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世界第一次了解长征

　　陈云参加长征，没有走完全程，然而他为长征做出了关键而独特的贡献。长征开始时，这名时年29岁的上海青浦人，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成员。他领导红五军团为全军断后，多次指挥关键战斗；在遵义会议上，他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选择坚决投下赞成票，并随后力促落实；他为长征留下珍贵文献，第一次向世界传播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斯诺采访时，说到几个对长征有重大贡献的人时，就提到了陈云。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云。

临危受命保全革命力量

　　长征初期，红军行军的战略安排是：红一、红三军团做左右开路先锋，红九、红八军团保障左右两翼，中革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断后任务。出发前，中央为红五、八、九军团派驻中央代表，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担任。

　　断后的任务非常关键，然而又十分艰巨与危险，交给红五军团，是因为他们原为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装备好，善打硬仗。但是，该军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比较薄弱，干部中存在旧军队的命令主义和长官意志，有的对中央意图不理解；战士中外地人多，情绪不稳定。

　　中央代表，实际上就是军团的“一把手”，将这样的重任交给年轻的陈云，显示了中央对他的信任。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郑重嘱托陈云：断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要果断处理紧急情况；为全军整体利益，要作好牺牲的准备。在此之前，陈云还从未有过带领部队的经历。但他没有畏惧，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任务。

　　到红五军团后，陈云发现问题比他预先估计的还要复杂得多。长征刚开始时，采取的是“搬家式”的行军方式，红五军团要把兵工厂、印钞厂、印刷厂的各种重型机器全部带上，行军速度相当缓慢，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如此状态的一万人军团要应对从多方快速夹击的十几万敌人，战斗格外艰苦惨烈，伤亡很大。此外，如此不顾实际的行军方式还造成了战士不满，有人当了逃兵或者投敌。

　　陈云为了稳住部队，一方面做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大家树立信心；另一方面，直接向中央反映，提出应该把笨重的机器就地掩埋或者抛弃，这样红五军团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断后的任务。当时，“左”倾思想统治下，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被打成反革命，有的甚至被杀害。陈云敢于这样行动，有很大的勇气。在他的不断坚持下，最终红五军团得以轻装上阵，战斗力明显增强，打了几次胜仗后，士气鼓舞，部队稳住了。

　　陈云带领红五军团，先后完成掩护主力红军突破三道敌人封锁线的任务。他回忆当时，“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之后，国民党军队在湘江以东投入近30万兵力，自东向西收缩，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全歼红军。红军已无退路，必须拼死渡过湘江。红五军团布阵于湘江东岸掩护中央红军主力。1934年12月1日，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西侧敌人已开始急速合拢，而红五军团部分部队仍滞留东岸与敌激战。陈云果断派人给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送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接到命令后，十三师连夜急行军45公里，抢在敌人合拢之前渡过湘江，保存了革命力量。

　　在此后的长征途中，陈云又多次肩负关键的指挥职责。例如，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县的皎平渡抢渡金沙江，陈云出任渡河司令部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共同指挥。他制定严格的渡河纪律，统筹部队渡江秩序，指挥3万余红军依靠6条木船，历时9天9夜全部安全渡过金沙江，未损失一兵一马，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陈云（左三）同邓小平（左一）等在延安。

促成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陈云全程参与了这次会议，并力促其成功。

　　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毛泽东力主中央红军放弃原定继续北上湘西的计划，改为前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经过通道、黎平两次中央会议，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

　　陈云因为离中央所在的先头部队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上述两次会议。在赴遵义途中的团溪，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单独约谈陈云，使陈云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领导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到遵义后，陈云、张闻天受周恩来之邀谈话，陈云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陈云出席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阐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陈云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毫不犹豫地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后来陈云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陈云的这一票非常重要。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四人。在会上，博古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陈云如果不鲜明亮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参会的四名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就会出现2比2相持的状态，这会对中国革命极为不利。

　　毛泽东在后来的回忆中指出：“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陈云就是毛泽东说的“赞助”正确路线的一个重要成员。

　　其实，陈云无论在苏区还是长征初期，都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陈云在思想上对“左”倾路线的异议，从1933年1月随博古从上海转移到苏区之初就已显露。他倾向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回忆，在瑞金时，“共产国际讲毛主席的路线是右倾。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

　　遵义会议之后，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当时我党已经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但这条路线能不能得到贯彻执行，需要用组织条件来保障。陈云此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按照遵义会议的精神对红军的部分高级领导干部进行重新调配、对重要干部和一些年轻干部的考察和任用之上。他调了一些十分得力的干部到周恩来、毛泽东负责的军事指挥部门工作，还调整了电台的配置使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络畅通。

　　陈云还去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陈云对此十分重视，预先写好了一个传达提纲。在提纲中，他详细记述了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讨论的内容、得出的结论和作出的决定。这个提纲，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比较完整地记录遵义会议情况的文献。提纲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后，经过陈云仔细辨别，确认为是他当年所写的原件。

　　陈云在传达时，除了向部队干部详细介绍遵义会议的情况外，更主要的是动员他们坚决贯彻会议精神、按照会议精神组织好部队新的行动，这实际上是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之后的党中央的最大支持。

首次让世界了解长征

坐落于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的陈云纪念馆。

　　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进入泸定县城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7月上中旬，陈云抵沪。然而他发现，上海的地下党已遭严重破坏，原地下党员叛变并认识他的人很多，恢复党的组织工作难以实现。于是，他开始执行另一项重要任务：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介绍长征的情况。

　　共产国际七大于8月20日闭幕，陈云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因过湘江时唯一的一部大功率电台被毁，中共中央和红军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络。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各国党的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现状极为关注，然而他们之前只能借助中国白区报纸对红军长征情况进行了解，常流于表面和失实、悲观。典型的一幕是，在会议期间，曾展出过一幅中国红军战士身着破衣烂衫的宣传画。

　　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了中国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他指出，共产国际七大展示的红军宣传画不真实，“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得以了解长征的真实情况，并获得了后者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与支持。

　　陈云该报告的俄文记录稿随后被翻译为中文，长达2万多字，内容详实、生动，为人们了解红军长征提供了珍贵可靠的史料。其中的部分内容，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刊于1936年《共产国际》（中文版）1至2期合刊上。

　　在此之前，陈云还为长征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1935年夏，陈云在上海等候去苏联时，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最后成稿于莫斯科。考虑到当时的特殊环境，为了书稿能够公开发行，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视角，记述红军长征历程。

　　《见闻录》以纪实散文体，真实、生动、详细地记载了中央红军连破敌人封锁、转兵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主要事件，客观、公正描写了红军官兵一致、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以及共产党领袖亲切感人的形象，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对红军的诬蔑。

　　1936年3月，《见闻录》在巴黎《全民月刊》首先刊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随后传回国内，得到多家报纸转载，出版多种版本。

　　《见闻录》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是历史上最早向世界系统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让国际社会首次真实了解了长征的全貌。这让陈云成为向世界真实传播长征的第一人。

　　在当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陈云留下的《传达提纲》《英勇的西征》《随军西行见闻录》，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后人了解红军长征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史料，这是陈云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记者｜王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