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瓷都：千年景德镇

　　8月末的景德镇，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热。阳光炙烤着空气，万物似乎都在发烫。但真正灼人的，或许并非只有温度，还有陶溪川夜市灯光下涌动着的游人，街边匠人在素坯上勾勒时眸光里的专注，那些停烧多年的古窑址，砖缝间仍不息的热浪。

　　一个月前，景德镇的这炉千年窑火，在韩国迎来了再一次的璀璨燃烧——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也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以瓷业为主题的遗产空白。近日，记者循着泥与火的踪迹，来到世遗之城景德镇，探访这座千年瓷都的过去和未来。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申遗，十年磨一剑

　　景德镇西临鄱阳湖，北靠长江，全境山峦起伏，森林茂盛，河川纵横。

　　这座城市设镇于东晋时期，汉代时，这里的先民便依山建窑、临水烧陶，开启本地制瓷历史。至唐代，昌南镇制瓷已有较高水准。宋代初期，皇家瓷器库就收藏了昌南镇的青白瓷供朝廷使用，引朝野青睐。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真宗帝遣官制瓷，贡于京师，并且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给昌南镇，此地遂因至精至美之瓷名扬天下，瓷业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经济支柱、立镇之本。

　　到了元代，全国各地窑场逐渐衰落，唯有景德镇一枝独秀，创新发明了“二元配方法”，解决了传统瓷胎易变形、难耐高温的技术瓶颈，大幅提升了瓷器的白度、硬度与细腻度。于是官窑浮梁瓷局在景德镇设立，采取“官监民烧”的方式，又创烧出惊艳全球的成熟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霁蓝等陶瓷新品种，迎来了五彩缤纷的彩瓷时代。

　　明、清两代，随着御器厂的建立，官窑和民窑相互促进，蓬勃发展，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民国时期的景德镇，则涌现出以王琦、王大凡为首的一批新粉彩画师“珠山八友”，又设立了中国陶业学堂，开创了中国陶瓷教育的先河。

　　一座以单一陶瓷产业支撑一千多年的城市，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绝无仅有，景德镇想要申遗，那还不是顺其自然？实际并非如此。

翁彦俊。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长翁彦俊自景德镇申遗工作开展之初，便作为考古人员参与其中，他告诉《新民周刊》，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和600多年的御窑史，遗存丰富不足为奇。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从那么多处遗存中，凝练出一套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申遗叙事。

　　2015年，思路很清晰——御窑遗址。御窑厂是明清两代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的窑场，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制瓷技艺的最高水平，也是景德镇瓷业文明的精华所在。在很多人看来，这已足够分量。

　　但申遗从来不是把有价值的遗存报上去就行。翁彦俊回忆，景德镇申遗最早只限定明清御窑，2017年列入预备名单后，团队集中完善材料。然而随着研究深入，一个越来越清晰的问题浮现出来：御窑，讲不完景德镇的故事。

　　“一开始，我们觉得御窑申遗，有名气、有分量，够格了，但后来发现，光讲御窑，就会漏掉很重要的民窑。无论是‘官搭民烧’的生产方式，还是人才、原料、技术的流动，官窑与民窑早已深度绑定，无法割裂。于是，申遗范围从御窑厂扩大到了景德镇窑址申遗；但这还不够，民窑之外，还有产业的上下游，行帮会馆等生态，这一切也应被纳入申遗叙事，于是思路又从窑址申遗转向‘瓷业文化景观申遗’，但文化景观也不足承载全部。”翁彦俊介绍，景德镇申遗主题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最终，团队凝聚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蛟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完整涵盖原料和燃料开采、加工、生产及运输等环节，展现了景德镇宋、元、明、清900多年连续发展的瓷业脉络。

　　一个“业”字，把物质和非物质、地上和地下、自然与人文、遗址与技艺、生产与信仰，全部串联了起来。“它从一个点，变成了一个面，再变成一座立体的、活态的城市共同体。这背后的每一次转变，都是对景德镇价值认知的一次升级，也恰好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翁彦俊表示，中国已有的世界遗产中从来没有过产业遗产，在全世界也属罕见。“从2015年1月第一版文稿，到2025年1月最终定稿提交，景德镇花了十年，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完整、最真实的样子。”

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陶瓷作坊晾晒素胎。

命中注定是瓷都

　　站在昌江边的三闾庙码头旧址上，景德镇市地名学研究会会长、御窑博物院副研究员白光华表示，景德镇的自然禀赋，从一开始就是为瓷而生的，就如他叫白光华，注定会与陶瓷有解不开的缘分：“白”是胎色，“光”是釉面的莹润感，“华”是器物呈现出的光彩与质感。

白光华。

　　他的手往远处的山峰一指，告诉记者，那里是景德镇盛产瓷石所在。

　　瓷石是制瓷的核心原料之一，常被称为“瓷之骨”。景德镇一带出产的瓷石，质地细腻，含铁量低，洁净透亮，触感滑润，与普通山石的粗粝截然不同。过去为了采石，先用火烧岩壁，滚烫后再泼冷水，石头热胀冷缩，便自己裂开了。

　　制瓷所需的另一种优质原料是高岭土。

　　高岭是江西浮梁县一条山脉的名字，700多年前，古人在此发现了矿物原料，进而发现将高岭土与瓷石按比例混合烧制瓷器，可使瓷器在13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窑火中不变形，烧制的瓷器胎体坚硬，釉面光润，一举破解了景德镇此前难以稳定烧制大件瓷器的难题。后来，“kaolin”（高岭土）一词便成为全球通用的矿物学标准术语。

　　景德镇自然植被茂密，木本植物有95科350种，优势种群马尾松燃烧火焰长，是烧窑的理想燃料，能让窑内温度均匀持久。窑柴由宗族世代经营，种砍轮替，保障燃料的可持续供给。

　　景德镇境内水系发达，主流昌江，源自安徽祁门，经浮梁自北向南穿城而过，流入鄱阳湖，是当地的“母亲河”。昌江除有东河、南河、西河、北河四条支流外，还有五十多条小支流织成纵横交错的交通河网。原料和燃料顺水运至镇区各大窑场，一套以水系串联的原料供应链，在数百年间高效运转。

　　昌江河东西两岸遍布的码头各有分工，繁忙有序。清代郑廷桂在《陶阳竹枝词》中说道:“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码头柴槎各分堆，伙计收筹记数来。”也可窥见这条水上交通运输线的繁忙盛况。

　　因为出生在景德镇，又一直在文博系统工作，白光华比非业内人士更加了解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价值。他曾经骄傲地套用嘉仓央措的话说：“景德镇，你来与不来，它都在这里；申不申遗，它都是世界瓷都。”

　　不过，参与申遗工作后，他改变了想法。“通过申遗文本的编写，申遗专家、各类文化学者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价值有了更加立体、全面、深入、系统的阐述，让我们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价值的认知具象化、接地气，更加科学、平实。在文化遗产面前，我们这些专家，其实是‘小学生’。”

　　烧制瓷器时，窑炉里有些位置温度不够高，烧不成瓷器，工匠舍不得浪费热量，便在这些位置码上砖坯，顺带着烧出一批批窑砖。白光华指着其中一块窑砖，记者细看，上面有一个圆形LOGO。

　　“这些压纹，是刻在窑砖上的商标。”原来，这是他近十几年走遍街巷里弄后，偶然发现的印记，如今他已陆续辨认出圆圈纹、葫芦纹、双钱纹等14种图案纹样和“上用”“冯亮记”“蔡也记”等30余种文字窑砖。“只要对文化遗产有足够的虚心、耐心、爱心、敬畏心，就会得到它的反哺。”白光华说。

　　白光华还收集了另一种几乎被遗忘的建筑细节——陶瓷门牌。是的，景德镇的门牌号都是用瓷做的，这些门牌仿佛“城市的年轮”，每一块都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与生活——“瓷器街”曾是景德镇最繁华的瓷器集散地；“龙缸弄”记录了明代“官搭民烧”的特殊烧造模式；“笔家弄”因宋代住户以制作瓷用毛笔为业得名……白光华告诉记者，每一个地名都对应着一个生产环节或行业分工。这种高度产业化的命名逻辑，在全国城市中极为罕见。

国际范的创新力

景德镇窑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罐。摄影/张坚军

　　如果说景德镇的资源禀赋给了它以瓷为业的基础，真正让景德镇脱颖而出的，则是它不断包容、吸收内化的创新力。

　　江水通五洲，昌江瓷业水运河道连接着东西方的海上航路，景德镇自古就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早在宋元时期，景德镇瓷器就随泛海贸易的船舶远销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和东非，输出的国家和地区达50多处。

　　青花瓷的出现正是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青花”之“青”来源于氧化钴，又被称为“苏麻离青”。自唐代起，钴料沿丝绸之路从西亚传入中原，成为制造青花瓷的核心原料。随着色料一同改变瓷器风格的，还有纹饰。

　　这些纹饰多源于异域文化，经中国工匠的审美改造，彰显景德镇陶瓷的国际范。

　　波斯的缠枝莲、古希腊古罗马的卷草纹、印度的宝相花传入后，与中国传统莲纹、牡丹纹融合，形成中西合璧的缠枝花卉纹；西域的狮子、孔雀、羚羊，在同一器物上与中国龙、凤、麒麟并存；菱形纹、回纹、联珠纹被大量采用，中国工匠将其与云纹、水波纹结合，用于器物口沿、底足的辅助装饰，既符合伊斯兰审美，又增添东方韵味。最具代表性的是土耳其托普卡帕宫藏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既融入了伊斯兰艺术中的连续纹样构成法则，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兰叶描”“铁线描”技法，笔触酣畅恢宏大气，展现了极高的审美及制作工艺。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景德镇瓷器在世界各地，特别在欧洲，不仅作为日用品受到民众的喜爱，还成为王宫贵族夸耀财富的手段，贵重的景德镇瓷器被欧洲人称为“白色黄金”。

　　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全国各地艺人工匠、官商士民、贩夫走卒们汇聚景德镇，形成了“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繁荣景象。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曾在书信中惊叹道：这里每天消耗一万多担米和一千多头猪。

　　人多的地方，自然就有江湖。于是，行业自治应运而生。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翁彦俊告诉记者，从原料开采、运输、加工，到拉坯、利坯、画坯、上釉、烧窑等，景德镇很早就出现了高度分工、高度协作的产业链，每一道制瓷工序都有专门的师傅，每一道工序都要对下一道负责。

　　《景德镇市志》记载，历史上业陶者“十之八九”是客籍人口，所以很难找到“纯粹”的本地人。因此，从明代开始，景德镇逐渐组成了以陶瓷成型和烧造为业的都昌会馆、抚州会馆；以陶瓷绘画装饰为业的南昌会馆、丰城会馆；以金融商贸为业的徽州会馆；以陶瓷贸易为业的湖北会馆、福建会馆等。这些会馆成为同乡集会、祭祀、照顾乡民、联络乡谊、开办学堂的场所。到民国时期，不同地域的会馆多达24座，其数量、规模和特点在我国同类城市中罕见。

　　这里也因此有着相当多元的信仰体系，如五王庙、祭师祠和师主庙分别奉祀民窑守护神华光、瓷器修补业行业神陶大相公、陶二相公和烧窑业保护神童宾；忠洁侯庙、泗王庙与天后宫则构成了立足镇区、面向江海的多样水神崇拜系统；董家上岭清真寺及此处出土的阿拉伯文瓷片，也印证着景德镇的开放与包容。

　　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直到现在仍在景德镇可感可知。今天，这里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此外还有约5000名“洋景漂”居住在景德镇，来自数十个国家的艺术家常驻创作。这里还成立了全国首支“洋景漂”志愿者服务队，街头导视标牌上的“洋景漂”服务直通车二维码，让异乡人扫码即可获取政务指南和社群通道。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决议中指出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的价值不仅在于窑址和器物，更在于它保存了一套完整的手工产业组织体系，是一个将原料、能源、生产、运输和市场整合运作的社会机制。

　　“申遗是大家的阶段性目标，一切围绕申遗成功作为主题。”11年来，翁彦俊的生活节奏几乎被这场"长跑"所定义——文本的反复修订、遗产边界的不断调整、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的紧张筹备……像一件尚未入窑的素坯，时刻等待着未知的检验。

　　申遗成功后，他和团队终于可以回归初心。“申遗成功只是起点，如何守住文物安全底线，用数字化让古窑址可感可知，并将千年瓷都故事讲给世界年轻一代，这是我们将来要做的‘后半篇文章’。”翁彦俊表示，御窑博物院已经提出“基鸭联盟”：“基”是古陶瓷基因库，每一片从考古现场出土的碎瓷，都经过拍照、三维扫描、线图绘制、成分检测，所有数据录入基因库；“鸭”是以“岁岁鸭”为代表的陶瓷文化IP，让传统文化火起来；“联盟”是国际瓷器研究联盟，景德镇将制定国际 ISO标准、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建设国际工作站。翁彦俊说，这代表了“深挖掘、活起来、走出去”。

　　AI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如火如荼，翁彦俊认为，技术的进步会把人类从一般性的物质生产中解放出来。而当机器可以标准化地生产一切，人们反而开始渴望“有温度的东西、个性化的东西”——手工瓷器上每一道不完全一样的笔触、每一处人工修整的口沿，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后工业化时代，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保留，无疑给全世界的各个类目的手工业都树立了一个榜样。记者 一 周洁

链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五大片区：

　　镇区瓷业生产中心：

　　以明清御窑厂为核心遗址，官窑民窑交错分布、共生并存，串联起古河道、货运码头、行帮会馆、街巷民居等，形成了因瓷而兴的手工业商贸城镇格局。

　　湖田古瓷窑址：

　　这里是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早期民窑核心聚落，延续了数百年烧制历史，地层叠压清晰、出土器物丰富，完整记录了民间制瓷技艺迭代发展历程。

　　高岭瓷土矿遗址：

　　作为世界高岭土（瓷土）的命名地，这里密集分布着古矿洞、淘洗池、晾晒场，以及山间运输古道、滨河码头等，是景德镇独创的“高岭土+瓷石”二元配方技术的重要见证，奠定了景德镇瓷器冠绝天下的品质基础。

　　长岭瓷石矿遗址：

　　这里是景德镇千年瓷业最基础的原料源头遗存。片区留存大量古代采矿洞、矿石分拣、初加工遗址，清晰保留了古代瓷石开采工艺与生产格局。

　　蛟潭窑柴燃料产区：

　　这里是核心的窑柴燃料供给地，依托山林、河道等条件，形成了马尾松等木材规模化采育、晾晒、运输的供应体系，支撑了景德镇窑业持续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