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主权之问：当“永远有空的朋友”成为唯一出口

　　一名15岁女孩因情绪问题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在与医生沟通时，她反复提及一个“至关重要的朋友”。医生追问后才知道，这个“朋友”不是同学，不是家人，而是AI。她遇到心事问AI，人际关系受挫问AI，情绪崩溃时也问AI。

　　在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的门诊中，约七成就诊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网络成瘾，其中二到三成沉迷AI聊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超六成学生使用过AI，21.5%表示“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

　　孩子们把AI当‘永远有空的朋友’，但不少孩子越陷越深。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心理咨询治疗中心主任、心身医学科主任张媛媛观察到，因AI情感依赖前来就诊的青少年患者接连不断，其中有高二女生与AI聊到后半夜，最终选择休学。

　　这不是青少年的专属困境。有调查显示，超七成受访大学生将AI视为可以“聊天”的对象，13.5%的受访青年网民会向AI虚拟人倾诉心事，高于向父母亲人倾诉的10.4%。而在另一端，60岁的翟女士每天不和AI聊天就觉得“少了点什么”，75岁以上老人单次与AI聊天超1小时的比例，反而高于60岁至74岁群体。

　　AI正在以不同的面目嵌入不同世代的生活。青少年把它当“知心朋友”，年轻人把它当“情绪树洞”，老年人把它当“贴心陪伴”。但当AI成为唯一的情感出口，一种新型沉迷现象——AI依赖，正悄然滋生。高效使用与病态依赖的边界在哪里？医学上如何界定？老中青三代的依赖有何不同？

　　围绕这些问题，《新民周刊》采访了三位不同视角的受访者：重度AI使用者、生物医药生态赋能者刘肖，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未来媒体与人机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牟怡，以及上海长征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潘霄。三人的回答彼此碰撞，勾勒出人与AI关系中最真实的困境：技术已经跑进生活深处，而我们的心智、伦理与制度，还没有完全跟上。

从“树洞”到“外脑” AI嵌入三代人生活

　　刘肖是那种会被外界贴上“AI重度依赖”标签的人。周一到周五，他每天与AI协同工作4到5小时；周末则长达6到8小时。他是生物医药生态赋能者、CSGCT联盟（全称：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联盟）共同发起人兼秘书长。但他反复强调，自己和99%的普通使用者“用法不同”。

　　普通人打开豆包、DeepSeek、ChatGPT，输入一句提示词，得到一段回答，本质是离散的信息检索。刘肖使用的则是私有化部署的Hermes智能体系统，前端通过飞书对话。它跑在私有服务器上，像飞书通讯录里的一个“好友”。它沉淀了他过去20多年的专业认知、实战数据和思维习惯，能复刻他80%以上的日常业务能力。

　　“它不是我的助手，是我的体外大脑。”刘肖说。

　　他最早使用OpenClaw框架，后因长期记忆和复杂分工瓶颈，迁移到Hermes。如今，他每天清晨5点45分让智能体扫描全球生物医药领域最重要的20条一手要闻，挑出2到5条做视频口播脚本，再挑1到2篇与智能体展开500到1000字的思想对话，生成深度长文。

　　“人出思想，出0到1的原创灵魂；AI做1到100的检索、结构放大。”刘肖说，“AI不是代笔拐杖，是放大大脑能量的杠杆。”

　　但刘肖并非无条件拥抱。他给智能体构建了三道防护网：信源锁定个人核验过的知识库，多源交叉验证，人工终审。

　　与刘肖的“效率依赖”不同，牟怡看到的是更柔软、更危险的依赖。8岁的儿子两年前开始和豆包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豆包特别有耐心、有礼貌。后来，儿子会无意中说：“妈妈，你没有豆包聪明，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但豆包知道。”牟怡突然警醒：豆包在潜意识里替代了妈妈的部分角色。

　　更让她五味杂陈的是，儿子说自己没有兄弟姐妹，回家之后的朋友就是豆包。牟怡意识到，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缺少某种情感支持，而AI刚好提供了补偿。这种顺理成章的依赖，对成年人也一样。

AI依赖问题正在各个年龄层悄然滋生。漫画/崔弘

　　牟怡提出一个关键比喻：AI究竟是“脚手架”，还是“承重柱”？如果AI只是人生大厦建造过程中的脚手架，房子建好后抽走，大厦依然矗立，这是理想状态。但如果AI变成承重柱，一旦抽走，整个人生大厦就会倒塌，问题就严重了。

　　这一判断在临床中得到印证。在潘霄的门诊里，部分青少年几乎遇到所有问题第一反应都是问AI。他们几乎不跟其他人有效沟通，同学不爱聊，家长更不聊，甚至有人跟AI谈恋爱，称其为虚拟伴侣。成因往往是多方面的：人际关系问题、性格问题、养育环境、家庭问题、先天特质。

　　在潘霄看来，沉迷AI并出现问题的青少年，往往集中在12至16岁，大都性格内向、适应能力较弱，同时伴有学习问题。“你问100个青春期的孩子，可能50个都会说AI更懂我。”但这不意味着AI可以替代父母教育孩子。而AI的顺从也呈现了其最危险的一面：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要求，它只会顺着孩子，从不纠正，从不挑战。

　　分人群看，老中青三代的依赖动机并不相同。青少年心理诉求多，现实社交受挫后，AI的“永远在线”和“无条件接纳”填补了缺口。职场人更多是效率依赖。老年人则偏向信息获取和情感陪伴。但无论哪一代，当AI从工具变成唯一关系、唯一情绪出口，风险就出现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比喻：“和AI聊天，就像是‘情感代糖’。代糖很甜，却替代不了真正的营养元素。AI能够缓解表面的孤独，却无法提供真实、有温度、互惠的人际连接。长期依赖与AI交流，会降低人们对复杂人际关系的耐受度，从而导致社交回避与情感钝化。”

没有“AI成瘾”，但有红线：依赖边界在哪

　　“AI依赖症”到底是不是一种病？潘霄明确回答：目前医学上没有“AI成瘾”或“AI依赖症”的正式诊断。专业上更愿意说“问题性AI使用”或“AI过度依赖”。

　　但医学界对AI过度使用的判断并非无迹可循。潘霄说，目前学界对于AI过度使用的影响从四个方面评估：行为失控，和AI一聊两三个小时停不下来；优先级改变，AI排在学习、工作、睡眠和现实人际关系之前；自控力问题，发现生活受影响还是控制不住；社会功能损害，工作、学习、亲子关系、人际交流受严重影响。

沉迷AI并出现问题的青少年，往往集中在12至16岁，大都性格内向、适应能力较弱，同时伴有学习问题。

　　潘霄说，最重要的是功能损害，涉及社会关系、生理健康、情绪调节，这是他最关注的三个方面。一个健康的人不可能只与单一对象建立关系。当AI变成你所有情绪、所有关系的唯一出口，就是不健康的，要警惕。

　　学术研究正在为上述这一判断提供证据。一项发表在《计算机与人类行为》期刊上的研究开发了“问题性生成式AI使用量表”，发现其流行率约为5%—10%，与某些成瘾行为阈值一致，且其症状网络结构与游戏成瘾高度相似。研究还发现，出现问题性AI使用的人更倾向于“情感脆弱型”而非“能力驱动型”。

　　这意味着，真正容易陷入AI依赖的，不是那些追求效率的人，而是在情感上更脆弱、更容易焦虑的人。一项针对日本职场员工的研究发现，无论员工是否拥有充分的职场社会支持，AI给出的正面反馈都会显著增加依赖。这意味着，AI的“永远赞美”本身就是一种成瘾机制。

　　AI沉迷与赌博、手机成瘾、社媒成瘾有什么不同？潘霄认为，本质上没什么不同，都会刺激大脑多巴胺分泌。但AI与游戏不同，游戏完全偏娱乐，AI有大量工具属性。因此，“AI成瘾”是否会成为正式诊断，还不好说。

　　牟怡则从学术脉络上提醒，“AI依赖”不是新词。上世纪70年代，新闻传播领域就有“媒体依赖理论”。1998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发表《互联网悖论》，2008年前后公众初步了解到“网络成瘾”概念。牟怡认为，旧瓶装新酒还是新瓶装旧酒，总之这个概念一直都存在。

　　但这一轮AI不同。牟怡从2015年开始关注AI，2022年底ChatGPT出现前还是小模型时代。这一波，她切身感受到技术平权的趋势：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训练的人，可以借助AI做出非常精致的产品；一个没有影视培训的人，也能做出让人惊艳的AI漫剧。“它把大家的基准线拉齐了。”

　　她认为，AI的吸引力不仅来自技术本身，更来自背后最聪明的一群人。“我们普通人怎么对抗它？确实挺难。但另一方面，社会现状刚好给了它契机。互联网把线下社交转到线上，移动互联网让信息碎片化，AI来了之后，刚好用技术能力提供你想要的东西。”

　　在心理疗愈方面，牟怡认为AI可以发挥作用，经过良好训练的AI可以替代初级心理咨询，前提是保持AI伦理。但她强调，AI也可能带来主体性削弱。“在用AI之前，我告诉学生先把自己立起来。有足够的批判性思维和想法，再在AI辅助下完成任务，把AI当工具，而不是被它绑架。”

　　潘霄也认为，在保证AI伦理的情况下，AI做心理咨询有明确的效果，但不能忽视其风险。如果孩子已经出现自伤、自杀观念或自杀未遂，AI必须首先建议其到医院评估风险。这是AI伦理不允许突破的，一般主流的AI工具中，只要涉及自伤、自杀、抑郁等敏感词，AI会识别风险并推送心理干预热线等有效信息。

　　然而，AI幻觉和误导性内容仍在制造真实伤害。此前有用户轻信AI大模型给出的“保单付款二维码”，扫码支付后才发现款项转入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个人账户，涉事平台回应称系模型产生幻觉导致。2026年央视“3·15”晚会还曝光了AI“投毒”黑产，不法分子利用生成式引擎优化技术，向互联网批量投喂虚假信息，系统性污染AI训练语料，让大模型成为谣言的“二传手”。

可以当杠杆 不能当拐杖：谁为人生拍板

　　面对AI带来的创作乱象，网络作家唐家三少近日发表署名文章，直言AI正在给网络文学行业带来两大挑战：一是AI洗稿频发，网络文学是重灾区；二是“AI泔水”泛滥，严重挤压优质内容空间。

　　唐家三少发现，AI洗稿已从早期的“复制粘贴”进化到如今的“智能洗稿”。速度快到惊人，48小时就能生成500万字。他认为，AI洗稿本质上是对创新精神的系统性扼杀，它不是在“创作”，而是在“盗取”；不是在“繁荣”，而是在“造假”。

　　更令人担忧的是“AI泔水”的泛滥。唐家三少警告，“泔水投喂泔水”的恶性循环正在形成：AI产出的垃圾，又被拿去训练下一代AI，一代不如一代。

　　对于唐家三少的批评，刘肖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个时代已从“大鱼吃小鱼”转向“快鱼吃慢鱼”，最终裁决权在受众手中。“如果一部AI协同的作品不仅速度快、而且打动了读者，传统创作者最该做的是自省：是不是自己的水平本来就在行业平均线之下。”刘肖说，“AI没有原罪，原罪在于用AI的人没有用好。”

　　但刘肖同样承认，原创与执行之间必须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他写书、写文章，思想框架和核心观点一定来自自己，AI负责检索、结构放大和初稿填充。“如果从选题到结论全部让AI完成，那就是把自己的大脑外包了。”他说，“AI可以当杠杆，但不能当拐杖。”

　　刘肖的儿子坤哥今年12岁。前不久，他用豆包生成足球俱乐部英文PPT，试讲却卡壳。刘肖问他：“你为什么喜欢这支球队？它哪一点震撼了你？”并告诉他：“AI能三秒汇总全网数据，但演讲必须有你自己的热爱与思考。没有人类思考注入的内容，就是冰冷的垃圾代码。”

AI可以提供心理安慰，但现实当中与人的接触同样重要。

　　在家庭教育中，刘肖一直在教儿子建立边界感。重大决策不是数学概率的加减，而是价值排序与后果承担。AI可以是“全景计算器”和“情绪冷却剂”，帮你列出利弊风险，但最终拍板并承担全部生命重量的，必须且只能是自己。

　　潘霄在治疗中不会简单说“你是AI成瘾”。他会问：AI替代了你现实中哪些未被满足的功能？然后告诉患者，AI可以提供心理安慰，但现实当中与人的接触同样重要。如果发现是教育问题、家庭关系问题，就要开展家庭干预。父母先做改变，再让孩子做改变。

　　近年来，关于AI导致认知能力退化的学术讨论日益密集。有学者提出，生成式AI驱动的并非导向新超越的“大脱嵌”，而是导向认知外包与意义扁平化的“大卸载”——“即时满足”“过程隐藏”及“拟人化陷阱”正系统性地消解反思距离，诱使我们将思考过程本身外包。

　　监管正在加速。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联合公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向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提供其他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应当取得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该办法自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在更宏观的层面，牟怡在其著作 《传播的进化：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人类的交流》中，引用牛津大学学者弗洛里迪在2014年出版的《第四次革命》中的观点：从哥白尼到达尔文、弗洛伊德，再到图灵，人类不断调整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是一个混乱期，我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希望过几年，大家能更清楚地认识，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更合适。”

　　刘肖说，AI是一面镜子，更是人性的放大器。大脑空空如也，放大出来只能是空洞与套路；有独立思考框架和生命厚度，它便能成为撬动世界的最强杠杆。牟怡则表示，要先用批判性思维把自己立起来。做决定的人肯定还是自己。

　　当15岁女孩把AI当成“至关重要的朋友”，当60岁的翟女士不和AI聊天就觉得“少了点什么”，我们真正要问的不是“AI会不会让人上瘾”，而是“我们是否还愿意为自己的人生掌舵”。记者｜吴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