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座大歌剧院？

　　英国历史学家丹尼尔·斯诺曼认为，歌剧体现了有别其他文化事业的特殊性，即不遵循“投入产出与供需均衡”等经济规律下的盛衰，纵使从宫廷转型为公共性事业甚至商业化后也经常如此。

　　或许，这正是歌剧和歌剧院被视为地区、城市中重要的文明标志的原因之一，在几百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能够以组织成本远大于收益的状态下经久不衰，意味着人类社会在努力地承托它、呵护它，将其视若文明王冠上镶嵌的璀璨明珠。

　　上海大歌剧院的诞生，无疑又是一个鲜明例证：美妙的旋律亦是文明的咏叹，飘荡在城市的上空，歌声与一座城市的灵魂同频共振。

歌剧和歌剧院被视为地区、城市中重要的文明标志。

一票难求的演出

　　7月28日上午10时17分，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首轮开票。

　　1.6万余人提前预约，1小时售出1.1万余张票，票房突破800万元——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歌剧《托斯卡》、瓦莱里·捷杰耶夫携马林斯基剧院呈现全新版本歌剧《阿依达》以及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柏林国家歌剧院演绎的歌剧《玫瑰骑士》三部顶级制作将先后登上上海大歌剧院的舞台。

　　珍妮是一位资深歌剧观众，也是这轮演出的票房贡献者之一，她和朋友早早做好抢票分工，最终顺利拿下三部重磅歌剧的前排好座。要知道，她可是和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购票观众在同一购票页面竞争。

　　“我平时喜欢看普契尼和威尔第，曾经也为了《指环》连打4天（每场演出超过4小时），这次大歌剧院开幕邀请的歌剧可以让我在短时间内密集地欣赏世界级精品，绝对不可以错过。”珍妮欣赏了《托斯卡》和《阿依达》后兴奋地告诉《新民周刊》，新的大歌剧院声场超出她的想象，“演出的卡司都很棒，硬件设备也是一流的，在里面看戏太幸福了”。

　　上海有一批像珍妮般“识货”的忠实歌剧观众，这样的观众基础，和这座城市长期以来的人文底蕴是分不开的。

　　第一部歌剧在佛罗伦萨诞生之时，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后来学者将其命名为歌剧，剧如其名，即通过音乐表现的戏剧。中国观众接触歌剧，是比较近代的事了。1944年，高芝兰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茶花女》第二幕，应该是西方歌剧在中国最早的落地痕迹。1963年，指挥家曹鹏指导上海歌剧院排演《蝴蝶夫人》，公演了10场，场场满座，大获成功。

　　西方歌剧真正大规模、成体系地进入上海观众的视野，则要等到1998年上海大剧院开张——意大利佛罗伦萨歌剧院的《阿依达》、巴黎喜歌剧院《浮士德》和朝鲜万寿台艺术团的《卖花姑娘》打头阵，不少观众第一次接触歌剧，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上海滩头批歌剧粉丝。

　　“歌剧是舞台艺术中最复杂的一类，是所有音乐种类的集大成者。”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张巍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这种复杂性恰恰是歌剧最为独特的地方：乐队在乐池，歌唱在舞台，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交替推进；布景要在音乐的行进中完成时空转换，灯光也参与叙事；歌剧服装制作同样是服装艺术里面的高峰，既要扣住一部戏的整体文化风格，又要区分每一个角色的个体风格。

　　很多人认为歌剧等同于高雅，但张巍认为艺术没有简单的雅俗之分，真正要紧的是生产过程是否严肃，“没有非常严肃的生产过程，不可能产生好的艺术。不过欣赏歌剧的确是有门槛的，我不认为一个完全没有音乐积累的人能够心情愉悦地把一个多小时的歌剧听完，这的确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入门观众可以从威尔第、普契尼入手，比如《塞尔维亚理发师》是讨喜的幽默喜剧向作品，而《茶花女》和文学作品衔接，都更容易看进去。此外，什么时候该鼓掌，什么时候不该出声，观众礼仪同样构成了舞台表演的一部分。”张巍还透露，作为专业观众，碰到有分量的歌剧，他也会提前做些功课，“好作品看完后是令人终身难忘的，值得深入地做鉴赏、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歌剧演出一般没有麦克风，无音响扩声的纯原声演绎依托歌唱家扎实的美声功底，还原古典歌剧最纯正、最传统的艺术表达。“大家喜欢听这种原汁原味的声音，所谓bel canto，就是美好的声音，在剧场里具有穿透力，能够传达到每一个角落的观众。这也是为什么一部歌剧可以看很多遍，也很难被替代的原因。”张巍说。

上海的城市新名片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集中上演9部“上海独家”“中国唯一站”剧目，各大舞台，交响、钢琴、芭蕾、先锋戏剧百花齐放，高密度的世界级舞台，直观彰显上海集聚全球演艺资源的城市能级。

　　数据显示，上海的专业剧场和演艺新空间加起来已超过200个，但为何我们还需要一座大歌剧院？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党总支书记方军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这是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的必然举措。“尽管上海提出的打造亚洲演艺之都，但上海对标的不只是亚洲城市，而是伦敦、纽约等。在这个目标下，剧场建设是绕不过去的一环。1997年以前，上海的剧场长期落后，世界一流音乐家和大的剧团很少来演出，创作和消费一起被困在低水平循环里。随着1998年上海大剧院开业，和上海国际艺术节、国外高端演出形成了一个联动链条——有了国际一流的剧场，国外的制作进得来，观众开始买票，票务市场和消费习惯逐渐养成。”

　　所以，在方军看来，很多时候不是先有内容再有剧场，而是剧场走在前面，把生态带起来，尔后反向促进内容的生产。“上海大剧院解决了上海没有好剧场的问题，而剧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分类，其最高端的形式当属歌剧院。”方军坦言，大歌剧院的落成绝不仅仅是一个剧场，“通常我们认为芭蕾和歌剧是所有艺术门类里最适合国际化的剧种，有了这个歌剧院，可以进一步带动创作、生产、演出和运营，通过这个过程，更多国际的演艺资源能够在上海集聚，这对于亚洲演艺之都的建设无疑提供了引擎和动力”。

　　的确，上海的观演氛围、观众基础和剧场硬件条件，对海外优秀剧目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托斯卡》导演胡安·安东·雷奇在很多国家工作过，他说：“我很少看到准备如此充分的剧院，上海大歌剧院的设施世界一流。”《托斯卡》指挥雷纳托·帕伦博也对上海大歌剧院赞不绝口，“一座新建剧院，想要拥有完美的声学效果并不容易。上海大歌剧院的声学效果堪称完美”。

　　上海大歌剧院拥有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六宫格”舞台，未来能承接更多大体量歌剧的制作，为多剧目在同一剧院内轮换上演创造了可能。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笑丁接受采访时表示，上海大歌剧院在整个上海剧场版图上是收官之作、是集大成者，目前为止它是最先进的、独一无二的。此外，从演艺资源分布上，大歌剧院的启用，让浦东和浦西的剧场演艺资源得到了平衡。

　　一座剧院的价值，算的也从来不只是经济账。

　　张巍向记者举了悉尼歌剧院和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的例子：1973年开幕的悉尼歌剧院，已经成为了悉尼的城市地标，带动悉尼港从工业港区转型为世界级文旅目的地，在5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魅力不减，每年吸引千万级访客，持续拉动文旅消费；2017年启幕的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同样提升了城市气质，让这座港口城市跻身欧洲古典音乐重镇，成为欧洲新晋旅游目的地。

　　“这两座歌剧院自身的票房都难以完全覆盖运营成本，但它们重塑了城市形象，令所在城市的文化旅游名片更亮，也产生了更多的衍生性消费。上海大歌剧院扎根世博文化公园，不设置封闭围墙，喜欢看剧的人可以买票去听一场歌剧，不喜欢的人在扇面下喝一杯咖啡、看一看江景，它未来也一定会成为上海新的城市文化符号，拥有更强的国际影响力。”张巍坦言，上海这样的城市，应该给歌剧留出空间，而歌剧美好的现场体验，也值得一座城市为它保留一个位置。

上海大歌剧院红厅。

让看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大歌剧院不仅是世界名团的首演地，也是本土文艺力量的主场。从今年年底到明年正月，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京剧《龙凤呈祥》、昆剧《长生殿》等将陆续上演，红色基因、中国审美、海派风格、当代表达在此交汇。张笑丁将其形容为“起于红色之声，承于世界经典，转回中国故事，合于时代共鸣”。

　　大歌剧院从来不是一个“建完就结束”的工程，它是一整套文化运作系统，是一条文化产业链条，它不只服务观众，也服务作曲家、编剧、歌唱者和舞台管理者。张巍表示，一座大歌剧院如果运营跟不上、配套系统不成熟、生产力没有同步生长，它可能“吃不饱”，成为文化资源的错配。但他并不担心，因为上海深厚的中西方文化交融背景和海纳百川的城市理念，通过持续性的台阶式发展，通过艺术家交流、作品传播等，最终一定会提升上海的文化竞争力。

　　“这些年上海建造了很多新的场馆，新建剧场最怕的不是数量多，而是同质化竞争和运营个性缺失。上海本来就是个大码头，它的原创能力也比较强，各种表演艺术团体都有，上海演艺集团的成立也将为资源整合、体系重塑蓄力赋能。”方军告诉《新民周刊》，从长远的演艺布局看，大歌剧院的落成无疑是在下一步大棋。

　　事实上，上海是国内文化消费能力、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演艺城市。去年，上海举办营业性演出6.14万场，场次和总票房都居全国城市首位。其中，上海54家剧院、87个剧场实现演出票房15.63亿元；100家演艺新空间全年演出16769场，吸引213.03万人次，总收入2.94亿元。

　　大型演唱会方面，2025年，上海平均每1.2天就有一场规模超5000人的演唱会和音乐节，全年吸引近400万人次，票房超36亿元。“十五五”期间，上海还将规划新建可容纳5万至6万人的大型室内演出场馆。

　　从上海大歌剧院到规划中的上海国际演艺中心，上海将构建起覆盖歌剧、音乐剧、演唱会、音乐会、戏剧等不同艺术门类的演艺矩阵。而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在任何声音、面部表情都可以被采样、压缩、无限复制的时代，剧院不可复制、无可替代的现场体验非常珍贵，我们也期待一座城市有足够的野心和耐心，让“剧场见”成为更多人生活的一部分。记者｜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