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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刚:坚守环保梦

日期:2015-07-01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和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富士施乐在生产链的源头就考虑到产品的循环利用,而不是等把机器和耗材回收进来以后才做这件事。
撰稿|埃莉诺
 
     穿着短裙高跟鞋的办公室lady,笔直地站在复印机或打印机跟前取文件,纸张上留下了迷人的香水味,这是很多人熟悉的办公情景。但另一番图景很少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中:在城郊的电子垃圾回收村,聚集着成千上万的鼓粉盒和喷墨盒等耗材垃圾,散发出刺鼻的异味,工人忙着清除残粉和残墨,这些耗材经过简单翻新以及加工,又悄然流回销售市场。
  很少人会想到,一台复印机会成为健康杀手,因为它可能充当着循环污染的载体。而回收处理这些电子垃圾,尽可能利用电子垃圾产生再生资源,正是富士施乐大中华区总裁徐正刚坚守的梦想所在。
 
揭开“垃圾零填埋”奥秘
   
  办公室淘汰的旧打印机复印机、旧硒鼓墨盒,如果落到没有资质的回收商手里会怎么样?无论是随意丢弃、填埋或焚烧,还是用不正规的手段拆解,遗漏的废粉残渣都会造成对土壤、对水、空气的严重污染,而被污染的环境不仅会对附近的居民造成直接的毒害,更可能成为农作物等食物链的污染源。 
  这些电子垃圾的命运有没有第三种选择?
  徐正刚认为,使用过的产品是宝贵资源而非垃圾。富士施乐于2006年底在苏州建立了整合资源循环系统,专门负责将中国大陆回收的使用过的打印机、数码复合机及耗材等产品进行再利用及再资源化。
  在资源回收系统中,富士施乐会将销售给客户的设备和耗材,在其使用到报废或是无法再维修时,从全国进行回收,并集中运抵苏州的资源循环工厂——富士施乐爱科制造(苏州)有限公司。“我们向客户承诺将使用过的设备耗材回收。但回收的耗材,不是简单清洗后,重新组装就能用。我们会将所回收的产品和耗材进行彻底分解,并通经过严格的检测,将具有和新品同样质量的零部件进行再利用,最后经过检查合格的耗材投入租赁服务市场使用,并在产品外箱上注明个别部件为再利用部件,以明示客户;其他不能再利用的耗材零部件连同拆解的设备被分类成约56个类别送到循环处理合作伙伴进行进一步处理及再生利用 。”徐正刚说。
  使用过的产品和耗材进厂的第一件事是称重。除了记录它的总重,单台设备在拆解前后都要逐一进行测重,把测得的数据都输入到电脑里进行管理。
  在工厂车间内,不同的激光打印机、一体机、复合机被按照机器的型号码放排列,整齐有序。据工作人员介绍,工厂将回收的产品进行分类、拆解和清洗,所有零部件按照56个种类实行彻底的分拣归类,如拆解成铁、铝、透镜、玻璃、铜等原材料,并划分为再资源化和再利用零部件两类。这些零部件在出货时要再进行一次称重。
  “回收进来的东西是100斤的话,通过回收利用之后还是100斤,这样就达到100%处理。”徐正刚说。苏州工厂于2010年实现了“垃圾零填埋”的环保目标,目前其废旧设备和硒鼓的再资源化率达到99.9%。
  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富士施乐在1995年在日本率先设立资源循环工厂时,产品的回收利用上每一步投入都很大。“我们经过多年摸索,每一步走过来都很不容易。比如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什么材料可以再利用,只有通过不断的试错才能找出来。”徐正刚说。
  此外,对使用过的耗材拆解清洁,这个工作很脏,一开始很多员工不愿做,公司为此费了很多心思。“苏州厂在建厂初期就获得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认证及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以确保工作场所的环境安全。我们每年为员工做体检,确定这项工作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不会有影响。当然我们也很注重劳资关系,尽量让员工工作得比较愉悦。” 
  自2008年启动至今,该整合资源循环系统累计处理废旧产品及耗材已超过 5100 吨,由于对零部件的循环再利用减少了新资源的使用,因此大幅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资源循环”需要坚守
   
  和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富士施乐在生产链的源头就考虑到产品的循环利用,而不是等把机器和耗材回收进来以后才做这件事。“我们在研发环节考虑到产品的循环利用,把产品结构设计成易于拆解的,并且采购适合再生利用的零部件,用再生塑料之类的可再生材料制成,用的墨粉也是能低温融化的,降低了能源消耗,保护了环境。”
  徐正刚认为,“资源循环”的理念必须贯穿在产品生产每个环节,从第一步开始就要设想到。如果企业在研发环节不加以重视,不去投入,等回收遇到问题时再进行结果管理,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困难重重。
  解决了拆解技术上的难题,目前资源循环系统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于回收。
  “由于回收是最大瓶颈,目前苏州工厂的回收处理量还非常少,还远远没有满足其设计产能。”徐正刚表示,虽然苏州工厂2008年1月启动运营至今已有7年时间,但截至目前,并没有达到筹建企业初期时所预计的经济效益。
  造成回收成本居高不下、回收难的主因有两点,一是富士施乐的用户遍布全国,使用后的废旧设备散布在中国各个角落,虽然富士施乐的目标是争取实现所销售产品100%回收处理,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覆盖全国的物流企业可以进行回收配送。二是客户对废旧设备的处理意识地区差距明显,一些用户或渠道商并不愿意将废弃产品交给厂家进行处理,而是将这些废弃产品处理到二手机市场以获得利润。
  但徐正刚并不焦躁,富士施乐在日本的整合资源回收系统也用了8年时间实现盈亏平衡。“一个优秀的企业必须具备强大、友好和愉悦三点,这也是富士施乐的“优秀企业”的理念。对环境友好也是友好的含义之一。因此,资源回收利用产生的成本,我认为是企业业务开展过程之中所必须承担的成本。”
  作为销售公司,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承担了报废产品回收过程中所有发生的费用。同时,进行资源循环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一部分也是由富士施乐(中国)承担。
  “如果我们不做回收处理,这些成本支出就不会发生,几亿日元会作为净利润体现出来。但是我认为,作为一家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应该对价值链的整个过程负起责任,要把上述的费用作为工作的成本来应对。”徐正刚说。
  随着近些年中国关注CSR及环境保护的人士越来越多,富士施乐的苏州工厂得到了中国有关方面和相关人士更多的关注,整合资源循环系统也成为富士施乐向社会展示的很好的窗口和样板,苏州工厂也获得多项殊荣,如苏州市首批循环经济示范企业、苏州工业园区环境教育实践基地、园区清洁生产企业及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等。同时,由于富士施乐在CSR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与其他企业的品牌差异化。
 
环保是一种习惯
   
  《新民周刊》:我们看到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连连获得社会各方颁发的“可持续发展”奖,因而感受到您有一个伟大梦想,就是将CSR即“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贯穿于产品研发、生产、客户使用、产品服务等每一个环节,由此树立百年品牌,让企业可持续发展。请介绍一下你们的“CSR就是经营管理”这一理念。
  徐正刚:我认为,企业经营的根本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对于可持续社会的构建,很多企业是把它当附加的业务来做,单独设立考核指标,但我们是把它作为业务的一部分,融于我们的研发生产各个环节。
  我们CSR理念贯穿在生产各个环节,在研发环节,我们把产品设计成节能,碳排放较少,易于回收的。在生产环节,我们采购零部件时会注重“社会责任采购”。得益于研发环节的投入,在销售环节,我们能为客户提供更绿色环保的产品,比如碳排放可视化技术,让客户清楚了解办公环境中的碳排量。我们不仅提供产品,很多时候是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改变工作方式,简化流程,实现节能减排。我们还会说服客户将废弃的墨盒交给我们回收,可以循环利用。
  《新民周刊》:可以解释一下“社会责任采购”么?
  徐正刚:这一点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们会考察供应商有没有建立CSR体系,对供应商的要求是4M2S,包括man(员工管理)、machine(生产设备管理)、method(生产方式管理)、material(原材料管理)以及space(生产环境)、system(工作流程)。以员工管理为例,我们会看他们有没有遵守《劳动法》关于劳动时间的规定,有没有强迫员工超时工作,有没有向员工支付合理报酬,还有现在联合国很关注的一点,有没有非法雇用童工。在原材料方面,我们会考察供应商使用的原材料是不是包括有毒有害物质。
  我们在深圳、上海等地的工厂都要做到这些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的供应商也做到。只有关爱员工,正确处理生产废弃物,努力减少碳排放的企业才能成为我们的供应商。我们有250多项对于供应商的审查项目,不仅会电话问询,还会派人上门查看,并帮助其加以改善。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会把它们剔除出供货名单。曾经有一家中国大型零部件供应商,用有毒物质生产,被我们抽查到,就停止了它的供货资格。当然,我们也会帮助供货商,比如和它们一起筛选检查原材料,免得它们买到假货上当。我们也会帮一些企业做好劳资管理,要求它们合理付薪,如果劳资关系紧张,激起员工罢工,我们生产线也会受影响。
  要生产出环境友好型产品必须做到源头管理,仅作结果管理产品是不会好的,供应商不是专供富士施乐的,他们也向其他公司提供产品。令人高兴的是,在得到富士施乐认可的供应商是可信的。 它们做到我们的要求以后,往往产生“溢出效应”,得到我们的认可,其他企业的单子也会多起来。
  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做符合企业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要实现可持续社会构建这个目的,仅仅依靠自己公司是不够的,需要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这些相关方包括股东、供应商、客户、员工等。
  《新民周刊》:企业在追求利润和追求环保节能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很多冲突,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徐正刚: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企业要做的是保持平衡。不同企业做法不同,有些会把利润的一部分用于CSR。我认为要想清楚企业是为谁存在的?企业是为社会,为利益相关方存在的,要为利益相关方提供价值。股东也是利益相关方,股东获得了回报,企业也要考虑其他利益相关方,为员工、客户、供应商还有整个社会创造价值。如果企业只顾赚取利润,会被其他相关方、被社会抛弃。
  我们把企业的利润投入到资源回收利用上,这方面增加了很多成本,代价很高昂。首先物流体系投入很大,要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客户办公室回收耗材,我们不能把这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所以要把自己的利润投入进去。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并于2015年将复印机和打印机纳入管理目录。我们很早就已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和相关单位一起制定了拆解处理方面的标准。
  《新民周刊》:在你的倡导下,富士施乐(中国)主动地对公司整体业务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做了重新审视,对上海、深圳、苏州三家工厂开展了土地使用调查工作,调查结果有没有反映一些问题?
  徐正刚:大概在五六年前,社会开始关注企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对多样性的危害。质疑是源于一些企业对污染物排放不控制。当时关闭了很多高尔夫球场,因为球场使用的农药会污染环境。所以我们主动和NGO组织的专家合作,委托他们调查我们的生产对生态是不是有影响。他们取样工厂排放水做实验分析,调查了厂区及其周边的植物环境以及植被上的生物,判断生产对这些植物生物有没有影响。最后结论是没有影响。他们还列了一个清单,告诉我们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优先要做什么。
  《新民周刊》:你努力将CSR行为延伸到富士施乐的员工和家属,提倡他们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以及关爱地球的行动,具体有哪些做法?
  徐正刚:我觉得如果CSR不能落实到员工层面,是没有效率的。我们在很多细节上都注重环保,比如午休时间关灯、关空调,节约用电。在每年地球日,我们会关灯一小时。每个办公室都有纸张使用目标,提倡节约用纸,减少资源损耗,每年还会开展植树活动。还有减少公车使用,降低碳排放。在零部件进口环节,我们尽量选碳排量少的交通工具,能用火车、货轮的情况就不用飞机运输。我们在苏州的工厂还捐助了当地的养老院。我们成立了CSR委员会,每个分公司负责人都会参加,定期做一些讨论。
  《新民周刊》:富士施乐向江西、甘肃、云南、河北、重庆等地捐建了多所小学,还向多所高校捐赠办公和教学设备。你是如何思考这些公益项目的?有没有抽空亲临捐助现场?
  徐正刚:确实如此,我们捐助了6所希望小学。我有时间也会去现场看一下。有一次我们邀请捐助学校的师生到深圳工厂参观,他们没有到过大城市,没有见过海,他们对一切看到的事物都非常好奇,这次经历帮助他们开阔眼界,获得对大都市强烈的感性认识,这比单纯捐助意义更大。不过今后我们不会捐助更多的希望小学,因为中国社会不断富裕成熟,这方面的需求不再强烈。我们以后的公益活动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想帮助弱视人群,为他们提供大字版教科书;另一个是修复古籍,我们曾经在日本帮助京都的古寺修复具有400-500年的历史的古籍,以后可以为中国的寺庙做这些事。
  《新民周刊》:环保理念可以渗透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请你设想一下,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在衣食住行各个环节中践行环保?
  徐正刚: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不乱扔垃圾,坚持垃圾分类。我住在东京住所的社区对垃圾分类执行很严格,比如一个矿泉水瓶子要分三类,瓶盖分一类,瓶身分一类,瓶身上的包装纸还要分一类。在日本垃圾一共要分几十类,如果是大垃圾,还要付费处理。中国垃圾分类现在一般只分三类,未来肯定需要更精细的垃圾分类。还有就是不浪费粮食,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光盘”的意识,环保可以从日常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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