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街道上追捕一首诗

　　“共识的创造并不是一门新艺术，而是一门非常古老的艺术，本应随着民主的出现而消亡。但它并没有消亡。实际上，现在由于共识基于分析而非经验法则，它在技术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美国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出版于1922年的经典著作《舆论》中写道。在他看来，舆论是一种非理性的破坏性力量，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及心理学的进步，人们反而受困于柏拉图的洞穴，被信息茧房左右思想。

　　不同于李普曼描绘的灰暗图景，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在其《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一书中，透过巴士底狱中尘封的档案，勾勒出舆论的“史前史”。他意欲揭示，在未有现代传播媒介的年代，舆论如何透过人们的记忆与口述渐次成型。故而，《诗歌与警察》采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细察发生于1749年春天的“十四人事件”。彼时，一系列讽刺国王的诗歌在巴黎的街头巷尾流传。巴黎警察总监受命寻找这些诗的作者。有14位巴黎市民遭逮捕，他们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饱学之士。

　　然而，巴黎警察始终未能找到这批歌的真正作者。达恩顿认为，这是因为，此类诗歌极有可能没有作者。它们出自巴黎市民的集体创作。

　　透过“十四人事件”的档案，达恩顿想要厘清18世纪中叶的巴黎公共舆论的运作方式。他选择18世纪这一历史断代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不论是米歇尔·福柯一脉，还是尤尔根·哈贝马斯一脉的观点，都将公共舆论视为一种源于18世纪的现象。在哈贝马斯看来，介于家庭生活的私人世界和国家的官方世界之间的社会领域，直到18世纪才真正出现。由是，法国大革命可以看作公众舆论破坏性力量的一次集中呈现。但在此之前，君主制的法国是否已经在舆论场域中陷入意识形态危机？我们是否能够将“十四人事件”视为专制之轭愈发收紧的象征，认为其最终导向了大革命？

　　在达恩顿看来，我们不能以后设的视角，先入为主地研究历史事件，故《诗歌与警察》没有采取传统的线性叙事，将“十四人事件”视为40年后法国大革命的预兆。达恩顿更侧重描绘这些诗歌的传播路径，还原一位普通巴黎市民在寻常街头聆听它们的方式。

　　透过记诵这些诗歌，透过哼唱那些讽刺歌曲，他们在专制主义的沉默空气中，凿出一个孔穴，使自己能够窥视权力运作的漫画式图解，用市民阶层的朴素道德，消解国王专制统治的神圣性。这便是他们日常的政治参与。在未有舆论概念之前，在一半的公民仍是文盲的社会中，共识依旧发挥着它的效用。那时，记忆作为一种抵抗，如此鲜活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唇沿与耳畔。撰稿｜王昔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