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宋瓷方是瓷』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由此增至61项。这是《世界遗产名录》第一次收录“瓷”这个主题。一块瓷土，在景德镇人的手中，慢慢长成一座城、一个产业、一种影响世界的文明。

　　当我们追问中国瓷器究竟在哪个时代抵达第一个高峰，几乎所有答案都会指向同一个词：宋。中国陶瓷艺术发展至宋朝，突破唐代“南青北白”几近垄断的局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呈现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迎来陶瓷史上的黄金时期，宋瓷名窑遍布南北。宋瓷，和宋词一样，成为两宋文化艺术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宋代是“瓷都”的起点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不在某座博物馆里，它是一片大地。江西省东北部的丘陵地带，瓷石与高岭土藏于山中，昌江的水路从中穿过。十个世纪以来，景德镇人只做一件事：把泥土变成瓷器，再让瓷器走向世界。

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摄影/张坚军

　　景德镇制瓷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宋代，景德镇的名字，本身就与宋代直接相关。这里地处昌江之南，唐代称昌南镇。公元1004年，宋真宗改元景德，因喜爱当地烧造的青白瓷，将年号“景德”赐给昌南镇作地名，并命瓷器底部落款“景德年制”，天下自此称其为景德镇。以皇帝年号命名城镇，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景德镇的“瓷都”之名，是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宋，是中国制瓷的第一个高峰，也是这座瓷都的起点。宋代以前，中国制瓷中心分散各地，唐代以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为南北代表。而景德镇真正崭露头角，恰恰是在宋代。

　　宋代的景德镇，烧造的是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后世俗称“影青”。这种瓷器胎薄釉润，青中泛白、白中闪青，透光能见釉下纹影，被称作“假玉器”。代表窑场是景德镇东南的湖田窑，始烧于五代，在宋代达到鼎盛，是景德镇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古窑场。湖田古窑址见证的10至13世纪，正是景德镇融合南北制瓷技术、稳定烧出青白瓷的年代。

　　南宋时，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南方青白瓷窑系逐渐形成，安徽、福建、广西等地也纷纷烧造同类瓷器。此后，13至15世纪创烧青花瓷，明清两代设立御窑厂，17至19世纪又发展出珐琅彩、粉彩等品种。申遗所涵盖的，正是这条从宋代起步、延续到19世纪的完整发展线。

宋瓷名窑最绝是“天青”

　　清代乾隆皇帝对宋瓷的评价，是理解宋瓷地位的一个参照。乾隆一生作诗四万余首，其中咏瓷诗近两百首，几乎遍及历代名窑，咏汝窑的有七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北宋汝窑青瓷盘，盘底刻着他的御题诗：“周尺将盈尺，宋瓷方是瓷。晨星真可贵，劫火未曾亏。”

　　“宋瓷方是瓷”。见惯了天下奇珍的皇帝，用最直白的一句话，把宋瓷抬到了别的朝代之上。这话有偏爱，却道出了一个流传千年的共识：宋代制瓷工艺炉火纯青，是我国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宋之前，瓷是陶的升级；宋之后，瓷成了工艺的炫技。唯有宋代，把瓷做成了刚刚好，技术成熟，审美克制。

　　宋代名窑众多，后人常用“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来概括。按窑场出现先后，定窑最早，窑址在河北曲阳，北宋时已大量烧造白瓷，一度成为宫廷用瓷。官窑与王朝迁移相关，北宋官窑设在汴京，南宋迁都杭州后，又设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烧造青瓷。

定窑白釉印花云龙纹盘。摄影/张坚军

　　各窑工艺特点也不相同。汝窑烧天青釉，釉面温润，被列为五大名窑之首，窑址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古属汝州。官窑烧青釉，胎土含铁量高，口沿釉薄处露出紫色胎，底足露胎处呈铁黑色，称为“紫口铁足”。哥窑釉面有开片，粗纹呈黑色、细纹呈黄色，被称为“金丝铁线”，本是烧造缺陷，后来成为标志性装饰。钧窑窑址在河南禹州，烧乳浊釉，入窑时是一种颜色，出窑后釉面会出现天蓝、玫瑰紫等不同色彩，称为“窑变”。定窑以白瓷为主，胎薄釉润，素净得近乎寡淡。

　　五大名窑只是后人挑出的代表。宋代的窑口远不止这五处，龙泉窑的青瓷、耀州窑的刻花瓷、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瓷、建阳窑的黑釉盏，各据一方，各有拥趸。

　　五大名窑里，汝窑的地位最特殊。关于它的釉色，流传着一个著名的传说：宋徽宗赵佶梦见大雨过后，天空云破处透出一抹天青，醒来写下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让工匠照着烧。传说未必是真，颜色却真实地存在。

　　天青釉的奥妙在一个“等”字。据说要在烟雨天开窑，空气的湿度参与釉色的形成，雨过天晴，青中带灰、灰中透蓝，光线一变，它也跟着微微地变，像活的一样。器物多采用满釉支烧，器底留下的支钉痕细小如芝麻，被称为“芝麻钉”；釉面在放大镜下可见细密开片，俗称“蟹爪纹”。这些特征成为鉴定汝窑的重要依据。

　　艺术家皇帝赵佶善书法，创瘦金体，好丹青，开画院，又信道，讲究清净无为。道教崇尚自然，玄青之色近于道，一抹天青，恰好安放了北宋末年那个朝代的向往。

　　汝窑的鼎盛前后不过二十年。靖康之变后，窑毁技绝，天青成了绝响。它像一朵只开二十年的花，盛开即凋，凋谢即成传说。如今全球公认的传世汝窑器不足百件，乾隆诗中“晨星真可贵”五个字，说的正是这份稀少。收藏界有句老话：“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窑一件。”2017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洗，二十多分钟里被叫价近三十次，最终以2.943亿港元成交，创下中国瓷器的世界拍卖纪录。

　　其实早在南宋，汝瓷就已身价惊人，《武林旧事》记高宗到清河郡王张俊家做客，张俊一次便献上十六件汝瓷。方文山为周杰伦作词的那首传遍街巷的《青花瓷》有“天青色等烟雨”一句，不少资料指出等的其实也不是青花，而是这抹千年前的汝窑天青。

含蓄简淡中的宋代审美

　　热闹不是宋瓷的追求，内敛与含蓄才是。宋代五大窑，五种脾气，却都收敛在一道釉色、一条弧线里。各据一方的林立窑口，却共享同一种气质：无论官窑民窑，都收敛、都克制，都不以繁复取悦人。这是整个时代的审美共识，不是某座窑炉的偶然。

　　往前看，唐代的审美是浓烈的。唐三彩黄绿褐白，斑驳得像一场狂欢。金银器流光溢彩，把富贵写在了脸上。宋人却像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把浮华一层层剥掉，只留下最素净的东西。这种转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宋代崇文抑武，文人趣味因而成为主流审美。理学兴起，“格物致知”让士大夫习惯于从万物中求索道理，也把一种内省的气质注入审美。苏轼在《与侄书》中论文章艺术曾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宋瓷正是这句论断落在器物上的注脚。

南宋龙泉窑青釉堆塑蟠龙莲瓣纹盖瓶。摄影/张坚军

　　宋人的审美是相通的，含蓄、留白在宋代被普遍视为高级的表达方式。山水画里，马远、夏圭爱画一角一隅，大片留白，天高地远。宋瓷同样以“少”取胜，一件器物，往往只有一道釉色、一条弧线。宋徽宗办画院，出的题目常是一句诗，比如“踏花归去马蹄香”，画家不画花，只画一只蝴蝶追着马蹄飞。懂了这种含蓄，也就懂了宋瓷。

　　但极简绝不等于简单。宋瓷看似素面朝天，线条、比例、釉色却一丝不苟，对工艺的要求很高，稍有差池即为废品。釉色越单一，越考验配方和烧成控制。它把功夫藏了起来，只留一个从容的外表，正如苏轼评陶渊明诗所言，“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表面枯淡，内里丰腴。这种美不靠堆砌，而靠分寸，不靠抢眼，而靠耐看。

　　宋代的器物从青铜礼器手中接过盛器的位置，却消解了青铜那种凝重的神秘感，让器物走下神坛，其更接近日常使用。器物不抢人的风头，颜色不刺人的眼，日常的点缀恰到好处，多一分则闹，少一分则寡。这种内敛不是压抑，而是一种自信，自信到不需要用繁复来证明自己。

　　宋人把器物称作“案头清供”，意思是摆在案头、可供赏玩的物件。文人书房里的砚台、笔洗、香炉，既是实用器，也是把玩的物件。生活器物在这里承担了日常使用和审美观照的双重功能。

　　这种审美背后，是一整套关于“人应当如何活着”的想法。理学讲“道器合一”，器物不再只是器具，而是可以观照内心的镜子。宋人把器物的品格和人的品格看作一回事：器正则心正，器雅则人雅。所谓的格物，格的不只是物，也是人心。

宋瓷之美的当代回响

　　世界对东方美的想象，很大一部分，是从这些宋瓷的釉色里长出来的。

　　宋瓷的影响延续至今。在国际上，宋瓷是各大博物馆的常设主题，仅汝窑瓷器就分散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机构。201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时举办“清淡含蓄”汝窑瓷器展，展出传世汝窑珍品，引起广泛关注。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那件南宋曜变天目盏，釉面呈现蓝色光斑，被称为“天下第一盏”，列为日本国宝。千年之后，这抹天青仍在世界各处安静地发光。

北宋定窑酱釉盏托。摄影/张坚军

　　这也是景德镇申遗的意义所在。它认领的不只是一段窑火，更是一种文明的表达方式——把泥土烧成美，把美做成日常，再把日常过成诗。千年前的窑工未必想到，他们手下一件件普通的器物，会在21世纪被郑重地写进《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名录上那个迟来的“瓷”字，是千年前窑火在今天的一缕回音。

　　在国内，近年“宋式审美”被频繁提及，几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极简的家居、素雅的茶席、留白的包装，骨子里都有宋瓷的影子。宋瓷的素净与克制，在强调效率的当下提供了一种对照。

　　宋瓷的美，早就不属于任何一个朝代，而属于所有懂得凝视它的人。人们追捧它，或许正是因为它替这个喧嚣的时代，守住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我们迷上的，不只是一道釉色，更是那种不疾不徐、自足自洽的生活态度。这是宋瓷穿越千年，仍能打动我们的原因。

　　雨过天青，等的是天晴，也是懂得的人。一抹天青安静地立在那里，像一句轻轻的提醒：有些东西，慢一点才有味道。在今天这个一切都讲求更快、更多、更响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一抹可以慢慢看的颜色。记者 一 刘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