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与身份之争的背后

　　青年学者尤淑君的《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的皇权重塑》所聚焦的历史事件，并非战场上惊心动魄的厮杀，亦非天灾、内乱、瘟疫，不是精细到日常的微观史、心态史，也不是冰冷到丧失人情的宏观史、制度史，但正如作者所言，发生在嘉靖一朝初期的“大礼议”事件，乃是明代政治文化中隐秘且关键的转捩点。这一事件，彻底打破了皇帝与群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为嘉靖一朝嗣后日益恶化的君臣互相猜忌的政治生态埋下祸根。

　　而所谓“大礼议”，其所关切的核心问题，是嘉靖帝朱厚熜的身份。当明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六年，即公元1621年卒于豹房时，他并没有留下子嗣。藩王出身，时年15岁的朱厚熜，因此得以入继大统。但为了在礼法上名正言顺，内阁与礼部认为，朱厚熜应该被过继给武宗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成为武宗的兄弟，以符合《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继位法则。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嘉靖的亲生父母，将变成他礼法上的叔婶。支持这一派观点的臣僚，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代表，他们援引宋代濮议案的先例，其观点被称为濮议论。反对者，如礼部观政进士张璁则指出，濮议论不合人情，会使嘉靖“自绝其父母之义”，他们的观点，则被称为人情论。

　　起初，嘉靖一再恳求坚持濮议论的三位阁臣杨廷和、毛纪、蒋冕让步，不惜重金贿赂其改变观点。然而对这些以清流自许的臣僚，此举只能适得其反。杨廷和甚至以辞官相要挟，逼迫嘉靖接受濮议论。皇帝虽暂时妥协，却在羽翼丰满后，直接下令将已故生父从“兴献帝”升格为“献皇帝”，列于太庙，庙号睿宗，世受香火。大礼议绵延了24年，最后以皇权的彻底胜利告终。兴献王与嘉靖的身份，成为让此后明代诸帝无比尴尬的历史遗留问题。

　　大礼议之后，君臣关系的濒临破裂，使得嘉靖不得不扩张内阁首辅的权力，让其充当缓冲器与挡箭牌，而首辅始终是皇帝的私臣，自然无法取信于众臣，如同过去的宰相一般成为众臣之首，他需要逢迎上意，因此无法制约日渐集中化的皇权。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以后，明代的制度构建，就天然缺乏对皇权的约束，唯一能规范皇帝的，即是礼法。但当嘉靖出于人情之思，随意更动礼法时，这一唯一的约束也摇摇欲坠，国家彻底成为了皇帝的私产，继而，如此庞大的权力造成了嘉靖自私、精明、虚伪且好大喜功的政治性格。皇权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从未如此显豁地呈现出来，朝廷内部的政治冲突也从未如此激烈、致命，且具有零和博弈的不可调和性。是以，大礼议应当被视为近代前夜的一次关键历史事件，被细细剖开，一遍又一遍地重读。撰稿｜谈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