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长征精神： 民族复兴征程中的精神基座

　　“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区……”1935年2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习水发布《告工农劳苦群众书》，其开篇首句出现的“长征”一词，是目前所见专门指代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早“长征”文献记载。

　　从“突围”“西进”到“长征”，一个伟大的概念在这次群众动员中诞生！

　　以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完成会师为长征胜利之标志，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进行的“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上，于四渡赤水展区一块循环播放战斗过程的大屏幕前，可以看到三万红军四渡赤水穿插迂回突破敌军重围之军事奇迹。大屏幕旁边静静放着的就是这份《告工农劳苦群众书》。

2026年 9月26日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拍摄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一书的作者王树增曾分析，红军从江西苏区开始转移作战，是一场突围。血染湘江，兵力锐减的中央红军该向何处去？“从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再到1935年2月的扎西会议——这一系列会议，就是个纠错的过程，寻找政治出路的过程。”王树增说。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李颖则认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自我纠错的过程中，还能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进步。

　　长征胜利之际的1936年，毛泽东就强调，共产党员“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精神，是赢得长征胜利的关键——之后又屡屡强调。同在1936年，周恩来提出“长征精神永远不能丢”。

　　其实，在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于当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新的长征”之概念已经出现。1936年2月20日，张闻天撰写的《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在全面阐述红一方面军东征的意义时，提及有同志认为这次东征“或许又是新的长征的开始”。此后，张闻天从理想主义视角阐释了“长征”是为理想而奋斗牺牲的精神实质。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这里，毛泽东赋予了“长征”政治上的意义和新的时代内涵。有专家认为，此后，“新的长征”在现代汉语中逐渐演化成一个新词汇——“新长征”，用以喻指在新的历史阶段为实现新的目标而艰苦奋斗的实践历程。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进行新的长征而奋斗”，改革开放之初“新长征突击手”的评选，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并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界定为“新时代的长征”，“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一次次被印证，并且由国际传播路径日益多元化及场景化，而使得全世界更多的人感受到！有专家认为：“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已远不只历史的回望，而是深刻嵌入新时代国家政治建构、社会治理、文化发展与国际传播的核心机制之中。其政治价值体现在政治建设与制度体系的整合逻辑中；社会价值表现为公共服务与治理理念的文化支撑；文化价值在于民族认同体系与青年文化构建的内在动力；国际价值则彰显中国精神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表达能动性与文明启示力。”

什么是长征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在长征途上，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这是王树增在为其《长征》一书所作前言中所写下的一段话。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至如今90周年，对王树增来说，从年逾六旬到年逾七旬。这十年光阴中，他仍在不断探寻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比如2017年版《长征（修订版）》是他花了1年多时间打补丁，添加了大量经过考证的战役人物细节补充，增加了8幅珍贵的长征作战地图以及相关注释和参考书目之版本。正如他在长征胜利90周年前夕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九医学中心进行主题授课时所说，“写《长征》，永远在完成的路上”。

　　不断发掘出的新的考古证据，也在不断印证着王树增《长征》一书前言中的判断。2025年11月至2026年7月，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方力量，对夹金山全域进行的红军长征遗迹地毯式摸排，就有多重发现。“文献考证、田野勘察、口述访谈、GIS地理空间配准”四位一体调查体系，运用RTK高精度定位、无人机航拍、三维建模等现代科技，考古人员探明：红军翻越夹金山行军线路总里程约25.3千米，可划分为三级共17段道路；新发现军事战斗类、简易宿营类、临时驻留类等12处重要遗址；地表采集遗物标本190余件（套），涵盖武器装备类、生活用具类，包含子弹、弹夹、皮带扣、铁质防滑脚马子等遗物。

　　王树增在《长征》一书第十三章《喜极之泪》中，曾对1935年五六月间中央红军过彝区、过大渡河以及之后翻越夹金山有细致描写。从他二十余年前所作深入调查采访后呈现的文字中，无疑能够看出红军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巨大牺牲打击到敌人后，才翻越二郎山，迅速突破川军在天全、芦山的阻击线，接近大雪山夹金山。这一路的故事，如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如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等等，至今为广大国人所熟知，许多人耳熟能详。但过夹金山这一段，红军遭遇的是怎样的困难？其实与此前、此后许多战斗场面不同。

《告工农劳苦群众书》。

　　就敌人的状况来说，有一种微妙之感。蒋介石飞到成都，召开川军高级将领会议。此前，其嫡系将领薛岳建议，中央军不要急于进川，因为四川境内此时已经有十万红军，四川军阀刘湘肯定会求助中央军，此时可调派黔军入川，让川、黔两省军阀部队在与红军作战中相互制约，甚至各自消耗。而川军中则流传着其首领刘文辉的“十六字方针”，即“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保存实力，避开野战”。看似来自敌人的威逼因其内部原因有所缓解，实则是敌人希望解决内部矛盾，以及整合力量。

　　但横亘在红军部队之前的困难一点也没见少！在中革军委收到红四方面军电报，称已派出部队去懋功迎接中央红军之后，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的指示》，首次以命令的形式明确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且会合地点确定为懋功。这就要翻越夹金山！翻山之前，政治工作人员要找伤员、病号谈话——要让他们留下来。这些留下来的战士许多是南方人，此前从没有看到过雪。留下来后，在此后相当长的岁月里又要特别注意不能在国民党反动派前暴露参加过红军的历史——这很难，毕竟口音等等与当地都不同。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有的因伤病留下来的战士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认定为在乡红军战士。而就翻越夹金山的部队来说，王树增认为“是比任何残酷的战斗更艰难的过程”。原因在于高海拔、高寒。而执行翻山壮举的红军没有装备。连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都是一身单衣。“一向身强力壮的担架队队员刘彩香实在太累了，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了。挣扎的时候她听见有人对她说话：‘小同志，快起来，这里是停不得的。’刘彩香抬头一看，是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她一股劲儿，居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彭德怀连声说“‘好，好，你很坚强。’”王树增的这些描述，来自于采访与文献。他还记录了“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的负重太大，因不愿意丢下那些在作战中负了伤的战友而直至自己累死”，“炊事员死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违反了轻装的规定……总想多带些食物，以便日后别让官兵们饿着”。王树增判断这些担架员、炊事员当年“无从估计雪山对自己有限体能的巨大消耗”。而自2026年9月29日起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首次公开展出的夹金山遗迹调查出土文物样本，在90年后向世人诉说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究竟有多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因为红军不怕牺牲，在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抱有理想和信念！

左图：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时的城门。有图：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四方面军一部分。

　　什么是长征？王树增曾告诉记者，红军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已突围。突围之初，许多干部战士想到的是突围后通过迂回作战还能尽快打回江西苏区。可哪怕一时突围成功的部队，在“誓死保卫胜利果实”之际，又遭遇数十倍于他们的敌军正迅速从四面包围而来。军情紧急，才又重新上路。血染湘江，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更是悲壮至极！

　　事实上，突围之初，红军中并无“长征”一说。真正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明确冠以“长征”之名的官方文献，目前所见最早者，为《告工农劳苦群众书》。“‘长征’这一称谓，在部队和群众中进行正式公布，用以指代自江西出发以来的千里转战。彼时中央红军已跋涉数千里，征途之遥，足堪‘长征’二字之重！”《解放军报》10月9日所刊载《“长征”一词的由来与定型》如此评论道。

　　从现有文献资料看，自《告工农劳苦群众书》发布之后，“长征”一词开始为红军广泛采用。如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冕宁县，朱德以总司令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当年7月10日的《红星》报第25期发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一文，正式援引“万里长征”一词……

10月7日，演员在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上演出。

新时代的长征

　　1935年6月，长征途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革军委的名义，《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发表；当年11月，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而在此期间，当年8月1日中共所发宣言，则还明确，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式确立！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过黄河，实行东征——这是对当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针锋相对。张闻天于当年2月20日撰文《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这一战前动员性质的文章中，提及有同志提出“或许又是新的长征的开始”。之后，无论是西安事变以后全面抗战，还是抗战胜利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面临种种困难，赢得了一个个胜利。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近日撰写《永远的长征》一文，专门提到1949年3月，在即将进入北平城之际，毛泽东同志对全党的告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陈晋分析，当年毛泽东同志坚持认为，长征没有结束。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征为更多国人所知。人民以种种方式纪念红军长征。如在上海，逐渐出现了长征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改为长征乡，后来又成了长征镇。其周边道路金沙江路、大渡河路等，出自毛泽东同志《七律·长征》。海南也有长征镇。当然，如今甘肃省白银市地名中的长征、红会、近会等地，确实曾经留下过红军西征的足迹。1936年秋，红一、红四方面军曾在现属于白银市的历史重镇打拉池会师。1958年始建的包兰铁路红会支线上，设有红会、近会、长征等车站，名称都与红军长征有关。

　　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的长征火箭，从1970年首发“东方红一号”卫星开始，至今已出现退役、现役共计4代20余种型号长征火箭，为中国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等做出并将继续做出卓越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进行新的长征而奋斗”，第一次将长征精神引入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图景。此后，党的十二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新长征”逐渐被赋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导向。长征胜利50年时，中央提出“弘扬长征精神的核心目的在于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长征精神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现实意涵与使命担当。

9月10日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对此，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虹认为：“‘新时代的长征’之语境中，长征精神不仅成为历史的回望，更转化为推进治理现代化和实现国家战略的精神支撑。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新时代长征精神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质。其在延续革命理想主义基调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制度自信、人民立场与技术赋能，形成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精神体系。从‘革命动员’到‘发展治理’，其核心功能实现了由政治动员向治理引领的转型。”

　　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兼文化领导力专委会主任陈麟辉研究员则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年红军长征胜利以后，国统区许多青年投奔延安。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内迁的工商界、学生等等，也有人选择了延安。在上海与人合办利用五金厂的沈鸿于1937年8月25日晚租用民船，将人员机器撤往武汉继续办厂。当武汉也将沦陷之际，国民政府要求工厂继续内迁，可沈鸿遭遇租船困难，对国民政府大失所望。也正在此时，他听了从延安采访回到武汉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演讲，对红军长征到延安，并艰苦抗日在行动有了了解，于是寻到汉口寻到八路军办事处，最终想方设法、几经辗转投奔了延安。“沈鸿填补了边区工业的空白。1942年，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题写‘无限忠诚’的奖状。”陈麟辉说，“为了革命需要，沈鸿直到1947年才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在这幅员辽阔的农业国工业化的进程中，沈鸿专注创新之事，1957年至1958年间，沈鸿在担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期间，主动向毛主席请缨兼任12000吨水压机总设计师。直到改革开放之际，在担任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时，沈鸿又对引入外国技术的宝钢非常关心。”陈麟辉称，沈鸿投奔革命并长期投入工业创新工作，实质上也是长征精神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时期的种种体现。

　　朱虹认为，长征精神自形成以来，历经原生建构、功能拓展与体系嵌入，始终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之中。新时代条件下，其精神特质不断融合制度优势与技术创新逻辑，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精神支撑。主笔｜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