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弘：在最“笨”的剧组，用真实交换角色

　　第一次去见郑大圣导演时，袁弘穿着便装。但郑大圣说，自己看到的是一个三四十年代的读书人。

　　郑大圣导演的新片《密档》讲述了发生在1942年的一段上海传奇：一群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妥善保管2万份中共中央早期文件（中央文库）。袁弘饰演的徐书亭就是其中之一。他和他的妻子像大海中的两滴水，隐匿在弄堂深处，默默无闻地，作出“备交将来，我们天下”的壮举。

　　听完故事，袁弘说：“血已经沸腾了一半了。”

　　8月28日，《密档》公映。公映前，袁弘在上海影城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学了不少“手艺活”

　　织毛衣，生煤球炉，拆墙补墙刮腻子……拍摄《密档》，让袁弘体验了许多过去从没做过的“手艺活”。

　　还没进组，他就开始学着打毛衣。家里人在一块儿过年，休闲时别人都在打扑克，他让妻子张歆艺教他打毛衣；等到进了组，主创们一起围读剧本，他还在见缝插针地打毛衣，片中他妻子的扮演者李妍锡佩服地说：哥，你毛衣打得比我好多了！我只会打平针。

　　而袁弘不但要打平针，还要把毛线织出各色花样来——这是编剧的匠心，让地下工作者通过毛衣的纹路来接头——毛衣编织图册就是他们的密码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花样，袁弘织了拆，拆了又织。

　　等到进了组，他又尝试着生煤球炉。老式煤球炉的火不像现代灶台，拧一下就能调大调小，炉膛也有自己的脾气，煤球甚至不是蜂窝煤，要一个个手搓，点燃，看着火慢慢升起来……

　　电影里的徐书亭生活在1942年上海的一条里弄：小沙渡路52号。上海弄堂里的生活没有秘密——谁家多吃了一条鱼，谁家欠了两个月房租交不上，全都被邻居看在眼里。徐书亭想要藏身人海，就必须像弄堂里最普通的一个居民一样生活，自己动手，烧煤炒菜。

　　还没开拍，导演郑大圣就给袁弘出了第一道题：如果徐书亭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他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对袁弘说：“没有一个人比演员本人更了解角色。”演员不是等着美术组把场景搭好，再走进摄影机为他安排好的位置——他需要参与把这个家做出来，需要先在其中生活。

　　于是，床怎么摆，柜子放在哪里，书桌朝向哪一面墙，墙上是否有裂缝，厨房里的锅碗怎么放，窗边能不能看到邻居家，哪一处地方适合藏东西，哪一样物件能够在危急时刻遮挡视线——这些自主权都交给了演员。

　　“当你真实地去布置那个家的一草一木之后，你会由衷地相信，那就是你的家。”袁弘说。以至于后来，有工作人员不小心在他“家”里踩了个脏脚印，或是乱扔了一张纸，他都会从心里感到不舒服。“就真的心里难受，觉得你怎么能在我们家随便扔东西呢？”

　　这些看似“多余”的准备，在袁弘看来，恰恰是表演的核心——演员所有的设计都应该发生在拍摄之前。当摄像机开始转动，当他站在那个自己亲手布置的房间里，他要做的，反而是把所有设计都放下。

　　电影里那个最为艰巨的任务：在墙上开个洞，把文件藏进去——实实在在地拍了两个大夜。袁弘熟练地用老式手摇钻，在不能惊动邻居的寂静中，一点点凿开墙壁，挖出木条，再恢复原样，用腻子悄悄糊上。等到最后一张缎面墙纸贴平整，他半蹲着的腿都已经微微发抖。这是袁弘现学的泥瓦匠手艺。“你只有真的去做了，才能够跟这个角色感同身受。”

一个用“笨办法”的剧组

　　《密档》是一部谍战类型片，但它又几乎摒弃了所有观众熟悉的谍战片元素。用袁弘好友胡歌的评价来说：“如果别的谍战片是大开大合的外科手术，那么《密档》就是望闻问切的中医。”作为作者型导演，郑大圣追求的不是强情节的刺激，而是一种日常之下的心理暗战。

　　袁弘饰演的地下工作者徐书亭，首要任务不是杀敌或窃取情报，而是“消失”——他需要藏起锋芒、学识、信仰，甚至藏住一个正常人的情绪波动，成为弄堂里“最不起眼”的那个人，将自己彻底融入上海石库门的市井烟火。

　　在如今这个追求“炸裂式演技”和短视频一分钟一个“高能反转”的时代，这无疑是一次冒险。对于演员来说，这种要求“藏”起来的表演也很难——他要求演员的表演必须无限贴近真实。

　　为了抵达这份真实，剧组采用了一种在当今快节奏商业制作中堪称奢侈的“笨办法”——提前让所有演员进组，不仅体验生活，还要即兴练习。“光围读剧本就有四遍，逐字逐句地讨论、推翻，再讨论。”

　　进组前，导演就给每个演员发了一个网盘，里面是海量的历史资料、音视频、手稿，应有尽有。资料是为了让演员了解“中央文库”的历史；音视频是为了让演员模仿1940年代上海人的步态走姿和口音。

　　“其中还有不少当年的报纸杂志，我记得有一份报纸还有个连载专栏，详细记录了每周的时令菜、菜价。我们可以据此参考，判断当时我们家是不是买得起这个菜，家里饭桌上有没有可能出现。我到现在还能记得一些菜和菜价。”袁弘说，“可能有人觉得这太‘龟毛’了，没必要；但正是这些大量的细节，帮助建立起演员丰富的内心和对环境的认知度。”

　　就这样，演员们提前生活在了1942年的上海弄堂。

　　“现在是早上，你们这栋楼的人起床了。”当导演发出这样的规定情境，袁弘和搭档们就开始了“即兴练习”：“演员们在各自的角色里自由生活。谁做饭，谁打水，出门碰到邻居会聊什么……一切都充满了未知。”

　　在这样的创作氛围中，每个演员都铆足了劲要去丰满自己的人物。袁弘和戏中妻子的扮演者李妍锡分别为自己扮演的人物徐书亭和沈玉琳撰写了人物小传——而且，在不让对方知道的情况下，写下了如何与对方相识相恋的过程，随后，再互相交换着看——用袁弘的话说，这是为了“对齐颗粒度”。

　　在另一次即兴练习中，导演又设定了新的情境：夫妻二人在身份暴露后躲进安全屋，妻子不顾一切地要去找失踪的女儿，丈夫则必须拦住她。虽然这段戏最终并未出现在正片里，但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却真实地发生过。

　　“那一刻的痛你感受过了：不管是她对我的怨恨，还是我对自己的自责，它就是真实发生过了。”袁弘认为，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练习，让人物的一些经历“长在了自己身上”，才能在最终的表演中被带出来。

墙上的洞用来藏“密档”，袁弘亲手挖开又亲手填上。（图片为上海电影博物馆复原展出场景）

剧本之外，碰撞火花

　　正式开拍以后，导演郑大圣告诉演员们：“我想再看看你们演剧本之外的东西。”

　　他要求演员，不要把自己的表演设计告诉对手，不让对方有任何预判。现场也没有精确的走位要求，灯光和摄影机跟随着演员们的真实反应移动——这让拍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也迸发出了惊人的火花。

　　“导演有点像用拍纪录片的方式。”袁弘说，“我们有很多的即兴表演，包括我在饭桌上对江湖混子的奉承、我和妻子的争吵……即兴表演不是空中楼阁，我们之前所有的体验生活、即兴练习，都是在夯实基础。在这个扎实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有后来的即兴演出。”

　　那一场夫妻间情绪彻底爆发的戏，导演喊了“开始”之后，袁弘完全想不到，搭档李妍锡会突然狠狠抽了自己一嘴巴。那个动作源于她对两人共同过往（因为执行任务导致女儿失踪）的无限悔恨，一种积压已久的情绪瞬间决堤。“我不知道她会那样演，我完全不知道。”紧接着，袁弘下意识地抓起手边的毛衣棒针，猛地扎向自己的大腿，把针都拗断了——这个同样不在剧本里的动作，是他作为内疚自责的丈夫，在那一刻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个宣泄出口。

　　两个演员之间，没有任何预设的节奏和设计，只有最原始、最真实的感受在碰撞。袁弘的妻子张歆艺后来在看片时，看到这一幕泪流满面。“这个太让人心疼了。”她说，“因为是最真实的。”

　　在袁弘看来，徐书亭这个角色的内心压力，是他演过所有的角色里最深最重的：“机密资料藏在几个樟木箱里，这几个箱子就像是在徐书亭的枕头下面放了一捆炸药包，随时可能会炸，无时无刻精神不是紧绷的。更不用说，还有76号特务组织的人日查夜查。真的，我有想过，我要是徐书亭的话，我每个晚上恐怕都是睡不着的。”

　　而他不仅要呈现这种内部压力，还要在危急关头巧妙斡旋，轻轻地将外部压力卸下——有一幕，绝密资料的目录《开箱必读》就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徐书亭和沈玉琳夫妇在谈笑风生间，悄悄化解了这场本来足以致命的危机——妻子递水、换书失败、递来剪刀；丈夫接力，以扇换书，调虎离山……一番动作行云流水，配合默契，也都是演员们的临场发挥。“你必须做到不留痕迹，”袁弘解释说，“而不是故意地、很帅地去做那些动作。”

　　“扔掉剧本”，真正活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剧中人。导演郑大圣笑说，这是对演员的压榨。袁弘却很享受这种“压榨”，他感恩地说：“这是我从事演员这个职业20年来最特殊的一次创作，从来没有过。甚至可以说，这种拍戏方式，我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

把偶像包袱一点点丢掉

　　袁弘并不避讳自己早年有过偶像包袱。

　　“刚开始拍戏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

　　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那会儿，他因俊朗的外形、书卷的气质，迅速在古装剧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从《射雕英雄传》里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杨康，到《步步惊心》里洒脱不羁的十三阿哥，很长一段时间里，“帅”是他身上醒目的标签，也是一种无形的束缚。

　　“当时古装剧的那个创作氛围，就是要好看，就是要帅。”他回忆说，“特别是古装仙侠，你就是要帅——要特别留意：一个回头怎么样才帅，一个挥剑收剑动作怎么样才能够把它做得好看。”

袁弘在《射雕英雄传》里饰演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杨康。

　　这种对“好看”的追求，既是特定题材和市场审美的产物，也是年轻演员必经的阶段。然而，随着阅历的增长，袁弘开始对更多的美学标准有所追求。

　　“原来不是那样的才是美的。”他说，“你开始觉得，真实的东西是具有美感的，哪怕它有瑕疵，哪怕它不完美，但那样的东西才是更能够打动人的，才是更有感染力的。”

　　在建立了新的审美认知之后，袁弘的演艺道路发生了转变。

　　2015年，他减重20斤、晒黑了皮肤、学会了陕北方言，把自己变成了路遥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在外形上，他彻底褪去了都市感，一头扎进黄土地；在内心中，他演出了人物的倔强、对知识的渴望和面对苦难时的坚韧。这个角色为他赢得了业内的广泛认可，而袁弘也完成了从偶像派到实力演员的一次重要跨越。

　　如果说孙少平是他主动向“真实”靠拢的一次重要实践，那么《密档》中的徐书亭，则将这种追求推向了另一个维度——在一个抽象、解构盛行的时代，去饰演一个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潜藏的人，对演员本身同样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这种对“真实”的追求，也从戏里延伸到了戏外。

　　生活中，袁弘总是给人一种“松弛”的印象，不争不抢，却并非钝了锋芒；不骄不躁，把情义看得比名利更重。

　　他如此解释“松弛感”的价值：“松弛可以让我更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身边的周遭事物——因为你如果紧张的话，你的感官是被封闭起来的，你的表演也是。”

　　一位朋友曾经对他说：“东西丢了，就不要再找了。”这句话让他记在心头：“我觉得对我的启发很大。我开始学着不为已经过去的事情焦虑，也不为将来的事情担忧，专注于当下，活在当下。”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对“好演员”的定义也在不断演变：“刚毕业时没有太多认知；后来觉得，非常职业、非常规范的是好演员。而现在，看过越来越多的戏，对生活、文学、美术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觉得好演员就是两个词：真实、生动，万变不离其宗。”

　　《密档》杀青后，有些东西永远留在了袁弘身上。

　　电影里，中央文库的目录《开箱必读》上，有瞿秋白写下的八个字：“备交将来（我们天下）”。袁弘说，他从中看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

　　角色对于袁弘而言，不是穿上又脱下的戏服，而是一段段曾经真实经历过的生命。“他们在你身上留下痕迹，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然后你带着这些痕迹，继续走向下一个路口，下一段人生。”

左图：《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质朴踏实。右图：《步步惊心》里洒脱不羁的十三阿哥。

结婚十年，一个变成了三个

　　电影里，徐书亭有志同道合的爱人沈玉琳；电影外，袁弘和张歆艺结婚刚好十年整。

　　袁弘坦言，如果没有过去十年的婚姻，他可能无法真正体会到角色的许多情绪。“婚姻增加了很多我对生活的理解和认知，还有对自己、对于人的理解和认知。你不再是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你是一个变两个人，然后后面又变成一个家庭。”

袁弘、张歆艺夫妇今年已经结婚十年。

　　当年张歆艺怀孕时，在微博上分享B超照片，幽默地称宝宝为“袁家坨坨”。后来两人的儿子出生，小名就叫“四坨”。

　　儿子的降临改变了袁弘的生活流程——

　　只要人在北京，没有非去不可的工作，袁弘都会亲自接送孩子上下学。他说自己很珍惜每天在车里的时间：“开着车，放着我和孩子喜欢的音乐，聊聊学校里的事。公司的同事都知道，给我安排工作要尽量避开这个雷打不动的时间段。”

　　他和张歆艺同为演员，两人经常会切磋交流演技——不过不是向对方提意见，而是一起看影视剧，分析讨论某场戏为什么让人相信、某个演员的表演为什么动人。他们曾经合作了包括《我们相爱吧》《解忧公主》《穿越谜团》《泡芙小姐》《妻子的浪漫旅行》在内的多部电视剧和综艺，当需要讨论彼此的演技和表演方式时，袁弘和张歆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与其分析，不如去鼓励。

　　拍摄《密档》期间，张歆艺多次飞来上海探班。“她非常羡慕我们的工作氛围。”在看过《密档》的其中一个剪辑版本后，张歆艺对袁弘说：“这是我看过你最好的表演。”

　　转述这句话时，袁弘显得有点得意又有点害羞：“她可能是为了让我开心吧。”

　　虽然如今一家人定居在北京，但袁弘读书期间和毕业后，在上海的新式里弄里也住过好多年。“以前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人，住的也是那样的环境——上海叫弄堂，武汉叫巷。”他至今仍然记得邻里间的故事，就像电影里的小沙渡路52号一样，有鸡毛蒜皮的摩擦磕碰，也有守望相助的温暖。“比如下雨了，邻居会帮你收衣服。有时候你真是觉得，远亲不如近邻。我现在听到上海话，也觉得很亲切。”记者｜阙政

链接：袁弘小传

　　袁弘，知名演员，1982年8月23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2001级本科班。凭借《射雕英雄传》中“杨康”一角崭露头角，因在古装剧《步步惊心》中饰演“十三阿哥”胤祥获得广泛关注。代表作包括电视剧《生命树》《远大前程》《平凡的世界》，电影《密档》《热搜》《平原上的火焰》等等。2016年与演员张歆艺结婚，育有一子，小名四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