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粝的生活，无言的残酷

　　新作《盗窃》开头，古尔纳提及那位乌玛党青年的军帽，以及他舌苔上摇摇欲坠的西班牙语，那平静优雅而克制的语调，《纽约时报》书评人劳伦·克里斯滕森所指摘的“温文尔雅的正式风格”，淡化了历史背景中的血色。那一场让古尔纳本人背井离乡，去往英国的动荡，随之而来的非洲人对阿拉伯人的反攻倒算，并没有在这部小说中显出它全部的残酷。悲剧不在于这历史的布景本身，而在于布景之下的角色。

　　作为古尔纳的第11部，也是其获诺奖后首部小说，《盗窃》必然要承受读者与评论界极高的期许。劳伦说这部小说太淡了，《华盛顿邮报》的书评人罗恩查尔斯也评论到，古尔纳从一个人物切换到另一个人物的叙述方式，“故意阻挠我们确定一位主人公”。但这部小说并非群像，其主要笔墨集中在三位桑给巴尔青年：卡里姆、福齐亚和白达尔间的命运纠缠。

　　作家的灵感来自于一张街道俯拍照片，拍摄对象：肯尼亚北部东非海岸上拉穆岛中一家名为“Mystery Hotel”的酒店。古尔纳被那酒店的名字吸引，便想讲述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年轻人的故事。白达尔的形象就在这时出现了：一名童仆，被诬陷偷占了采购款，少主人卡里姆的接济帮他渡过难关。卡里姆安排下，他辗转来到这家酒店，缄默而尽职地工作，如同一尊蜡像。

　　由是，促成这部小说的，是一处典型的后殖民景观。旅游业将前殖民地的在地生活，批量化生产为一个个可供文化消费的远方。编织出消费之网的，不仅仅是对逃离现代生活的话语煽动，还有某种基于肤色陈旧而隐秘的优越感。

　　但古尔纳的叙述，尽可能回避过分文学性的戏剧化，只呈现生活涌动的粗糙颗粒感。这或许会让作品看起来像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但它没有引号，所有对话都融入同样的风格织体之中：一种现代和后现代小说中都很常见的方式，我们可以在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中找到对位。有时，这意味着整体文风的口语化，意味着作品向生活现场的迫降。那些引发人生剧烈变动的决定，是在轻描淡写中被说出的。或许，这正契合了生活的本质，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给我们当下作出的决定抹上一层光晕，只是日复一日地生活下去。

　　对于这3位桑给巴尔青年，生活意味着什么？撕裂的感情和同样撕裂的历史，似乎让他们流离于现代性之外。古尔纳始终平静而不带评判地呈现，仅为保存记忆。对于他来说，文学是说出，而非论证；是航行，而非抵达。《盗窃》作为其新作，再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丝毫不带异域风情的非洲故事，它证明了生活本身的力量，是生活催动文字，以完成我们的当下。撰稿｜谈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