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作家回忆新村往事

　　作为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城市住房建设的主体，工人新村承载了几代市民的集体记忆。上海产业工人们在解放后告别棚户区和“滚地龙”，搬进了新家园展开新生活，也由此形成了上海独有的工人新村文化。直到今天，一些上了年纪的工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回忆起当初搬进新村的情景，依然是激动而自豪的。

　　《新民周刊》采访了几位曾经在杨浦区的工人新村中生活多年的上海知名作家，听他们诉说这段承载了自己时代记忆与“城市乡愁”的新村生活经历，时光仿佛又拉回到几十年前充满家长里短和酸甜苦辣，却也精神昂扬激情蓬勃的岁月。

话剧《暖·光》的编剧管燕草是从工人新村成长起来的一位国家一级编剧，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工人作家管新生。

毛时安：在新村间的田野奔跑

　　已经77岁的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对工人新村的感情无疑是深厚而绵长的。因为1955年他就入住了杨浦区鞍山四村，直到1989年才搬离。而在工人新村，毛时安前后生活了整整42年，度过了童年、青年，直到中年，在这里读书、成长，结婚生子……

　　“鞍山四村那块儿呀，原来有个打虎山路一小，从锦西路、打虎山路一直到阜新路，范围可大了。这小学后面的操场也特别大，后来被征用了，围起来建了五座公房，这就是最早的鞍山四村，我家就住在107号。周边有上海工具厂、新中动力机厂等几家大型工厂。”毛时安回忆道。

　　毛时安的父亲，当时还不到30岁，就已是上海工具厂的七级半钳工，够得上分房条件。鞍山四村落成，一家人搬入其中，年幼的毛时安顿时感觉：“这世界咋变得这么敞亮，这么美好呢？”

　　“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比那种两层楼的‘两万户’房子要好，是灰瓦红砖墙的三层楼，可漂亮了。我们住在二楼，一层住了四户人家，左右两边是大间，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中间是两个小间，合用厕所和厨房。”毛时安对当时房屋的格局记忆犹新，“我们家有六口人，分到的是一南一北两间房的大间户型，中间的两个小间是新结婚的，一个是我父亲的徒弟，还有一个是我父亲车间里的青年工人。”

　　搬进新居后毛时安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上推开朝南的窗户，正好对着学校的操场，便能看到一片绿茵茵的草地。“每天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尤其是在秋天雾霭朦胧之际，学校的大喇叭里传出来几首歌曲，其中有一首是新疆歌曲《美丽的姑娘》，还有《二郎山》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放这三首歌。我从小接受的民族音乐教育，就是从这三首歌开始的。”

　　“到了夏天的夜晚，我母亲就会看着那银河闪耀、星光熠熠的夜空，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那时在家里就可以看见满天星斗闪烁不停，星星的光芒有的长有的短。”对如今的城市里早就看不到这样的夜空，毛时安感觉很是遗憾。

　　那时的鞍山新村，属于城乡接合部，四周都是农田。毛时安回忆，小时候去四平路二小读书，从鞍山新村出发，沿着阜新路一直走到彰武路，再进到同济新村，就感觉像长征一样路途遥远，每天来回都要经过一大片田野。“以前经常会一个人在田野里，拔一根蒲公英对着它吹气，看着蒲公英飞到天上，在蓝天白云下飘荡。有段时间我在杨浦区少年宫的文学班学习，结束回家的时候天都黑了，我一个人在那黑乎乎的田野间奔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耳边呼呼的风声，还有黑乎乎的小河在身边流淌，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高中毕业后，毛时安被分配去上海红旗电磁线厂工作。为了省下每月三元的公交车费给母亲补贴家用，他每天都是步行往返，从鞍山四村到位于军工路的工厂单程需要50分钟。“天不亮就出门，在一片漆黑中行走，等到天露微光时，能看见四周宽阔田野，身上微微发汗，听到大广播开始播送样板戏，还能听到远远传来五角场军营的起床号声。”

　　令毛时安最为感动的，是新村邻里间那种底层劳动人民艰辛生活之中的温馨互助。他提到，那时邻里每月会大家集资，然后用这些钱去买一些生活中急需用到、花销比较大的东西，解决一些家庭开支方面的问题。“工人新村的那些家庭，就是靠着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那时的工人新村就跟弄堂似的，我们家包了馄饨，他们家烧了排骨，都会去敲邻居家的门请对方品尝。邻里之间虽然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矛盾呀，闹些不愉快的事儿，但大家都不会往心里去。”

管新生：新家给了我“下马威”

管新生和女儿管燕草。他说，讲好工人故事，也是海派文学创作传统。

　　和毛时安一样，工人作家管新生也是在幼年时开始工人新村的生活。1954年10月，管新生的家从闹市区的常德路搬到了新造的工人新村——控江三村。“当时这些工人新村都是在城郊接合部建起来的。我记得马路对面就是坟地，还有碉堡呢，周围都是农田。”管新生说。

　　“我家分到控江新村，是因为父亲是烧电焊的技术工人。当时劳模分完房子之后，就轮到厂里的技术工人了。”管新生介绍，当时控江三村的房子是三角形尖顶的三层楼房，“一楼是水泥地，二楼、三楼都是地板呢。每个门洞基本上一层楼有四户人家，每家房间对面都配备有两个卫生间，其中一个是洗澡间，还有一个灶间以及一个阳台。只有两个卫生间，每天早上大家都要赶着去上班，上厕所的时候就会出现抢马桶的情况。不过那时住在一起的邻居之间关系都还挺不错的，这点小矛盾也影响不到啥，现在回想起来呀，那种生活气息还是挺浓郁的”。

　　管新生印象很深的是，搬家那天他出去玩了，结果在新村里就迷路了。“那个地方可大啦，每一栋房子之间的间距特别宽，不像现在有些房子挨得那么近。到处都是人和一样的房子，我怎么也找不到家了。我记得我家在三楼，是东边第一间，当时还亮着灯呢，可我就是找不到家，跑了好长时间才好不容易回到家。这也算是工人新村给我这个从弄堂房子里出来的居民的一个‘下马威’吧。”

　　虽然搬了新家，但是管新生和父母、奶奶，还有弟弟都挤在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里，活动空间还是显得捉襟见肘，有时睡觉都得在桌子上面或者下面。“当时的我们好像对生活也没什么太大的要求，只要能有个地方做事儿就行啦。那时我们这些小孩基本就是放养式的，没事就和附近的几家人家的小孩一起在家门口附近玩，到了中学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有语文、数学这两门主要课程，连外语都不算主课，所以感觉比现在的孩子要轻松很多。”

　　管新生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来，他还曾在控江七村生活过一段时间。这段生活经历，成为了他之后进行文学创作绵绵不断的素材来源。他认为，工人新村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和发展中留下的烙印，就是两个字——红色，因为这是党和政府专门给工人建造的，也代表了上海工人群体的奋斗精神。而现今对工人新村的旧改和原拆原建，是国家对工人群体关怀与重视的一种延续。

　　2019年，管新生以长篇纪实文学《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勾勒出自己和一代工人群体的酸甜苦辣，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对此评价颇高，认为作品填补了反映工人新村中上海工人群体面貌、探讨工业文明的文学创作的空白，称“缺失工人命运的海派文化是不完整的”。

刘翔：木地板让我有“翻身幸福感”

2023年5月，作家刘翔重返杨浦区228街坊。

　　每当来到杨浦区长白228街坊的上海工人新村展示馆，曾长期在上海公安系统从事宣传创作工作的作家刘翔，总是感慨万千，因为这里曾是他在少年时居住过的“两万户”。

　　刘翔最初的家是在松花一村7号14室。这是一间面积16平方米、两户合用厨卫的一室户，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父母结婚时，上海机床厂分配的婚房。因为祖父从老家来到上海带养年幼的刘翔，原本只是父母两人居住的16平方米房间因为三代同堂而变得空间狭小起来。

　　刘翔回忆，父亲和邻居商量，晚上能否在厨房搭个帆布床让祖父睡觉。邻居是父亲在上海机床厂的同事，得知他们家的困难后，很爽快就同意了。

　　刘翔依然记得，当时每天晚上两家人家吃好晚饭，将炊具洗净，隔壁邻居一般也就不再出入厨房。而祖父则将煤球炉封好后，再从房间里拖出一张帆布床在厨房里铺好，掏出一根一角三分钱一包的勇士牌香烟“呼吸”，或者在帆布床边上支起一个凳子，斟上一杯土烧酒，“沉醉”在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深夜，祖父睡得无比香甜而发出呼噜声，有时会“穿墙”而过，传入刘翔的耳中。

　　刘翔在松花一村一直居住到从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毕业，随着弟妹的出生，家庭成员的逐渐增多，20世纪70年代初，上海机床厂将他家的住房分配到了面积更大的长白二村105号10室。

　　从长白二村到松花一村并不远，两个新村距离只是隔了一大块农田。长白二村的住宅就是二层立帖式砖木结构的“两万户”。刘翔家的居住面积一下子从16平方米的单间，增加到了建筑面积在27平方米左右的一室半（房屋中间用木板一隔二），层次也从一楼上升到了两楼，缓解了三代人蜗居一室的窘境。

　　让刘翔颇有幸福感的是，新家房间地面上铺设的居然是木地板，与松花一村的水门汀地面差异巨大。“住在松花一村时，我便开始打地铺睡觉。夏天一张席子铺在水门汀上睡觉还是蛮爽的，但是冬天就透心凉了。现在虽然还必须打地铺，但能睡在偌大的‘木板床’上，这种由翻身感上升而至的幸福感，就绝对不是一点点，套用一下老牌歌星苏小明唱红的那首歌，就是《幸福不是毛毛雨》。”刘翔回忆道。

　　从入住长白二村的第一天起，刘翔就主动向父母要求承包拖地板的任务。“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拿着一把拖把，不停地在地板上来回拖擦。有时甚至还要拿一只板刷，跪在地板上刷洗。拖啊拖，刷啊刷，导致最后竟然连地板上的红色油漆都被我洗刷掉了。每每望着一尘不染的地板，我很有成就感。”

　　在长白二村的那些年，令刘翔难忘的是进门处上方的一个小搁板。“这个搁板是父母为了存放杂物而搭建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里面放置了不少书籍。我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经常趁父母不在家时，从小搁板里偷偷地将书拿出来，看完后再悄悄地把书放回原处。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些书名：《野火春风斗古城》《雷锋的故事》《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吉鸿昌》等，我的阅读习惯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养成的。”

　　在杨浦的工人新村，刘翔曾经搬过四次家，每段生活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也曾在多家刊物上发表过相关的回忆文章。作为当年“咱们工人新村里的年轻人”，他认为，在曾经居住过的工人新村里，有着他往事如烟不是梦的“城市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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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时安认为，话剧《暖·光》真切地表现了中国大地独有的工人新村的故事，这是一个被人们忽略而完全不应该被忽略的创作领域。记者｜刘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