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欧青年“回巢潮”背后的分野

　　宇平还是选择了回张家港！也不能说彻底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沪漂”生活，毕竟自己所供职的公司还是上海那家设计事务所，许多业务也还在上海。但回到张家港，他就不用在外租房，每个月少掉一笔对他来说算得上“巨大”的花销。也不用顿顿吃外卖了，生物钟也在变化。在上海时，由于并不用天天去事务所上班，宇平每天睡到自然醒，晚上却经常在出租屋里加班到深夜。如今的宇平每天早上八点必然会被“70后老母亲”叫醒，同家人一起吃早饭。

　　“白天工作会不会嫌周围有点吵？设计没灵感？”宇平一开始也曾怀疑——毕竟在上海的出租屋住着时，白天室外挺热闹的，每每有人声打扰他思考。回到张家港以后，老妈帮他在自家二楼特别辟出一间设计室，安安静静，很有氛围。

　　每个月有几天宇平会去上海的公司开会，一脚油门也就到了。有时候晚了回不来，找家快捷酒店开间房，比整月租房总归便宜不少。

　　最近，宇平看到很多美国年轻人回家与父母同住的新闻，他想：“我难道赶上美国年轻人的潮流了？”

　　其实，早在刚进入21世纪20年代，欧盟统计局就曾发布报告，显示超过六分之一的欧盟年轻人成为“尼特族”。所谓“尼特”，指“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上学，也不参加就业辅导”（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英文缩写“NEET”）的年轻人。有媒体将尼特族同中国人所说“啃老族”、美国人所说“归巢族”作比较。

　　但显然，宇平并非“啃老”人士，他认为自己回到父母家居住，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上海开放大学教师、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李爱铭博士向《新民周刊》记者分析：“当下中外青年‘归巢同住’现象，表象相近，但背后家庭生命周期变迁逻辑截然不同。以美国为例，美国年轻人回归原生家庭，更多是经济压力驱动下的被动选择。而中国返乡青年选择回家同住，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主动或半主动选择。国内一方面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就业竞争加剧；另一方面县域发展机会增多，返乡创业、灵活就业成为可行路径。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看，这并非简单退回传统大家庭模式，而是现代家庭对代际支持的重新配置。”

　　主动与被动

　　宇平是“准00后”。刚毕业那会儿，他从就读的苏州高校到上海找工作。他的想法很简单，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有更多机会。家乡张家港是苏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比较起来与苏州之间交通更为便捷，但后来因为上海的设计公司开出的薪金更高，宇平果断选择了上海。

　　如今，上海虹桥到张家港之间的高铁已经开通，加上宇平买了车，两地交通不算是大问题了。“我们公司的上海同事，‘95后’‘00后’，没结婚的绝大多数回家与父母同住。”宇平说道。

　　随着都市圈的扩大，在上海周边，特别是苏州下辖的一些县级市——昆山、太仓、张家港，出现了一些到上海上班，下班回家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一位家在昆山的年轻人，硕士毕业被上海的单位录取，并在上海买了房。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选择将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每天乘坐苏州轨交11号线换上海轨交11号线通勤。原因在于其工作单位在上海徐家汇，从昆山家中到单位，单程通勤时间大约1小时10分。

　　在宇平的父母看来，有条件让孩子回家住，家里房子大住着舒服，甚至工作也不耽误，挺好。

　　在纽约，一居室动辄房租上三千美元，刚毕业的年轻人每每要拿一半月薪付房租，而更令许多美国中青年犯愁的是——学生贷款“缠身”。

　　2008年出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直到2004年43岁时才还清学生贷款。美国教育部联邦学生援助局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全美50岁及以上仍然背负学生贷款的中老年人口高达950万人，债务总额约4520亿美元。其中，62岁及以上的“背贷人”超过300万，远高于2018年的180万人。至于美国的学生贷总额已高达1.7万亿美元，25岁年轻人中45%平均背负2万美元学贷！

　　两相比较，中国的学生也有一部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却很少出现如美国这样巨大的背债群体。总体上，中国公办高校的学费要比美国便宜得多，每年大致5000元至7000元人民币。而美国公立大学一般还要对学生加以区分，比如本州学生每年约1万到2.5万美元，而外州学生在学费方面与国际学生类似，每年约2.5万到5.5万美元——部分知名头部高校学费更高，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外州学生学费约4.3万美元。

　　随着进入21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通胀加剧——2020年至2026年累计通胀达30%，一些新毕业的年轻人感受到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在李爱铭看来，美国青年选择与父母同住者大增的原因，主要在于近年来美国高通胀、就业不稳定，以及大城市住房成本高企。“美国年轻人发现自己难以负担独立生活开支，只得被迫延长在原生家庭的停留期，个体独立周期被拉长。传统上，欧美社会代际之间的边界意识比较强，对成年后仍然与父母同住的人，社会评价多带有对个人发展受挫的负面暗示。”

欧美年轻人因为学生债务沉重、房价高企而不得不回家与父母同住。

　　李爱铭说：“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来看，传统中国家庭属于‘大家庭’模式，成年子女成家育子后仍与父母共居，代际同住是家庭生命周期里本就有的常态安排，承担养老、育儿、生产互助等多重功能。而美国长期以小家庭为基准，子女成年后独立迁出、与原生家庭保持空间分离，是社会默认的生命周期节点，独立被视作个体成熟的标志。”

　　李爱铭认为，当代中国代际共居不再是传统伦理强制要求，而是家庭自主协商的弹性选择。青年主动返乡创业等，也促进了此类现象的发生。这种现象本质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家庭生命周期形态的多元化演变。

　　利弊特征十分鲜明

　　宇平说，他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也曾在老家住过一阵子。“那时候，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因为村里有老人是这样理解的：既然大学毕业了，就是‘国家干部’身份了，为什么会回到村里？是不是犯错误被开掉了？”宇平回忆。

　　李爱铭分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跻身一线大城市打拼、扎根异乡，是社会公认的成功、“有出息”的核心标志，而这份成就往往需要以亲子异地分离、割舍家庭陪伴为代价。“彼时，独居被赋予独立、自由、成熟的正向标签，年轻人主动脱离原生家庭，以此证明自我价值。但随着独居生活的常态化，年轻人逐渐发现，独居不等于真正的自由，反而要独自承担高昂房租、生活琐事、职场压力与情绪内耗，长期独居带来的孤独感、无依感，让独立的成本远大于收获。”

　　她观察到，在初婚年龄推迟、组建新生家庭的周期不断拉长的背景下，年轻人不再执着于“异乡扎根即成功”的固有认知。尤其是独生子女，从小独享父母照料，成年后返乡生活，成为兼顾事业发展与家庭照料的理性选择，真正实现了事业尽业、尽孝尽亲的“忠孝两全”。对于部分父母、祖父母年迈体弱、需要贴身照料，且在大城市发展空间受限的年轻人，返乡甚至辞职成为“全职儿女”，专职照料长辈，成为新时代特殊的家庭生活模式。

　　“从社会成本视角来看，独生子女、独二代群体返乡同住，利弊特征十分鲜明。”李爱铭向记者分析：利好层面，除了降低生活成本、缓解社会公共资源压力外，最核心的价值是重塑亲密家庭关系。传统模式下子女成年离家、亲子异地分居，极易让家庭进入空巢状态，造成两代人情感疏离、亲子关系淡化。而青年返乡重聚、同城同住，彻底打破了这一困境，填补了空巢家庭的情感空白，修复并深化亲子联结，实现代际双向情感滋养与生活互助。

　　而弊端也尤为突出，在原有问题基础上衍生出更现实的社会隐患。“一方面，长期共居的代际观念冲突，会压缩青年个体成长边界，同时过度的家庭托底，会延缓社会公共保障体系完善；未来独二代还将面临赡养多位老人、抚育后代的多重压力，家庭抗风险能力持续弱化。另一方面，部分青年以‘逃离大城市压力’为目的返乡，被动居家、变相‘啃老’，既没有主动规划本地事业，也不承担家庭责任，不仅大幅加重父母的经济与生活负担，更会逐步弱化自身的社会适应力、家庭责任感，陷入躺平摆烂的恶性循环。”

　　李爱铭还表示，从社会学与亲子维度来看，想要平衡青年返乡的利弊，需要构建双向制衡、双向赋能的相处模式。“对于成年子女而言，需恪守子职本分，摒弃返乡即躺平、依附父母的错误心态，主动承担赡养照料、家庭劳动的责任，依托本地资源深耕事业、实现自我价值，以独立人格尽孝，而非被动依附家庭。对于父母而言，需适度放权、理性托底，不包办子女全部生活琐事，不过度干预子女的职业选择与人生规划，避免过度付出催生子女惰性。”就社会层面来说，则需配套完善县域就业、养老、育儿保障，让青年返乡是理性择优的双向奔赴，而非逃避压力的无奈退路。

　　比较中、美、欧年轻人“回巢潮”，可以瞥见欧美学生债务沉重、中产萎缩、房价高企，多重压力叠加下，西方青年人的回家自带强烈的羞耻感与挫败感，与个体从小到大接受的独立价值观激烈冲突。社会舆论也始终带着悲观底色，将这一现象解读为“美国梦破裂” “西方阶层跃升通道关闭”，是整个社会发展活力衰退的缩影；而东亚年轻人返乡，至始至终带着家庭共同体的文化底色。

日本电影《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探讨了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幸福。

　　家庭从来不是独立人生的“对立面”，而是天然的互助单元与风险缓冲垫。成年的标志从来不是“离家独居”，担当责任、维系亲情、立足生活，才是大众认可的成熟定义。子女与父母同住、就近帮扶、家族互助，是延续千年的生活常态，不存在人格不独立、人生失败的负面标签。年轻人放弃高压的大城市内卷，换取更低的生活成本、更稳定的生活状态；父母提供陪伴与生活帮扶，以家庭资源对冲时代的生存压力，形成合力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共生模式。

　　应该鼓励年轻人依靠家庭突围，还是创造条件让年轻人不用依附父母也能独立立足？这是一道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难题。主笔|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