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搬回家住？

　　“我这么做是明智的，可以在省房租的情况下为将来的事业与生活做打算。”27岁的美国姑娘安妮这样解释她为何与母亲住在一起。大学毕业后，卡斯纳兹尝试了一系列工作。四年过去了，她发现，每一份工作只不过是让她“从一个经济窘境陷入另外一个”。她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工作机会，工资收入还不错，和母亲一起住可以节约开支尽快还清助学贷款，让自己的独立生活早日走上正轨。

　　独立置业、搬出家庭、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曾经是上一代欧美社会公认的成年标准。然而三十多年过去，曾经带有强烈负面标签的 “回巢” 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意义反转。

　　美国房地产数据平台Realtor.com在2026年6月发布的专题报告《拥挤的“巢穴”：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与父母同住》（The Crowded Nest: More Adults Are Living With Their Parents）指出，2025年美国35岁以下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成年人数达到2520万，创下历史新高，占到该年龄段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绝对数量甚至超过新冠疫情暴发期间的峰值；在25岁至34岁和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当中，超过七成拥有全职工作，并且很多人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他们并非失业躺平、完全依靠父母供养，不少人主动分担水电、食材等家庭日常开支，将回归原生家庭视为应对生存压力、积蓄财富的阶段性策略。

　　这一趋势并不局限于美国，整个欧美地区都出现了青年居住模式的显著转变。在德国，年轻人和父母同住的现象被社会形象地称为 “妈妈酒店”（Hotel Mama），联邦统计局长期跟踪的数据显示，18岁至24岁青年中大部分依然居住在原生家庭，25岁群体仍有三分之一没有独立迁出；英国国家统计局2025年统计，20至35岁男性与父母同住比例达到35%，女性比例上升至 22%，和本世纪初相比增幅明显。

欧美年轻人正在经历住房可负担危机。

　　欧盟委员会在2026年初推出《可负担住房计划》，文件承认持续上涨的房价与租金、滞后增长的收入，迫使越来越多年轻人推迟独立成家，青年“离巢难”已经成为整个欧洲共同的结构性社会难题。

　　曾经被西方主流价值观奉为圭臬的“成年即独立分户”的人生路线，正在现实压力面前逐渐瓦解。搬回家不再是失败的代名词，而是高昂居住成本、学业债务、职场不确定性、通胀压力叠加之后，年轻人做出的一种被动的理性重组。

　　调查报告打破刻板印象

　　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社会，有着一套清晰的成年时间表：完成高等教育、找到稳定长期工作、搬出父母家独自租房、购置房产、结婚生子

　　当时工资增长稳定，房价保持在普通工薪阶层可以承受的区间，年轻人依靠一份普通全职工作，就能够负担独立公寓的租金，逐步积累存款购买第一套住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年之后长期依附父母居住，很自然会地会被解读为个人奋斗的失败。

　　30年后的今天，社会环境已经完全不同。经典的父亲节画面——成年子女回家共进庆祝餐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越来越多的家庭来说，这些子女从未真正搬出去住，或者已经搬回了父母家。2520万35岁以下的成年人仍住在童年时期的卧室里，而非组建自己的家庭。持续多年的经济震荡重塑了公众对于 “成年独立” 的理解。独立不再简单等同于拥有一处单独的住所，经济安全、职业稳定、可控的债务负担，成为新一代年轻人更加看重的指标。

　　Realtor.com报告的撰稿经济学家汉娜·琼斯（Hannah Jones）指出，22岁本是大学毕业生进入租赁市场的年龄，如今近半数（49.3%）的人仍选择居家生活，这一比例较疫情前的46.1%有所上升。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居家居住的延迟现象愈发显著：到2025年，24岁人群中与家人同住的比例跃升至35.2%，较2019年的29.6%大幅上涨。这意味着，每三名即将步入25岁的成年人中，就有超过一人仍在等待组建自己的独立家庭。而在25岁—29岁这个职业初期的年龄阶段，仍然有五分之一的人与父母同住。这一数据也比本世纪初高出了近6个百分点。

　　在30岁至34岁这一年龄段人群中，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低于更年轻的群体，但这一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2025年达到12.7%——大约每8人中就有1人。这一数字自2000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如今，约有300万30岁出头的成年人与父母同住，而本世纪初这一数字仅为140万。

　　汉娜特别指出，调查数据显示本次回巢人口增长的主力是拥有稳定工作的青年，并非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失业群体。从历史上看，大学文凭曾标志着人们离开父母家独立生活的起点，但如今这一发展轨迹正日益停滞。对这一代人而言，大学学位或许仍能帮他们谋得一份职业，但它再也无法保证人们拥有组建独立家庭的资本。

　　同住人口的增长几乎完全源于尚未组建独立家庭的人群，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住房负担能力不足才是年轻人与父母同住的根本原因。越来越多欧美年轻人开始公开讨论和父母同住的好处，社交媒体上大量分享“回巢理财计划”，把在家居住看作减少支出、偿还贷款、积累首付资金的过渡方案。

　　结婚率下降、初育年龄持续推迟，进一步消除了尽快搬出父母家的外部驱动力。在没有组建新家庭的压力下，独居不再是必然选择，和父母共同生活成为一种可行的长期方案。疫情更是放大了这一趋势，2020年大量青年临时返家躲避失业与隔离风险，疫情结束之后，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家里，临时应对演变为常态化居住模式。

　　住房可负担危机

　　Realtor.com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房屋挂牌价格中位数达到43万美元，相比2019年疫情前上涨 34.4%，市场租金中位数达到每月1673美元，涨幅接近18%。同时美国存在大约400万套住房供给缺口，长期住房建设不足进一步推高房价和租金。报告测算，如果保持2000年初的青年独居比例，2025年和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本应减少486万人，多出的近500万 “回巢青年”，本质上是房地产市场无法容纳独立住户造成的结果。

大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让年轻人难以负担。

　　对于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追不上房租涨幅。大城市里，单间公寓租金往往占据初级岗位月薪的40%至60%，除去餐饮、交通、医保等必要开销之后，几乎没有存款空间。

　　很多年轻人陷入一种困境：努力工作却仅仅能够维持租住生活，很难攒下首付，只能无限推迟买房计划。一旦遭遇降薪、裁员、大病等意外，独立租住的财务链条会立刻断裂。回到父母家中，可以省去最大一笔固定支出，把收入用于储蓄、偿还债务或者进行职业提升。

　　欧洲的住房困境与美国高度相似。欧盟统计数据显示，近十五年欧盟整体房价累计上涨约60%，租金上涨接近30%，增幅显著高于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伦敦、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等核心城市的租赁市场长期紧张，小户型房源稀缺，租金持续走高。德国大城市一套 60平方米公寓月租普遍达到800欧元上下，刚毕业的学生、短期合同工难以独自承担。

　　欧盟官方文件《可负担住房计划》明确承认，住房可负担性危机正在阻碍青年实现经济独立，代际财富鸿沟进一步拉大：房产增值带来的大量财富集中在中老年群体，年轻人很难复制上一代人依靠置业实现资产积累的路径。住房从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慢慢变成一种稀缺奢侈品，独立居住由此成为年轻人难以企及的目标。

　　在美国，学生贷款是压在年轻一代身上长期存在的枷锁。大量本科毕业生背负数万美元助学贷款，部分研究生负债金额更高。每月固定的还贷支出，和房租叠加在一起，持续侵蚀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

　　经济繁荣时期，较高的起薪能够容纳房贷、租金与学贷的组合支出，而当下初级岗位薪资增长停滞，通胀又持续抬高食品、能源、医疗保险、汽车养护等日常开销。多重支出共同挤压之下，维持独立生活的财务门槛不断抬升。

　　通胀带来的压力在整个欧洲同样普遍。英国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民众感受到食品与燃油价格明显上涨，四分之一的年轻人无力承担850英镑以上的突发支出，一旦出现意外开支，独立生活的资金储备会迅速耗尽。持续的物价上涨让年轻人的风险容错空间变得极小，任何微小的变故都可能造成财务危机。与父母同住相当于获得一层安全缓冲，减少突发性财务崩溃的风险。

　　战后欧美经典职业模式是终身雇佣制，一份稳定工作可以持续数十年，职业路径清晰可预期。如今传统稳定岗位不断缩减，短期合同、兼职、项目制用工越来越普遍，青年就业市场波动性显著增加。裁员周期变短，行业迭代速度加快，人工智能技术普及进一步冲击入门级白领岗位，年轻人不得不频繁更换工作，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论文指出，近二十五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明显下滑，匹配学历要求的优质岗位供给不足，大量高学历青年从事技能要求低于教育水平的工作，学历回报下降，就业不充分现象常态化。当职业前景无法提供稳定收入预期时，年轻人不敢贸然承担长期租房或者购房带来的固定负债，只能推迟独立分户计划，选择留在原生家庭。

　　职业不稳定同时拉长了现代人的成长周期。过去人在二十多岁完成学业、稳定就业、组建家庭；今天，很多年轻人持续深造、频繁转行、延迟婚恋生育，传统成年节点不断后移。琼斯在报告中指出，每一个仍住在童年卧室里的成年人，都意味着一个家庭尚未组建、一份租约尚未签署、一套首套住房尚未购置。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已升至40岁，对于目前与父母同住的成年人以及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父母而言，住房可负担性危机不仅是生活质量问题，更是长期的财务危机。

　　繁荣周期落幕与代际流动放缓

　　尽管 “回巢” 被很多年轻人当作财务策略，这种选择依然带有明显的被动色彩，它既是个体理性自救，也折射出欧美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难题。大量青年推迟建立独立家庭，直接造成新房需求萎缩、生育率持续走低，抑制消费活力；年轻人将大量精力用于应付生存成本，创业、创新、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受到压缩，社会向上流动通道收窄。房产、资产集中在年长一代手中，财富代际固化问题加剧，出生背景对于人生发展的影响变得更加突出。

　　同时，代际共居也会产生新的矛盾。父母退休收入有限，持续接纳成年子女会增加自身养老负担；长期共同生活容易产生生活理念冲突，部分年轻人长期依赖家庭缓冲，推迟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短期财务收益和长期社会隐患交织在一起，让 “回巢潮” 成为一把双刃剑。

　　欧美各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欧盟推出可负担住房计划，增加保障性住宅供给，规范短期租赁市场；美国部分城市尝试放松建房管制、建设经济型小户型公寓；英国出台针对首次购房者的补贴方案。但是住房供给不足、薪资增长乏力、教育债务体系缺陷、劳动力结构转型属于长期顽疾，短期政策很难彻底逆转趋势。

　　只要独立居住的经济门槛居高不下，青年回归原生家庭的潮流就会持续存在。这不是一代人的懒惰与退缩，而是经济周期、房地产危机、债务负担、职场变革共同催生的社会叙事转变。年轻人并没有放弃对独立生活的向往，只是实现独立的条件变得越来越苛刻。

　　这场 “回巢潮” 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让努力工作、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拥有依靠自身力量建立独立生活的可能性。当越来越多的人只能依靠原生家庭的庇护，才能避开生存风险、积累财富时，是否意味着曾经通行的成年发展路径已经出现裂痕？

　　可以预见，未来欧美社会如何应对住房制度、劳动力市场规则与高等教育负债体系的挑战，将决定着新一代年轻人能否重新获得不靠家庭托举、自主开启人生的机会。 记者｜陈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