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阿姨”：从帮佣到品质生活设计师的百年回眸

　　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街头巷尾，“阿姨”这一称呼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亲属称谓，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符号。从解放前弄堂里的“娘姨”到如今高端社区的专业家政人员，上海阿姨的形象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群体的演变不仅折射出上海城市发展的轨迹，更映照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当我们追溯百年上海阿姨的历史轨迹，实际上是在阅读一部浓缩的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史，一部关于劳动尊严与社会认同的演变史。

上图：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街头巷尾，“阿姨”这一称呼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亲属称谓，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符号。

娘姨：上海最早的职业妇女

　　解放前的上海，保姆被称为“娘姨”，是弄堂里不可或缺的存在。那时的上海保姆主要来自江南，以南浔、绍兴、宁波一带农村居多，这些地区有输出保姆的传统。据说规模化的保姆涌进上海要追溯到上海开埠后的清末民初。她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上海人家，承担起家务劳动的重任。当时的娘姨多为文盲或半文盲，她们操着浓重的方言，用勤劳的双手维持着上海家庭的日常运转。

　　著名作家张爱玲在小说中曾多次描写过这类女性形象——她们身着朴素的蓝布衫，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脸上总是挂着克制的微笑。娘姨们的工作内容包罗万象：烧饭洗衣、带孩子、伺候主人起居，甚至还要负责一些简单的账目管理。

　　她们的工资微薄，通常以每月几石米或十几块银元计算，居住条件简陋，常常挤在主人家的亭子间或后楼。社会地位低下是那个时代娘姨们的共同命运，她们被视为“下人”，很少有机会参与主人的社交活动，更遑论获得尊重。然而，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娘姨们，支撑起了十里洋场的繁华表象，她们的劳动构成了上海城市运转的基础。

　　上海著名的已故女作家程乃珊也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有关上海滩保姆的文章《昔日上海滩的“娘姨”》。她在文章中说，“娘姨”堪称上海最早的职业妇女，其历史比纺织女工和缫丝女工还要悠久。与传统的丫头、婢女不同，娘姨们是自由身，能自由选择东家，靠劳动力换取月薪，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补贴家用，收入甚至可能超过自家丈夫。

　　早年的上海娘姨大多已婚，东家以其夫家之姓称呼，像张妈、刘妈等。未婚出来做娘姨的小姑娘被称为“小大姐”，多是跟着同乡长辈从乡下出来，由长辈引荐给东家，先做下手，学规矩，等长辈回乡，她们便顺理成章地顶上。那时，极少有未婚农村女孩独自来上海做娘姨，除非和东家太太沾亲带故。

　　东家偏爱用知根知底的娘姨，所以旧时上海人家的娘姨大多和东家同乡同里，讲同一种方言。这样不仅生活习惯、饮食口味相近，出了事也方便调查。而且，上海大户公馆人家的娘姨常常是世袭的，婆婆带媳妇、老妈带女儿，一做就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被称为“养家的”。即便娘姨告老还乡，东家也会定期寄生活费，这体现了上海人朴素的民俗和江湖行规，大家都自觉遵守，苛待娘姨的东家会被舆论谴责。

　　总体来说，旧时上海保姆待遇好过工厂女工，在大户人家工作，起居饮食更舒适，见识也更广，但也容易养成奉上欺下的奴性，因为她们常常会觉得心理不平衡，长期看到富有、舒适的个人生活，但可望而不可即的心理煎熬，往往造就了她们普遍有一种“势利眼”看人的心理，不如工厂女工心胸坦荡、开阔。而且，女佣为了在寄人篱下的环境中生存，大多圆滑世故，八面玲珑。从普通娘姨到管家，要历经明争暗斗，过程十分艰难。即便在弄堂小户人家做娘姨，也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和邻居搞好关系，否则寸步难行。

重现江湖

　　解放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雇佣保姆这种带有旧社会色彩的雇佣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消失。

　　50年代，上海阿姨群体迎来了第一次重大转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传统的雇佣关系被打破，许多曾经的娘姨加入了街道生产组或合作社，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政府开始重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通过街道组织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互助式家政服务。这一时期的上海阿姨们开始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她们的工作不再是个体行为，而是被纳入了集体组织的框架。

　　同时，教育普及运动也让一部分阿姨开始识字读书，文化水平的提高为她们日后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观念开始转变，“劳动光荣”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阿姨们不再是低人一等的“下人”，而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分子。这一时期的上海阿姨形象，既保留了传统家务劳动者的勤劳本色，又开始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的自尊与自信。尽管物质条件依然有限，但她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新中国城市妇女解放运动的生动注脚。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上海阿姨群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家政服务需求开始逐渐显现。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让上海家庭发生了变化，企业业务繁忙、生活节奏加快，许多家庭开始有了请保姆的需求，保姆市场悄然形成。

　　到了90年代末，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其中40岁以上女性和50岁以上男性居多。他们学历不高、技能缺乏，就业困难，但家庭负担重，急需稳定收入。2001年3月，上海市推出“4050”工程，为40岁以上女性免费开展家政服务培训，考核合格后即可上岗。这一举措让大批下岗女工走进家政行业，“上海阿姨”的群体形象开始深入人心。

　　许多阿姨开始接受专业培训，学习科学的育儿知识、营养配餐技巧和老人护理方法。上海阿姨的职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她们凭借勤劳和热忱，在市场上打响了口碑，也让“上海阿姨”成为上海家政服务的一块金字招牌。与此同时，工资水平也随着市场需求水涨船高，优秀的家政人员月收入可达万元以上。

　　更重要的是，社会对家政服务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可有可无的“帮佣”转变为现代家庭不可或缺的专业支持。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待遇上，更反映在社会尊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上海阿姨开始拥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目标，她们中的佼佼者甚至创办了自己的家政服务公司，实现了从打工者到创业者的跨越。这一时期的上海阿姨形象，是城市化进程中专业服务人员的典型代表，她们用专业技能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尊严。

上图：2024年8月31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家政服务技能竞赛在金山区山阳敬老院举行，来自山阳镇从事养老与家政行业并持有相关证书的70余名选手齐聚一堂，共同演绎了一场家政行业的“技能盛宴”。

越来越高端

　　时代的发展如滚滚车轮，大约2003年前后，外地女性开始涌入上海，补充了家政劳动力市场。随着时间推移，老一批“上海阿姨”年龄渐长，生活压力减小，工作也力不从心，逐渐淡出市场。与此同时，上海就业岗位增多，选择变多，家政业人员结构悄然改变。

　　本土的“上海阿姨”多为被征地农民，以郊区为主，多做钟点工；新“上海阿姨”来自云南、甘肃、四川、安徽、江西等省，她们往往随老公一起外出打工，夫妻二人合力在上海打拼，以便有足够的金钱供养留在当地的孩子学习、生活。

　　以记者本人为例，夫妻双方的工作非常繁忙且不规律，两边的老人又都体弱年迈，所以从2010年就开始请阿姨，至今已经超过15年。来上工的阿姨们的年龄大多在45至65岁之间，有住家的，也有钟点工，阿姨们大多有丰富的从业经历，时不时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家政培训，在待人接物和家务处理上都显得相当得体。我们和阿姨之间建立了良好的默契，阿姨某种程度上就像家里的一分子。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刻，阿姨要新买一辆电瓶车，特别考虑要带后座的，她说这样方便帮我接孩子放学。

　　眼下这位钟点工李阿姨已经在我家工作超过了5年，目前还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老年护理的培训。她说自己要去拿养老评估师、养老照护内训师的技能证书。明显感觉到，这位年近60的湖北阿姨充满干劲，在家政领域内显得非常抢手。

　　“我以前觉得做家务谁不会啊？”李阿姨说，可是到了雇主家才发现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从智能电器怎么用，到实木地板怎么擦，从幼儿营养餐如何搭配，到老人褥疮怎样护理，桩桩件件都离不开专业技能，并非只靠日常生活经验就能应对。

　　“不会就学！”工作之余，李阿姨积极参加人社部门和行业协会组织的家政技能培训，数年间把家政相关的证书拿了个七七八八。像李阿姨这样的来沪务工人员并不少见，她们生活积极，对自己的职业技能有追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阿姨虽然不是上海人，却已经深深地融入上海日常人家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来，上海阿姨群体呈现出多元化、高端化的发展趋势。随着上海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对高端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日益增长。1995年，上海首批35名经培训的涉外保姆上岗，她们大多是下岗女职工，最大的挑战是克服“从工人到佣人”的心理障碍。

　　经过几十年发展，涉外保姆队伍从以本地下岗女职工为主，变为苏浙皖保姆大量涌入，再到如今中西部地区妇女加入。她们大多在35岁到50岁，也有高学历年轻人入行，“英式管家”“双语保姆”等新职业应运而生，一些具备外语能力、国际视野和高端家政技能的阿姨成为市场宠儿，她们的服务对象往往是外籍人士或高收入家庭。阿姨们不再只是家务的执行者，而成为了家庭生活品质的设计师和管理者。这种观念的转变，标志着上海阿姨群体已经完成了从传统服务者到现代专业人才的蜕变。

　　可以预见，在人口老龄化加剧、二孩政策实施和双职工家庭增多的今天，家政服务的社会需求只会更加旺盛，未来的上海阿姨可能会更多地承担起情感陪伴、个性化服务和特殊人群照护等机器无法替代的工作。

　　当我们在清晨的小区里听到那声熟悉的“阿姨”呼唤时，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称呼，更是一段城市记忆，一种生活温度，一份生命礼赞。记者｜陈冰