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危机：人类的思考能力正在被AI取代？

　　人们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但苏格拉底，这位举世闻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却并不推崇。他一生从未留下任何著作，因为他坚信，对文字的依赖会破坏记忆力、消弱心智。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2400多年前的担忧似乎并未成真。相反，大量研究显示，将信息写下来反而有助于记忆形成。

　　然而，面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AI），苏格拉底对信息工具的警惕又被提起。越来越多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担心，ChatGPT等生成式AI工具可能会削弱人类大脑的记忆和推理能力。相关研究也发现，即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使用生成式AI工具时，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使用批判性思维；要是在学习过程中高度依赖这些工具，还可能削弱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连接，使信息更容易被遗忘。

　　疑问随之浮现：人类的思考能力，是不是正在被AI取代？我们是不是正在变笨？认知能力是不是正在退化？有人曾向谷歌聊天机器人Gemini提出类似问题，它竟也承认“有这种可能”。

作业分涨了，考试分跌了

　　近年来，生成式AI已深度嵌入人们的生活：心理治疗师借助它来优化病例报告，学生靠它撰写论文，部分媒体机构也对它敞开大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做法延续了一个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认知卸载，即借助工具或外部行动来减轻心理负担。这一策略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人们常会在大采购前写一份购物清单，而不是把要买的东西全部记在脑子里。

　　多数情况下，认知卸载确实能提高记忆效率与准确性，同时释放大脑资源，以处理更复杂的任务。但当你把某件事情进行认知卸载后，就几乎等同于在心理上将它删除。试想一下，当你写好购物清单，却忘记把它带去超市，你还能记住多少需要购买的商品？

　　苏格拉底对文字的警惕，其实就是一种对认知卸载所带来的风险的担忧。而现在，生成式AI的出现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今年8月，《经济学人》8月报道了一项迄今规模最大的AI学习追踪研究。斯德哥尔摩大学和香港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从2022年9月到2025年6月，跟踪了中国中部一个县26811名初高中生整整30个月。

　　数据曲线非常漂亮：用AI完成作业的学生，作业分数平均涨了18%，写一份作业的时间从64分钟缩到45分钟。80%的学生在两年内用上了AI工具——豆包、DeepSeek、文心一言、通义千问。

　　但月考卷子发下来之后，故事急转直下：这些学生的闭卷考试成绩比不用AI的同学低了20%，相当于1.4个标准差。社科类科目跌得最狠——27%；数学22%，英语17%，语文相对轻一些，9%。更让人不安的是，初中生比高中生受到的负面影响高出四成，男生比女生更严重。而那些原本成绩最好的学生，跌得最惨。

　　换句话说，越是“模范生”，越容易被AI拖下水。

　　不过，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关键分岔口：那些用AI辅助、但花在作业上的时间并不比不用AI的人少的学生，考试成绩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他们把AI当“家教”用，而不是当“枪手”用。由此可见，学习的关键分野不在于“用不用AI”，而在于你是让AI替你思考，还是帮你想得更好。

　　这个结论在脑科学层面得到了印证。

　　在2024年夏天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招募了54名大学生，用脑电图实时追踪他们写作时的大脑活动，随机分成三组：用ChatGPT写作、用搜索引擎查资料、完全靠大脑思考。结果显示，纯脑力组建立的神经连接最强、分布最广；搜索引擎组次之；AI组的脑波最平静，尤其在代表注意力和信息整合的α波和与逻辑思维相关的β波上表现最弱。

　　更耐人寻味的是后续测试。写完之后，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复述自己写过的内容，纯脑力组和搜索引擎组有88.9%的人能准确说出一句，而AI组只有16.7%的人能复述。

　　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认知负债”——长期依赖AI完成任务，大脑习惯了不动，当再次需要亲自思考时，就像一台很久没开机的电脑，启动变得迟缓、效率低下。如果借用更通俗的说法，就是“AI脑雾”：难以集中精力、思维短路、健忘，批判性思维和决策能力都受到影响。

看似高效，实则无能

AI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们的思考能力。

　　如果说学生面临的是未来的认知危机，职场人士面临的则是正在发生的困境。

　　最近，一部叫《古法办公人才入职AI公司》的短片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剧情设定有点荒诞：AI公司面试一名男生，男生简历的最后一栏赫然写着竞争优势是“会古法办公”——精通Excel、PPT、Linux命令，能直接看代码、记得算法原理。而这些正好是该公司“技术面”的考题，男生顺利被录取，因为当AI出错时，只有他可以靠这些传统技能“救场”。

　　屏幕前的观众会心一笑，但笑完之后，有件事值得认真想想：在AI横行的世界里，人类唯一不可替代的能力，竟然是“会亲手干活”。

　　而当下的现实是，我们正以“效率”之名，迅速把思考的能力一件一件交出去。

　　微软研究院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曾联合调查了319名知识工作者，覆盖从社会工作者到程序员的多个职业，收集了900多个AI使用的真实案例。结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人们使用人工智能越多，进行的批判性思考就越少。其中，对AI工具信心越高的员工，批判性思考越少；而对自己专业能力更自信的人，反而更倾向于对AI的输出进行审视和质疑。

　　研究者用了一个精准的表述：“自动化的关键讽刺在于，通过将常规任务机械化、将异常处理留给人类用户，你剥夺了用户练习判断力和强化认知肌肉的日常机会。”简而言之，当AI包办了日常的思考训练，你的“认知肌肉”就在萎缩，真正遇到需要独立判断的异常情况时，反而手足无措。

　　这在技术行业已经显现出具体代价。有开发者描述自己连续工作15小时调试AI编写的代码后，“感觉自己再也没法编码了”“变得易怒，不想过问基本的生活问题”。这种状态在开发者社区里有了一个名字——“脑炸”。还有调查显示，个人工程师每月花在AI工具上的费用已达500到2000美元，但他们的主观感受是速度只提升了20%，而AI依赖实际上已经削弱了他们的技能组合。

　　医学领域的证据更令人不安。波兰四家内镜中心的数据显示，经常使用AI辅助息肉检测的内镜医师，在AI被移除后，检测率从28%骤降到22%。当医生习惯了AI的“第二双眼睛”，自己的“第一双眼”就开始退化了。

不拒绝技术，但拒绝退化

在一个AI无处不在的世界里，如何让下一代既用好工具，又不被工具“带废”？

　　在近日一档播客节目中，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指出，人工智能一项未被充分重视的风险在于：人们可能让技术代为进行过多思考，导致自身“脑力肌肉”逐渐退化。他表示：“我认为这一风险很少受到关注，即我们如何避免认知萎缩？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些工具，确保大脑得到充分锻炼，并继续深入理解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

　　目前，面对这场悄然而至的认知危机，各国的反应并不一致，但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拉响警报。

　　美国纽约市今年9月颁布了迄今覆盖面最广的校园AI禁令：纽约市公立学校将在2026—2027学年，实施为期一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暂停使用令。幼儿园至八年级学生在校园内禁止使用ChatGPT、Claude等生成式AI，约60万名公立学校学生受到影响。

　　高中生虽然不在禁令范围内，但纽约市将为所有公立高中学生开设每年两次的人工智能素养课程，内容涵盖与AI相关的偏见、风险、伦理以及对职业生涯和未来技能的影响等。

　　挪威的动作更早。挪威首相斯特勒6月宣布，自2026年新学年起实施全国统一的校园AI分级管控政策，成为欧洲首个落地全国性校园AI管控的国家：6至13岁小学生在校原则上不得使用生成式AI，避免学生借助技术跳过读写算等基础能力训练；14至16岁初中生仅可在教师监督下有限使用；17至19岁高中生可系统学习AI应用技能，通过实操教学引导学生规范使用AI。

　　阿联酋教育部2月发布《2026年课堂人工智能安全与责任使用指南》，出台全国统一的校园AI合规规范。新规划定清晰的年龄与场景边界：13岁以下学生在校内禁止使用各类生成式AI，防范低龄学生出现认知“外包”、思维惰性、学术作弊等风险；13岁以上学生仅可在教师全程监督下，将AI作为辅助学习工具，不得独立使用AI完成课业。

　　立法者的焦虑不难理解。但“禁”只是争取时间。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一个AI无处不在的世界里，如何让下一代既用好工具，又不被工具“带废”？

　　图灵奖得主、被誉为“强化学习之父”的理查德·萨顿今年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对中国年轻人说了一段话：“年轻人应构建属于自己的认知壁垒、具备独立的批判性思维，不应盲从权威，为自己的认知结论负责。”他还建议年轻人准备一个笔记本，每天写下自己的想法，挑战自己的想法，把它们和别人的想法比较，与他人分享，从而成为一个更好的思考者。

　　萨顿说得更直接：“智慧并不等于知识的堆砌。如果没有与真实世界的持续互动，超级智能就不会存在。”

　　这或许是我们面对这场认知危机时最需要的定力。AI很强，但它的强，恰恰建立在人类思考能力的基础之上。当我们把思考“外包”出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让AI变强，而是在让自己变弱。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也写过，现代人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时，倾向于放弃自主选择的权利，将自己交给某种更强大的权威。AI时代的“逃避”，不是逃避自由，而是逃避思考——把认知的主权拱手让给一个概率预测机器。

　　那么，当AI什么都能做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答案或许不复杂。先把思考的权利拿回来，再决定要不要把任务交出去。用AI查询资料的时候，先自己想一想需要查什么；用AI写初稿的时候，先自己搭好框架。把AI当副驾驶——人永远是手握方向盘的“机长”。

　　这不是拒绝技术，而是拒绝退化。记者｜应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