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重塑：大学内迁与教育坚卓

　　炮火已至，教育与文明不能停歇。从1931年至1945年，14年抗战可谓黑暗岁月，然而黑夜之中，学习的烛光未曾熄灭。

　　2025年出版的《中国抗战》记录着：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这些高校在战争爆发后，或内迁，或联合重组，只为延续教育火种。

　　当年中国百余所高校，不仅为抗战最终胜利积蓄力量，更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人才储备；在日寇侵华期间，上海沦为“孤岛”，留守这里的知识分子，仍在夹缝中寻觅宝贵学习机会，努力维系教育的使命与价值。

　　大学内迁，教育坚卓，共同铸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后的精神力量。

保存文脉，高校内迁与联合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党史办主任汤涛接受《新民周刊》采访表示，要理解抗战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结合高校内迁、成立联合大学与中共创办系列高校等脉络来梳理。

　　近代中国高校在抗战时期的内迁，要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成为第一所内迁高校，开始了长达14年的迁徙。学校先到北京，后至西安，最后远赴四川。

1939年，大夏大学沪校静安寺路1051号重华新村校舍上课的学生们。

　　根据汤涛介绍，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28所高校，其中大夏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上海医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沪江大学、正风文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等过半高校，相继前往贵州、四川、重庆、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和云南等地。

　　四川、云南与贵州，“云贵川”代表的大西南，成为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主要腹地。在其中，又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于1938年在云南昆明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最为人熟知。

　　实际上在那段历史中，中国一共成立了6所联合大学。除了西南联大，还有一所西北联大，即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高校在西安组成。

　　今日之华东师范大学，其前身包括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后,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组建抗战时期第一所联大——“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并组团内迁，先往江西庐山，后安顿于贵州贵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于公共租界,与迁来的沪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等联合办学,成立了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

1938年6月26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举行毕业典礼，计大学毕业者8人，中学毕业者4人。图为张寿镛等与大学毕业生合影。前排左二起教务长文理学院院长容启兆、校长张寿镛、副校长商学院院长谢霖、副教务长薛迪靖。

　　193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4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9月，华北联大自延安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随后在晋察冀根据地办学。这所在抗日根据地成立的联大，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之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所有尚未撤出上海沦陷区的高校全部合并，撤退至浙江境内组建“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由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担纲主持。

　　同样在1941年，受太平洋战争影响，中国香港部分高校也曾一度内迁。譬如孙中山先生此前就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当年迁往成都正府街办学。

　　除了上述6所联大，汤涛告诉记者，抗战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批大学，为抗战及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宝贵人才。1936年，在民族存亡危急关口，中共作出了大规模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在前身中央红军学校基础上，于陕北瓦窑堡创办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抗大”成立之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还先后成立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延安大学、江淮大学等20余所学校，为中共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汤涛看来，14年抗战中，社会各界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付出，源自于一种朴素的共识。“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全国各民族在教育领域有共识，认为教育是保留中华文明的基础。知识分子普遍怀有强烈的教育救国的情怀。”

　　1940年，交通大学在重庆成立分校。1942年上海租界沦陷后，重庆分校随即升为大学本部，由小龙坎迁九龙坡。为满足抗战时期军事技术、工业经济等需求，交大新设航空系、造船系和电信研究所，服务抗战所需的航空、舰船、电信等军事技术。

　　大夏大学1941年在香港办分校时，受交通部委托开设电讯专修班，招收40余名学员训练电务技术，支援内地抗战急需；1943年，大夏大学受财政部盐务署所托，开办盐务专修科班，为国家培养盐务人才。

　　此外，内迁的高校，不仅保存文脉，培养急需人才，也为其战时所在地带去了积极影响，对当地的教育、经济与文化都作出了显著贡献。

　　汤涛告诉记者，1937年底，大夏大学内迁贵阳，成为贵州第一所本科院校。在黔办学期间，学校师生开展的有关贵州的民族研究，使这一领域得到一批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针对性培养了西南地区所需人才。校董张仲铭捐赠60亩良田作校基，校园后扩大至100余亩，十年间培养学生2352人，川籍学生占80%以上，有力促进了西南教育和经济发展。

　　1937年，同济大学校园毁于日军炮火，学校历经三年迁徙，最终于四川南溪李庄安下校舍。在李庄，同济医学院杜公振、邓瑞麟等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了当地民众长期食用土法熬制的食盐中氯化钡超标的问题，提出诊疗方案，治愈了当时困扰川南广大地区百姓的“麻脚瘟”。

夹缝求存，“孤岛”继续办学

　　1937年8月25日，《申报》上刊登了一则迁址开学通告，落款单位是当时的务本女子中学，即今日上海市二中学前身。当年正值务本女中建校35周年，学校已是“全国女校中素有声誉之学校”。然而残酷战争来临，学校也遭遇最动荡的岁月。

　　原定于当年9月1日在当时的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青年中学开学的务本女中，受日寇炮火影响，一直到10月7日才复课。这一年11月下旬，随着上海完全沦为“孤岛”，上海教育行政机构不能公开立足。“为尽可能对学校进行掩护，所有市立中等学校均改成私立。”

　　为此，务本女中正式改组，以务本女中创始人吴馨之字“怀久”为名，定名为私立怀久女子中学。凭借原有的良好办学名声与各类拨款，改组后的怀久女中校舍不仅扩充到了毕勋路和威海卫路两个校区，还进一步在各校区添置理化仪器及图书，使得图书馆及物理化学等相关实验设备更趋完备。至1938年秋季学期，怀久女中南北两校已具备图书馆、理化室、仪器标本室、实验室、成绩室、会客室和厨房等设施，此外还拥有21间教室，足够师生学习生活使用。

抗战初期被炸毁的务本女中黄家阙路主教学楼。

　　在抗战的大环境中，怀久女中的学生在读书的同时还不忘救国。她们除了组织战时服务团，积极从事后方工作之外，还坚持捐款捐物，为抗日救难献出自己一份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汪伪政府勒令所有在沪学校均须向日伪政府立案。此告一出，立即遭到怀久全体师生强烈反对。于是，本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私立怀久女子中学在1942年初上完最后一堂课后，由校长杨明晖宣布停办。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务本女中宣布复校。

　　从迁址到复学，再到改组直至停办，务本女中可以被视作“孤岛”时期留守上海诸多学校的缩影。

1948年美国航拍务本女中校舍。

　　据汤涛介绍，1937年11月中旬，光华大学大礼堂、东西院教学楼、男女生宿舍等校舍皆毁于日军炮火。校长张寿镛闻讯，伫立于大西路铁轨旁，遥望火焰潸然泪下，后又破涕而笑，说道：“我校为抗战而牺牲自当随抗战胜利而复兴也!”

　　张寿镛决定校本部继续在上海坚持办学，同时在西南创办成都分部。他把光华本部迁至公共租界汉口路华商证券交易所继续上课，弦歌不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要求各校向日伪当局登记。张寿镛当即表示：“我宁愿解散光华，决不登记。”此后张寿镛将光华大学名义暂行隐蔽，文学院改名为诚正学社，理商学院改名格致理商学社，附中改为壬午补习社，继续办学。

　　此外，张寿镛还在“孤岛”时期积极抢救流失的古籍。1940年，他与文教界人士张元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教授郑振铎、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藏书家徐森玉等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自1940年初到1941年底，同志会在两年之中共收购珍贵古籍15000余部。

　　在汤涛看来，纵观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历程，无论是大夏大学内迁途中的艰难跋涉与巨额损失，光华大学抵制日伪的气节风骨，或是师生们的浴血抗争，以及对难童的守护，这些故事始终提醒当下的师生：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更是精神传承；大学不仅要培养人才，更要守护民族的文化根脉与精神火种。

　　残酷的战争没有击毁中国的教育事业，更没有令中华民族消亡。历经战火洗礼的师生们，在危难中奋进，重塑民族精神。记者｜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