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们的苦难命运作注脚

　　“我们四个”，指的是俄苏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四个人。译者王家新之所以将他们四个人的诗歌结集在一起，是因为这四个诗人有着共同的境遇和命运——在强大的权力面前，他们是卑微的个体，在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里，他们是高贵的生命，他们四个其实是一个整体，共同构建起一个神圣的诗歌家族。

　　在这个神圣的诗歌家族中，阿赫玛托娃活得时间最长，她不仅亲眼见证了俄罗斯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她同时也以诗歌的形式坦露内心的情感、记录自己亲历的时代。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歌以简约的形式表达微妙的情愫见长，像所有的诗人一样，她曾经有过青春的憧憬，也写出过一些纯情而唯美的诗句。但是，随着年龄渐长，阿赫玛托娃的诗风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纠结与自省，愤怒与不甘，乃至反复与自己的良知争辩……

　　阿赫玛托娃如此，曼德尔施塔姆亦复如此，这个因遭遇流放而英年早逝的诗人曾经设想过远离现实，但他热爱这贫穷的大地，除了它诗人一无所有，所以尽管诗人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尽管苦难在逼近，死亡变得更加清晰，他依然深爱着这片土地，甚至不惜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包括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在内，他们四个人对于人生的要求从来不高，说白了无非是自由歌唱，过一种平凡而又随性的生活。然而即便是最卑微的要求，对于他们四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难得的奢侈。

　　正像茨维塔耶娃在《时代不曾想着一个诗人》一诗中所写到的那样：“我的时代是我的灾祸，是对我的剥夺，/我的时代是我的死敌。”当“死床不再可怕，爱床不再甜蜜”，丰饶而贫穷的茨维塔耶娃宁愿砍开她的血管，让“不可遏制/不可回返的生命喷涌向前”，形成喷涌而出的诗句，“漫过边沿并滔滔地/渗入黑色泥土，去滋养草木”——当然，同样是这份怀乡的伤痛，让茨维塔耶娃夫妇义无返顾地返回故乡，并最终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既不需要耳朵/去听，也不需要眼睛去看，/对你这疯狂的世界/只有一个回答——我拒绝。”

　　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说词中提到了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等人，他认为要在纸上胜过他们是不可能的，要在生活中胜过他们更不可能。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诗歌其实是一种坚持个体尊严的手段，布罗茨基如是说道：“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这句话或可为“我们四个”的苦难命运作注脚。

　　《最后的捕鲸部落》

　　作者道格·克拉克深入部落三年，以小说般的叙事记录下这场文化消亡前的最后抗争。书中既有惊险的捕鲸实录，也有萨满仪式、物物交换生态的细腻刻画，更通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全球化时代的普遍困境。或许成书时，拉玛莱拉文化已不复存在，但这部作品将永远铭刻人类文明的多样与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