推理都可以被数学验证，而非依靠概率猜测答案，瞄准的是AI行业最核心的痛点：可靠性。2025年12月，在被称为“本科生数学奥林匹克”的普特南竞赛中，Axiom系统12道题全部答对。

　　洪乐潼的野心不止于此：“数学只是第一步。未来AI会写出大量软件代码，而这些代码是否可靠，是一个巨大问题。我们希望用数学验证，让AI生成的代码也能被严格证明是正确的。”

　　当洪乐潼、郭航江们用AI创造出百亿级价值时，教育体系却还在培养“会做题的人”。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当劳动力市场的入口正在关闭，我们的教育体系是否需要重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现行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工业时代的“标准化生产”服务的：统一的课程、标准化的考试、按部就班的晋升路径。但AI时代需要的是能够驾驭技术、跨界融合、持续学习的“超级个体”。

没有工牌，但可以有未来

上图：刘兴亮在新书《AI原生》中指出，人机关系正从“工具使用”转向“共生协作”，而超级个体正是这场共生进化中最关键的那一端。

　　刘兴亮在2023年就撰文探讨过AI将怎样颠覆教育的未来，当时他提出要培养两类能力：一是创意创造类工作，二是带有“温度”的情感类工作。时隔三年，他的观点更加明确：未来教育不是培养“会做题的人”，而是培养创造力（AI做不了的）、共情力（AI替代不了的），以及一个更关键的能力——与AI协同工作的能力。

　　面对初级岗位减少、年轻人缺乏“入口”的现实困境，刘兴亮的建议是把“项目”当成新的入口。过去是“先就业再成长”，未来是“先做事再就业”。郭航江的路径正是如此——他没有等待大厂的校招，而是用10天做出了一个项目，凭借这个项目，他成为了CEO。

　　如果给大学校长提一个改革建议，刘兴亮表示他只会提一个：把“AI实践”变成必修课，而不是选修课。不是教学生“学AI”，而是让学生用AI做项目、做产品、做服务。让学生毕业时，不只是会找工作，而是已经创造过价值。

　　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探索是“游牧课堂”模式。近期一项以大理“雪庐”数字游民社群为个案的研究表明，数字游民社群具备复合场景、跨界人才与开放网络等显著禀赋，能为教学实训提供真实且高动态的实践载体。研究者构建了“平台—项目—导师”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将“游牧实践”转化为提升学生核心技能的“游牧课堂”。这种模式将数字游民社群作为连接学校与企业的“社会第三元”，有效突破了产教融合的深层壁垒。

　　刘兴亮在解读2026年两会时指出，今年的关键词不是“有没有AI”，而是“AI能不能规模化变成生产力”。从“AI规模化生产力”来看，就业机会集中在三类：AI应用层（各行业落地）、AI服务层（培训、部署、运营）、AI+传统行业（改造存量产业）。

　　对于年轻人，他的建议是：不要做AI本身，要做“AI+某个具体行业”。比如AI+法律、AI+教育、AI+制造、AI+医疗。郭航江做的MiroFish本质是“AI+预测”，洪乐潼做的Axiom本质是“AI+数学验证”，陈源培做的灵巧手本质是“AI+机器人”。他们都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可规模化的场景。

　　当数字员工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时，人类员工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刘兴亮的答案是三个字：判断力。AI可以生成答案，但不负责结果。真正不可替代的，是价值判断、责任承担、复杂决策。洪乐潼之所以被资本追捧，不是因为她会写代码，而是因为她判断出了AI可靠性的核心痛点，并且敢于用数学证明的方式去解决它。

　　正如刘兴亮在新书《AI原生》中所言，人机关系正从“工具使用”转向“共生协作”，而超级个体正是这场共生进化中最关键的那一端。

　　硅谷有AI大牛说“以后最好的工作可能是水管工”——意思是那些需要物理存在、人际互动的蓝领工作将变得稀缺而珍贵。刘兴亮对此部分认同，但他强调更重要的不是蓝领更好，而是“不可替代性”更值钱。

　　对于“超级个体”这种新型生产力组织方式能否成为主流，刘兴亮的判断是：它不会取代公司，但会成为“重要补充”。未来的结构将会是三个方向，即大公司做规模、超级个体做效率、平台做连接。“未来最稳定的职业，不是岗位，而是你调用AI的能力。”刘兴亮的这句话，或许是对“没有工牌的一代”最好的注释。

　　对于教育者而言，这意味着培养目标的根本转向：从培养“会做题的人”到培养“会提问、会协同、会创造的人”。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意味着制度环境的适配：让注册更简单、报税更灵活、社保可携带、信用可积累。对于年轻人而言，这意味着心态的重置：不要害怕“没有工牌”，而要害怕“没有能力”。不要等待机会，而要创造机会。记者｜吴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