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中国越是开放，越有底气！

　　在《报人本色——周瑞金传》新书于8月18日发布之际，眼看着现场书迷、读者排队请传主周瑞金、作者沈惠民签名售书，两位一时无暇，只得另择时日约访。9月10日教师节，在江南深处位于闵行区的某一康养社区，周瑞金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

上图：9月10日，周瑞金接受本刊独家专访。摄影/杨维格

　　初见面，老人直言，“我身体挺好，老伴在做一些康养”。

　　在静谧的客厅落座，周瑞金先是向记者分析提前通过微信收到的采访提纲，比如一些问题排序如何更合理，还需要补充哪些内容。他面前只有一部处于锁屏状态的手机，并没有预备纸笔。所有的内容都由腹稿而出，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不乏金句。

　　《新民周刊》：《报人本色——周瑞金传》出版发行以来，在上海书展读者反响强烈，我们看到一些报刊已经发表多篇大篇幅书评，您如何看待这本书？

　　周瑞金：我的传记就我个人来讲的话是微不足道的。这本书最主要的价值在于记录我作为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自己办的大学培养的新闻人才,经历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实践，成长为从地方党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主持社论、评论和理论的笔政，这样一个领军的人才，引领着共和国的舆论正确导向，使这部传记具有了一定的时代代表性。

　　传记突出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的历史时刻，我能够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为改革开放鼓而呼。对于目前我们怎么坚持开展正确的舆论引导，推进改革开放，我感觉是有借鉴意义的，或者说是有价值的。尤其近些年来基本上没有这种新闻从业者传记类的书出版了，因此《报人本色》一推出，引起一些比较大的社会反响。

上图：《报人本色——周瑞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看过书稿，我感觉这本书将我的新闻理念一一表述出来了。我的基本的新闻理念，还是当年求学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传授给我的。就是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记者，应该“直击时代绷紧的那根弦”。就是要关切从国家、社会到老百姓都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这句话成为我的主导新闻理念。作为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敏锐地抓住国家发展进步、人民幸福安康这些大家最关注、最关心的问题，才能够发挥舆论的正确引导作用。

　　《新民周刊》：1991年，您主持撰写、编发的“皇甫平”系列文章，堪称时代雄文。在当时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的政界、商界、新闻界反响都很强烈。在《报人本色》一书中，对这段往事也有详细记述。在这些文章发表多年之后的今天，您再回看，这些文章价值何在？

　　周瑞金：当年“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我觉得其价值就在于，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声！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决不走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着的国内外情景、形势是什么样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进行制裁。我们经济发展处在困难下降的局面！紧接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国内有一些所谓的“左派”鼓吹中国处在危险的时刻，还称这“危险”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他们公然提出，中国不能再继续搞改革开放了，而要重点防止被西方“和平演变”。

　　在这个时候，我们根据小平同志1991年在上海过春节期间的一些视察讲话的整理记录，写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最重要的就是改革要进一步推进！小平同志当时提出，“这不是我一个人讲了算，而是全党都要讲”。当时，小平同志讲，不要把市场和计划当作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这两个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所以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

　　“皇甫平”的文章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国内有舆论要对改革开放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严峻关头发出的，鲜明提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深化改革就要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皇甫平的文章在当时，确实是符合大家的心愿，所以一登出来，全国不少地方由省里派代表到上海来收集文章写作的背景、到底发了几篇。因为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我们过二十天左右发一篇，许多人一时搞不清我们发了几篇。其实当时一共发了四篇。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长期以来，很多媒体在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曾提及，皇甫平大胆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这四篇文章被视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

　　我如今回想，感到当年小平同志有着政治家的战略眼光。1991年，他看到一些报刊对皇甫平文章的批评，但是他没有说话，而是选择观察了一年。然后，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他选择到南方，发表谈话。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节点，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大局，要为新一届中央确立发展蓝图，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在南方谈话中，他讲到，“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讲得非常尖锐，引起很大震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它就解决了一个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管理与先进东西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用，就是社会主义的。有利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有利社会主义的。这就打破了我们多少年的一种传统观念啊！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后来，我发现最初赞同、拥护皇甫平文章观点的那些朋友，都勇敢地也确实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做出了感人的政绩，成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

　　《新民周刊》：确实，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改革开放加速深化发展，之后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及至如今，我们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好，各方面的影响力也好，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比起当年，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外交流更为频密。与此同时，国际新闻成为不少媒体所重视的领域。您能否回忆您报人生涯期间，国际新闻、中外交流中印象深刻的事？对当下有何启迪？

　　周瑞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报人，作为新闻单位，在对外交流中，都可以配合我们政府的对外交流工作，开展民间的外交，或者现在讲公共外交的工作。这个我深有体会。我是1993年调到北京《人民日报》工作的。1995年，我们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我们的国际报道部门突然接到有关部门指令，要组织批判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的文章。说他当时兼任日本遗族会的会长，出版了对中国很不友好的书。当时我正好带一个新闻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在采访日本政要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桥本龙太郎并不了解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书出版后发行范围很小，社会影响也不大。而桥本作为日本首相他还是积极推行同中方发展友好关系的。我马上向国内有关领导汇报了真实情况，及时纠正了发表批判文章的举措。从中我就感觉到，新闻媒体在对外交流中可以发挥应有的民间公共外交作用，化解矛盾，补正一些政府外交无法发力之处，公共外交更容易解决问题。

　　后来我们曾推动温州首先成立了地方公共外交协会。因为有大量的温州人在国外——企业家、各界人士都在外面做我们国内和国外的沟通交流，使海外更加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加了解海外。这样就会化解很多矛盾，才能够合作共赢，也才能够做到比较融洽的外交关系。温州成立地方上的公共外交协会以后，后来各个地方都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这说明大家也都注意到民间外交非常重要，民间的力量作用不可小看。我注意到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曾邀约的“神仙会”成员、我的老朋友周汉民，现在就是上海市公共外交协会的会长，他做了许多促进对外交流，化解各种矛盾的工作，成效卓著。

上图：8月18日，周瑞金（前排左）、沈惠民（前排右）在为热心读者签名留念。

　　《新民周刊》：从当年到如今，您最为牵挂或者担忧的是什么？

　　周瑞金：回顾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我们明显感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其实是开放推动改革，促进改革。改革初期，建一个五星级的宾馆，从国外引进整套餐具，引进豆腐、牛肉等物品。有许多人看不惯，认为中国是最早生产豆腐的国家，牛肉我国多的是，为什么要从国外进口？当时我们就用一句话：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国际惯例”就是我们以开放破除传统封闭观念，找到的一把钥匙。他破除了很多人的疑虑，逐步逐步地就通行起来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是靠开放来推动的。到了21世纪，更大的“开放”就是加入世贸组织。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初，我们国内许多人忧心忡忡，深怕经济受到影响，文化受到冲击等等，由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亲自和美国贸易代表团会谈，果敢拍板加入世贸组织，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拥抱世界、加入世贸组织的路，走对了！在加入世贸组织期间，我们改革了几千条法律规定，推动了各个方面的改革。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我们继续坚持以开放推动改革，上海自贸区成立，就是一个显著成果。

　　进一步扩大开放，当前的难题，是如何对欧美发达国家开放得更好，更切实有效。虽说是困难重重，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需要认真总结扩大开放中的经验教训，加强对话，纠正不足，跨越障碍，取得两利。

　　今天也只有扩大开放，中国经济才能够奋起！越是开放，越是与世界拥抱，越是能够有自己的底气！

　　《新民周刊》：发现您也在操持公众号“周甫旭平”，从这个角度说，曾经的大报总编，如今也是新媒体人。您做新媒体的感受是什么？

　　周瑞金：这个是我一个试验。我和儿子配合的。真正用新媒体编辑这个平台的是我的儿子周朝丰。我来出思想，写文章，他来编辑，配图片。其实我比较早地用了网络媒体，用手机打稿、改稿、发稿。我后期大量的评论都是通过新媒体出台的。然而，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我觉得有点跟不上——现在我手机用得就不如年轻人。所以我还在努力学习之中，在摸索前进之中。我尽可能用我的观察和思想，通过我儿子化成公众号文章来对社会起点影响作用。主笔｜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