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的社会学思考

　　《数字文化》一书描绘了当下时代“数字化生存”的现实。法国社会学学者多米尼克·卡尔东从传播媒介维度重新估量了人类置身其中的技术性生态。这种“生态”涉及数字技术对认识世界、情感体验和社会实践的根本改造。信息生产、传播和接受模式，将会塑造人类全新行为模式，变更心理结构和期待视野。媒体即是审视这种巨大转型的前沿阵地。

　　从传统专业记者、编辑的“把关人”身份，到自媒体个人的普遍发声；从高度中心化、专业化的新闻报道，到日常化、广场化的信息生产；参与性和社交功能，成为媒体变革的驱动力。譬如你可能只在意身边的闻见(如朋友圈、关注之人或同城之事），而不关心与自己遥远的新闻。媒体的兴衰，实质取决于受众的能动创造与逆向培育。受众开始影响并塑造媒体：如盈利模式，采写风格与新闻质量。当更多个体成为信源，自下而上的喧哗将对专家权威的声量造成稀释与覆盖。

　　原本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在数字身份的冲击下逐渐消解。数字社交，可屏蔽亲近之人，以及有利害关系之人，但隐私却可与陌生人分享。这意味着一种身份与情感的分离——在熟人社交圈隐匿心灵真实，在虚拟社交圈展示本我。身份的可见性，决定各种行为模式。一方面，社会身份被网络数据包裹，重新定义了可见性与不可见性。我能看见什么，谁能看见我，通过设置都可实现。不在场的在场，不再是抽象的哲学讨论。

　　社交与媒体联姻，是数字文化潜藏的深刻变革。它无限扩大社会活动的形式与范围，拓展真实与虚拟交往的边界。“网络和数字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用于交流的基础设施。”这一论述切中数字公共空间的属性，我总结为平台和通道两大功能：既是信息池共享获取，又使行为主体联结传输。交互式媒体催生热衷参与、组织和表达的公民，公民用新方法向媒体释放信号。然而，我们也被垃圾信息、假新闻包围，真实性与深度性报道反而稀缺。

　　“借助于数字工具，很多在传统中不存在的参与方式、社会活动组织方式、协调方式和集体表达方式出现了”，如发布爆火视频、转发带#的标签。社交媒体提供更多“下沉”可能：在数字世界里参与对话协商，意见表达和信息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参与式协商，互联社会的讨论，对公共决策施加潜在影响。

　　技术分析的背后是作者文化批判的视野。如数字公共空间的安全与治理，数字经济对消费者的引导，公民科技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它们界定了行为主体间全新的位置、话语和参与模式。“数字世界产生的变化并非总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绝不能说明数字世界不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生产信任和合法性。”撰稿｜俞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